大約2000年前後，我在價值觀念上還是一個完全的自由主義者，相信西方的普世價值，相信西方的普世制度最終將一統全球。實際上，受過顧準思想燻陶、經歷過中國改革開放、甦東冷戰失敗的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很難不接受自由主義，而視共產主義為空想。

但是，我的自由主義信仰有點不夠“純粹”，因為我同時認為，自由民主的實現還要講條件、顧現實、需要循序漸進，不能不顧客觀條件急于求成；也不能說，只要有了自由民主，就什麼問題都能解決，一切好東西都會水到渠成。我當時認為，憲政民主確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中國最終也要走到那一步，但憲政民主制度的有效建立，須以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作為前提，即經濟發展到相當程度，人們收入的普遍增加導緻社會結構的變化，由金字塔型變為橄欖型，中產階級成為主導性力量，社會矛盾大為緩和；沒有這個條件而拔苗助長，結果很易淮橘成枳；同時，不發達國家在走向中產階級社會的過程中，為了促進經濟增長、保持社會穩定，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權威和中央政府——就是因為這種思想的不“純粹”，我與一些“純粹”的自由主義者發生了爭論。在多次的爭論過程中，思想逐漸發生變化。現在自我審視，從那時到現在，大的思想調整有兩次。

第一次是2004年顧郎之爭前後，看了黃紀甦先生的文章《高高低低話平等》，很有觸動，發現原來嗤之以鼻、視之為痴人說夢的社會主義，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于是思想開始有所左轉。黃文的主要意思是：確實，社會主義平等理想就現狀而言是空想，但平等畢竟是好的，是可欲的，而現狀又已經極不平等，現在，我們不要求馬上就有多麼平等，只要求比現狀相對平等一些，這總是合理的吧？如果說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平等現在不可能實現，那麼一萬年後總有可能吧？我們從現在開始，就朝著這個方向努力，這也是可以的吧？——這種承認現實、立足現實的論述，很有說服力。更重要的是，文中他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概念：“比較意識”和“比較性競爭”，這可以說是解讀人類歷史奧秘的一把鑰匙。其內容大約為：人始終處于與他人的比較之中，一是希望自己比他人更好，二是看不得別人比自己好，差距大的話，就會產生不平，希望抹平這種差距；所以，人時刻處于“比較性競爭”的漩渦之中。這是一種完全不同于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社會理論，我認為，牠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變化的最大心理動因。

這一次的思想調整，并沒有使我否定自由主義的價值，只是在原來右的價值基礎上，加入了一些左的價值因素，對自由主義有了更多的反思能力。

第二次是2008年發生的西方危機，使我開始懷疑西方普世價值及其社會模式的“最終性”：今天的世界各國，是不是都必須走向西方式憲政民主，歷史是不是只有這一個出口？因為與馬克思主義一樣，西方的普世價值理論也同樣宣稱自己的絕對性，所以，牠同樣必須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作為自證的前提；一旦在實踐中遇到挫折，其理論本身就面臨危機。結合中國以不同方式、不同路徑，保持了長達30年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不斷進步的事實，顯然，西方模式有點相形見絀。在這種經驗事實面前，有理性能力的人不得不反思：是不是必須不顧眼前事實和客觀趨勢，仍然先驗地將西方模式設定為未來唯一的正確出口？雖然上一次20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現在看來只是曇花一現，但難道就因為如此，就必須判定這一次也一定是曇花一現？畢竟，人們對西方模式的信任，最大原因還不是自由主義理論家的舌綻蓮花，而同樣也是因為近代以來西方一直高歌猛進的事實。然而現在，西方的這種進步勢頭似乎正在逆轉。

更進一步地思考可發現，歷史經常變向，而不是奔向原來以為已經確定的出口。不妨假想一下，如果盛唐時期的中西交流很充分，相對落後的中世紀歐洲認為，盛唐的發展代表了人類歷史的方向，并從中提煉出一些普世價值，以之改造自己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那麼很可能，工業革命不會在西歐發生，人類今天的歷史也會截然不同。

所謂理論的適應性，不僅包括對現在國情的適應性，也包括對未來變化的適應性。既然歷史是經常變向的，就誰也不可能真正知道未來是什麼樣，那麼，就沒有任何一種理論所描述的前景是必然的，不管牠是馬克思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因此，中國完全可能從自身的優勢和經驗出發，走出一條新路，為人類歷史找到新的出口。說到底，自由主義也只是西方局部經驗的產物。如果說，因為自由、民主、人權等都是好東西，在價值和感情上不願意放棄，那麼，可以把牠們都整合到新的價值體係中，只是未必還能佔據優先、核心的位置。畢竟，自由、民主、人權的優先性，是由西方話語體係論證和賦予的，牠既非與生俱來，也非天賦、神授，所以，絕不是不可改變的。

如果說第一次思想調整只是量變，第二次就堪稱質變，牠徹底動搖了我原來的價值根基。但與中國學派一樣，我對于自己新價值的深度構建，還有待時日。現在，只能說自己是個鄧小平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