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看好中国？老外在中国住近40年

《多维新闻网》9/29/2017

以最高规格举办的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经拉上帷幕。来自130个国家的1,500名宾客参会，其中包含29位国家首脑和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

　　会议共取得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然而在这些数字之下，“一带一路”到底意味着什么？多维就此采访了Lawrence Brahm先生。Brahm先生中国居住近40年之久。

　　他还有个很中国的名字——龙安志。

　　多维： 在5月中的“一带一路”上，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Jyrki Katainen）重申了欧盟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意愿。然而，6个欧洲国家在15日的一个有关"推进贸易畅通"的平行会议上的反对态度，着实在过去几天激起了不少舆论的关注。您对于欧洲和欧盟在一带一路上的态度有何评论？

　　龙：我认为他们十分谨慎。欧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华府的影响，他们没能从“华盛顿共识”中形成独立思考架构，从而如今在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时，觉得受到了威胁。

　　一带一路正在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后二战时代成型，铸就了美元的独霸地位，乃至铸就了美国跨国企业的独霸地位。而美国联邦储蓄系统（美联储/Feds）的经济政策也影响了欧洲各国中央银行的政策，乃至在当下的欧盟时代继续影响欧洲央行。

　　然而突然间我们发现第三世界正站上舞台。这些曾经被欧洲国家殖民、被美国的全球美国化政策主导的国家，现在正相互联通，成为一带一路的一部分，并借此开始崛起。

　　当我出席“一带一路”论坛的时候，我无法不联想到当年的“不结盟运动”，然而这一次这些国家却并非为了革命而联合，乃是为了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联通性，以及金融合作。毫无疑问，这些才是为欠发展国家带来发展的途径。而中国目前所采取的“经济第一、政治其次”，“务实际而非务理论”的方式，并不是“华盛顿共识”所希望听到的。

　　我认为欧洲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媒体影响，而后者又是被“华盛顿共识”所影响的。这两者都没有尝试去理解“一带一路”上正发生的事，也没有尝试去理解为什么这些沿线上的国家希望参与其中。

　　多维：提到欧盟，就不得不提英国，因为英国的表现十分值得注意。财长哈蒙德（Phillip Hammond）表示英国是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您认为为何英国的反应与欧盟如此不同？

　　龙：作为一个经济体，英国足够稳固，以至于不需要听从美国的话。

　　多维：而欧盟就不是吗？

　　龙：没错。英国的经济足够稳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过去几年间我曾多次与英国外交官交谈，他们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关注着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英国人是很现实的，他们的务实重商精神令他们看到了机会。而英国的经济本就已经更多地与发展中国家对接。

　　我会说，纽约是一个有着国际人口的美国城市，而伦敦却是个国际城市。在这里亦可以看到非洲人、中东人、中亚人、南亚人，这使得这个城市以一种国际化的视野观察这些“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国家和地区。

　　这当中的关键则是金融。因为伦敦和纽约、香港一样，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作为一个清算中心，伦敦将在未来人民币兑换中发生重要作用，这对英国经济也至关重要。

　　这是个巨大的机遇。未来在全球范围内包括绿色产业、基础建设领域等方面的财务活动若以伦敦为中心，将会是英国参与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式，这对英国也是有益的。英国人对于什么对自己有益极为情形。这也就是为何当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最初成立时，英国不顾华盛顿的劝阻，在第一时间加入。

　　多维：您提到一带一路可说是正在取替布雷顿森林体系。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大构成因素就是“马歇尔计划”。如今不少西方媒体也正在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您认为这两者可有可比性？

　　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况。我不认为有可比性。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在二战之后，通过基建投资重建欧洲被战争摧毁的各国之计划。与美元的独霸地位以及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成型的金融体系一起，构建了欧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等。马歇尔计划本质上是个美国政策，它帮助美国凌驾在欧洲之上，并且建立了军事组织北约（NATO）。

　　一带一路却完全不同。较之马歇尔计划，它更为松散。主要是中国向外传授自己“要发展、先修基建”的发展经验。

　　关于这点，让我说回1981,1982年。当时我是一名在香港读书的学生。我记得当时坐火车去罗湖，并且过境去见证刚刚设立的深圳新区。深圳当时还只是个渔村，空无一物。若不是中国政府对深圳进行的大量基础建设投资，香港的投资者是不会到深圳去的。如果没有公路、铁路和港口，货物就不会流通。这个经验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是在基础设施的不动产投资之驱动下实现的。

　　与此同时，出于防备未来他国侵犯的原因，毛泽东以“三线建设”的政策将中国的很多工厂都设在内地。这就形成了一个和今天“一带一路”上很多国家的条件像似的情况。一带一路上很多国家都是内陆国，既没有港口，也交通不便。因此长期缺乏投资，没有工厂，没有生意，他们既无法将商品运出，也无法将货物运进。

　　因此中国将内陆城市联通的经验对这些国家而言就极为宝贵。朱镕基在1990年代先后以副总理和总理的身份，大力铺建铁路，随后又建设高铁，再升级机场，升级港口码头，这被视为头等要务。这个经验对所有国家都有用。尤其是中亚、东欧、以及非洲的众多内陆国家。

　　因此一旦这种经验被广泛借用，我们便能看到一个宏观计划。

　　多维：在过去30年间，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大幅变革。您个人有怎样的观察？

　　龙：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政策主要以规避参与、纠缠和冲突为主，以图建立起自身的经济。这是很聪明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尝试过将中国拉入冲突，比如阿富汗和中亚，声称中国需要表现出一个相关国该有的样子，需要参与其中。但是中国一直回避，不愿卷进冲突。

　　恰恰相反，中国其实做了不少促进和谈的努力，比如在南苏丹。即使是奥巴马和伊朗之间的核协约，中国其实也是一个重要参与者，是中国促使伊朗改变其核发展轨迹，避免核武器化。因此中国可算是一个“安静的玩家”，一种“低调外交”的策略。

　　当年中国也曾尝试推动阿巴斯和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我也参与到了其中。当时两人都在北京，虽然最终没能成功，但是却依旧是一次尝试和努力。所以中国与其参与到纷争当中，反而有着不少类似这种调停的工作。我认为这是重要的。

　　中国外交的另一个策略即是以生意为主导。中国不担心政权更迭，不尝试去操纵他国谁人主政，又或是影响他国国内政党的强弱，而只与当权政府打交道。因为不管怎样，当地的事宜都是由当地的人民来决定的，无论是通过战争、革命或是选举。中国抱持着“这和我无关”、“谁当权我就跟谁做生意”的态度，并采取着极为务实的方法。作为回报，这也让很多国家更为信任中国。

　　如果我们回顾1960年代，会发现中国除了国际外交以外，还有党际外交，这造成了很多冲突。因为当时比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共产党都试图颠覆当地政府。因此这令当时的中国外交政策自相矛盾。而如今已经不是这样了。

　　现如今就是直白明了的以经济和生意为驱动，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政府对政府的外交。

　　多维：您个人对邓、江、胡、习年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有和感触？这些时代是否有这鲜明的不同？又或是您认为这是个连贯性的渐变？

　　龙：巨大的社会变革，汹涌而复杂。

　　一段故事往往更能直击核心，因此我说一些个人的观感吧。犹记得我1981年以一个学生的身份来到中国时，看到人人都穿着蓝色的工人衫或是绿色的军人装，除此以外再无其他。我记得我曾送过一小瓶香水给一位帮助过我的女孩，而她却因过于资本主义和过于奢华而受到批评。朴素的年代刚刚结束，即使要买食物也需要“粮票”，人人也会为此在商店前大排长队。

　　突然，1980年代来了，经济试验开始了。人们开始在意衣服、手表等物质商品。当时人们期待着出国，去到海外。

　　90年代来临，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第一次有身居如此高位的人亲口讲出“市场经济”。转瞬之间，市场为之癫狂。中国几乎进入了一个盲目崇拜金钱的时代。人们憧憬着改善。

　　而今天的年轻人的观念却又大不相同。当我去加德满都之时，见到中国的游客下飞机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涌入塔美尔区，将自己打扮成嬉皮士，又或是穿上沙丽。他们希望尝试新的事物，他们周游全球。众多在海外学习多年的中国人重新回到中国来工作，因为这里才有机遇。这是个完全不同的全景，社会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而现在最根本的情况，则是灵命的空虚，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茫然。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普遍的看法都是“只要外面有的我都想要”，很多中国人，所有富裕的中国人都送他们的小孩去学芭蕾、钢琴或小提琴，因为这是西方的象征。

　　我其实希望看到他们送自己的小孩去学古琴、功夫、太极或气功。这些来自过去的，有着浓厚文化象征的符号，对未来的生理心理安康和自我身份的认知都有着巨大潜力。

　　因此我认为我们即将见证一个中国价值观的文艺复兴，以及传统艺术的迸发。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其实都已被抛弃，但却随着年轻的一代人而回归。

　　多维：一个针对您个人的问题，最初是什么驱使您来到中国？又是什么驱使您留下？

　　龙：每个人都问我为什么来中国，而在过了40年之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可能是关乎我的前一生或是前几生吧？或许我只是重新回到了我在前生中居住过的地方，大概也就不过如此，我只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