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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在中国革命最黑暗的时刻，周恩来给冷少农布置了一项任务。到南京去，投奔何应钦。

冷少农是何应钦的贵州同乡，也是何应钦在贵州法政学校时的学生。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副总教官何应钦将冷少农推荐给周恩来，成为政治部秘书。

此刻，何应钦成了国民党军事训练总监部总监，周恩来成了国民政府通缉的要犯。

周恩来告诉冷少农，你到南京立足后，如果有人找你，说是赵华光派来的，那就是我派去的联系人。

何应钦见冷少农来投奔很高兴，不知道这位小同乡已经成了共产党的人，遂任命他为总监部的上尉秘书。

冷少农成为周恩来情报大棋里的第一颗闲棋冷子，在对手要害部位落了脚。

2

4个月后，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设立中央特科。陈赓和阚尊民调入特科担任情报科正副科长，在周恩来指挥下着手情报布局，打入与拉出并用，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以及鲍君甫等人逐渐在国民党警特机构里占据要津。

中央特科成立半年后，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在英租界的同孚路主持了一个小型会议，参会者大都是南昌起义后撤回上海的军事干部，中央决定派遣他们分赴各地从事地下兵运工作。与会者中有黄埔五期的靖任秋，还有一期的侯镜如。

靖任秋几十年后都记得周恩来说的一句话：情况可能变坏，可能会找不着组织，你们要准备各自为战。后来真的找不到组织了，靖任秋按照周恩来的嘱咐开始“各自为战”，后来成长为策反专家。侯镜如没有“各自为战”，掉头去找了国民党，不过，周恩来的教诲余音在心，二十年后他又一次掉回头来。

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见了一位叫冀朝鼎的年轻人，他在芝加哥大学读历史和法律，在欧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周恩来劝他不要急于回国，在中山大学学习结束后，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以图长远。

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还从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选调毛齐华等六人参加苏联举办的“国际无线电培训班”，选调涂作潮等四人到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共秘密电台的开创者和中坚力量。

周恩来从莫斯科回上海，途经沈阳时，一边检查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一边着手布局东北情报工作。回上海后，派遣中央特科的邵扶民化名蔡伯祥到沈阳，与已经打入东北讲武堂的赵唯刚会合，成立满洲特科。满洲特科在搜集情报、营救同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0年钱壮飞受徐恩曾派遣到沈阳搜集张学良的情报时，满洲特科提供了重要支持。

周恩来回到上海后，接到了一个国民党军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此人名叫张克侠，是西北军的军官，冯玉祥的连襟，参加过北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张克侠申请入党的同时，还申请去革命根据地大干一场。周恩来批准了张克侠入党申请，没有同意他去根据地。他让人转告张克侠：待在西北军，掌握国民党的部队，作用更大。将来在关键时刻发动起义，就是大功一件。

于是，秘密共产党员张克侠回到国民党军队里踏实苦干，一直干到了第三绥靖区的中将副司令。
此期间，周恩来还特批“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安排陈赓与杨度单线联系。此后杨度为中共提供了情报以及多种难得的帮助，令周恩来终生不忘。

3

冷少农在何应钦身边踏实工作，深得信任。一天，黄埔一期的陈赓突然来访，陈赓的一句话让冷少农又惊又喜：我是赵华光派来的。从此，冷少农与“赵华光”之间有了专门交通线：冷少农—钱壮飞—李克农—陈赓—“赵华光”。

不久，何应钦就任武汉行营主任和南昌行营主任，奉蒋介石之命，制定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这些计划，很快就由冷少农送到了“赵华光”手里，为苏区反围剿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武汉出了大事，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大难临头。
钱壮飞得到情报后立即报警，周恩来部署应变，党中央躲过一劫。

陈赓因顾顺章叛变必须撤离，周恩来调潘汉年接任情报科科长，杨度也交由潘汉年联系。陈赓从此由隐蔽战线转入军事战线，潘汉年则由文化领域转入了情报领域。

在此之前，龙潭三杰、鲍君甫等人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中，都立了很大的功劳。前不久关向应被捕，被抄走了一箱子文件，英国巡捕整不明白中文，请鲍君甫帮忙。陈赓派阚尊民扮作鲍君甫请来的专家，去鉴定文件。阚尊民按照周恩来的嘱咐，把重要文件暗地带回，留下了一个鉴定结论：都是一些学术材料。这个结论与关向应的学者掩护身份完全吻合，为成功营救创造了条件。

周恩来在顾顺章叛变后不久，也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央军委情报科科长曾希圣与周恩来同期到达瑞金。在苏区，周恩来指导曾希圣开创了对国民党密码的破译工作，从此，无线电情报成为掌握敌情的一个重要渠道。

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得知前方国军在登仙桥大败后，写了四句诗：“豆萁相煎骨肉残，满目凄凉心已寒。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写成后，没有给外人看，只是用电报发给了在上海的太太。电报被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截获破译，报送给周恩来。周恩来记住了这名当年黄埔学生表达心境的小诗。

中央特科在1935年结束工作前最困难的时候，还着眼长远，安排进步女学生沈琬考入浙江省政府，成为速记员，为今后的情报工作埋下了伏线。

4

周恩来的情报大棋里，不仅有中国象棋围棋，还有国际象棋。中央特科干部王学文因为有日本留学经历，受聘在上海的日本间谍学校同文书院里授课。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本学生对老师的学问与思想十分敬佩，向往马克思主义，反对日本侵华。周恩来听了王学文的汇报，指示他关心培养这些日本进步青年，将来必有大用。

周恩来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动身前的一个下午，带领张文秋来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见了一位外国人。周恩来向张文秋介绍说：这位是共产国际方面的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周恩来安排参加左尔格小组的，还有几位中国同志。左尔格小组在完成共产国际情报任务的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国民党剿共的军事情报，通过这些中国同志转交给了中共中央，为苏区反围剿做出了贡献。

5

国民党几次围剿失败后，何应钦疑心内部情报泄露。冷少农受到怀疑，但没有证据，被调到南京三民中学。不久后被叛徒出卖，1932年6月就义。

中央红军长征到瓮安猴场时，周恩来记得这里是冷少农的家乡，他找来陈赓、李克农和钱壮飞，商量派两个贵州籍战士去看望冷少农的家人。两位战士化装成商人，买了点心，带着周恩来给的十块大洋来到了冷少农家，说自己的老板是冷少农的朋友，老板因在县城脱不开身，委托他俩前来探望冷少农的老母妻儿。还说冷少农在外面做事，一切都好。

长征出发前，周恩来批准谢和赓离开西北军，回家乡广西，通过关系投奔李宗仁、白崇禧。几年后，谢和赓成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全面抗战期间，谢和赓奉命给白崇禧写演讲稿，完稿后吃不准，通过李克农送给周恩来修改。润色后的讲稿让白崇禧十分满意，谢和赓也因此更受器重。

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志丹向周恩来汇报大革命时期在西北军发展党员的情况，提到一名发展对象，名叫“韩圭璋”，周恩来的超强大脑记住了这个名字。

为粉碎蒋介石对延安的围剿，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和李克农出面与张学良谈判。张学良说自己身边有一个名叫刘鼎的共产党朋友，希望带他一起参加谈判。周恩来和李克农有些纳闷，不知道这个刘鼎是何方神圣。及至见面，周恩来和李克农哈哈大笑，这不是阚尊民吗。
原来阚尊民在顾顺章叛变后转移到闽浙赣苏区，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捕，自己越狱逃出，来到上海，辗转经过宋庆龄介绍给张学良。他化名刘鼎与张学良交谈后，深得张学良欣赏与信任，就此留在了张学良身边。

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见到了率部驻守西安的李默庵，师生叙旧时，周恩来说：“我记得你有一句诗，写得不错嘛：‘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李默庵顿感不明觉厉。待周主任解释后，李默庵对老师麾下的无线电情报能力也是服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放了蒋介石，自己反被扣押。阎宝航是张学良的至交，国民党知名人士，他竭力营救张学良，却屡屡上当受挫。他在最苦闷的时候，遇到了周恩来，他真诚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帮助。
周恩来后来的几次谈话使他深为折服。阎宝航从过去对共产党怀有钦佩之情，逐渐转变为想要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在审查阎宝航入党申请时，有同志认为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社会关系太复杂，不同意吸收他入党。周恩来说，发展党员不能只看出身，主要要看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阎宝航关系复杂，但他能做的事情，能起到的作用，是我们难以替代的。阎宝航后来做出的贡献，没有辜负周恩来对他的信任。

6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底，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武汉。周恩来听说胡宗南正在从青年学生中招收战地服务团，决定选派同志应聘。根据周恩来提出的条件，熊向晖被选中，并在面试时以不凡的表现得到胡宗南欣赏。

周恩来给熊向晖布置的任务是，做闲棋冷子，推动胡宗南抗日，如果胡宗南追随蒋介石反共，再发挥情报作用。

沈琬也来到了武汉。她两年前考入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后，以良好品德与出色工作得到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赞许。日军逼近杭州，沈琬随浙江省政府南迁金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此番来到武汉，是为了寻找党组织，并想就此脱离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的组织里投身抗战。

周恩来指示沈琬，不仅要留在国民党里面，而且要争取进入国民党中央机关。朱家骅已经升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周恩来鼓励沈琬去找这位老上司。朱家骅见沈琬千里迢迢赶来要为党国效劳，十分高兴，不仅答应安排她在中央党部秘书处担任速记员，而且为了解决她的国民党党员身份，决定给她办理“特别入党”手续。此后，在国民党召开中常会等重要会议时，沈琬就常常和蒋委员长同框出镜。

金山早就是秘密党员，此时他率演剧二队到武汉演出，见到周恩来，要求去延安。周恩来要他留在国统区，建议他到五战区，给李宗仁部演出他们的新编话剧《台儿庄之战》。金山此行与李宗仁、白崇禧结下了很深的交情。李、白认为金山不仅是电影皇帝，还是很有政治头脑的社会活动家，可堪大用。

张克侠随冯玉祥也来到武汉，第一次见到九年前批准他入党的周恩来。

谢和赓在武汉也见到了周恩来，不过场面有些尴尬。那天谢和赓受朋友之邀，来到郭沫若家聚会，他还乘兴写了一幅字，正在众人喝彩之时，周恩来走了进来，看到眼前场景，微笑着和客厅里的其他人一一握手，却视谢和赓如同陌路人。

第二天，董必武通知谢和赓见面，批评谢和赓不应该去郭沫若家。郭沫若虽然担任国民党的三厅厅长，共产党员的身份是保密的，但是，在国民党眼里，写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这位著名学者，无疑是戴着红帽子的。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跑到这个圈子里，消息传出去，会有什么后果！

董必武说，恩来同志让我转告你，如果以后再发现这种情况，就要考虑你党籍的问题了！

慈不掌兵，谍战同理。

7

抗战期间，周恩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获得了两份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战略情报。

一份出自阎宝航。

那是1941年初夏的一天晚上，阎宝航在重庆出席了一个欢迎德国军官的酒会，发现国民党高官的表现异样兴奋。阎宝航询问于右任，原来是驻德国武官桂永清带回了一个消息，德国要进攻苏联了，时间大概在6月20日前后一个礼拜。这个消息又得到了孙科的证实。情报很快到达斯大林手中。

半个世纪后，俄罗斯授予阎宝航“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正如当年周恩来所说，阎宝航关系复杂，才能起到我们起不到的作用。

另一份出自中西功，他早已由王学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隶属潘汉年情报系统，公开身份是日本“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主任。

那是德国侵苏后，日军如果同时北进，苏联将腹背受敌，形势危殆。苏联发电要求中共派遣八路军主力北上，牵制日军。中共中央面临两难选择。八路军劳师远征不仅是兵家大忌，而且对中国抗战全局大为不利。但是苏共中央求援心切，中共党内也有声音力主出兵。

当时日军有向北与向南两种可能，准确的情报至关重要。中西功接受情报任务后，冒险返回日本，得到许多第一手信息，再回上海满铁查阅研究情报资料，得出日军必将南进的明确结论。中共将情报转送莫斯科，化解了难题。斯大林立即从东线抽调26个精良师增援西线，莫斯科保卫战一举扭转战局。

8

抗战期间，蒋介石一方面数度谋求与日本媾和，一方面多次掀起反共高潮。

沈琬把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一系列秘密反共文件及时报给党组织，使党中央在应对反共高潮时心中有数。

熊向晖在胡宗南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后，结束了闲棋冷子的状态，数次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事部署报给中央，毛泽东称赞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冀朝鼎在莫斯科与周恩来分别十三年后，1941年学成回国，担任了山西同乡孔祥熙的私人秘书，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回延安前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信：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

冀朝鼎不负重望。中统创始人陈立夫对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陈立夫一直怀疑冀朝鼎是共产党，但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却对冀朝鼎信任有加。陈立夫曾让中统给孔祥熙打招呼，说冀朝鼎是共产党。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反问：“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孔祥熙沉吟许久：“我看不像。”陈立夫认为，冀朝鼎为共产党工作，在国民党财政方针方面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损害国民政府的信用。

陈立夫在回忆录里举例，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尽失人心；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提出按六折还本，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国民政府后来又发行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宋子文却不予兑现。陈立夫说：“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陈立夫的话，真是有意思。

9

1942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秘密会见了国民党第16军中将参谋长韩练成，听他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希望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的迫切愿望。周恩来谨慎地表示：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党员，希望韩将军在国统区好好工作，为国家、为抗日统一战线作贡献。

谈话结束，准备送客时，周恩来问：“韩参谋长，听你介绍，大革命时期你也在西北军，当时西北军有一位与你同姓，叫韩圭璋的人，你认识吗？”韩练成惊答：“我就是韩圭璋。”周恩来紧紧握着韩练成的手：“刘志丹同志早就说起过你。欢迎你归队！”

从此，韩练成开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后，韩练成率国民党第46军登陆海南岛。蒋介石对他说：“你去海南，一是受降，二是剿共。”张发奎向韩练成交待：“要趁共产党还没来得及把琼崖游击队提到和谈的议事日程之前，把它消灭在这个孤岛上！”

周恩来给韩练成发去亲笔密信：“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局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酌定……”

韩练成打算以收编的名义，变相将琼崖纵队保护越来。但是，琼崖纵队领导人冯白驹不知道韩练成是自己人。

结果，韩练成在一次出行时遭到琼崖纵队的伏击，腰椎受伤，回南京治疗。张发奎借机派员登岛指挥46军围剿琼崖纵队，使琼崖纵队遭受重创。冯白驹不明就里，对韩练成和他的46军恨之入骨。

靖任秋“各自作战”一段时间后，终于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抗战期间打入孙殿英部队开展兵运工作。解放战争初期，受党组织委派，成功策反高树勋起义，开启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的先河。

1947年莱芜战场上，李仙洲率部突围的关键时刻，担负右翼掩护的46军军长韩练成突然失踪，部队大乱，加速了李仙洲集团的被歼。

韩练成在共产党协助下跑到南京，还得到了蒋介石的称赞：“一俟跑出，即刻返京，极其忠勇可嘉。”直到后来韩练成到了解放区，蒋介石还埋怨何应钦：“都是你们逼的！如果不是你们贬他一个中将当旅长，他怎么会走！”

1946年夏天，周恩来在南京进行停战谈判期间，秘密接见了八年未见的张克侠，要他争取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部队起义，从国民党军内部去打击顽固派。

淮海战役中，张克侠与何基沣率部起义，截断了黄百韬集团的退路，淮海战役胜利走出了第一步。
淮海战役期间，潘汉年情报系统获得一大批国民党军事部署情报，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发报量骤增，不幸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李白的事迹可歌可泣，拍摄成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作为一名优秀的秘密电台人员，他的老师，就是当年周恩来在莫斯科选调去学习无线电的涂作潮。

侯镜如当年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没有“各自为战”，进了国民党的部队，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侯镜如即使不是返回国民党内卧底，也是长期身在曹营心在汉。尤其是在锦州战役期间，他的所作所为让老蒋实在看不下去，严加训斥后把他调到塘沽任职。

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和老蒋形成鲜明对照。1948年12月23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部署平津战役，电报里专门写了一句话：“关于保护侯镜如，请告塘沽前线注意。”看来，侯镜如早就是自己人了，后来在福州率部起义，只是捅破了窗户纸而已。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派国民党代表团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他特别安排当年在五战区结交的好朋友金山担任代表团顾问。于是，金山白天和国民党代表一起讨论如何对付共产党，晚上与李克农秘密约会，汇报白天的讨论内容。

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渡过长江，沈琬来到解放的上海，从地下工作转到地上，穿上了解放军军装。上级领导说，上海刚解放，潜伏特务很多，国民党机关里知道你沈琬名字的人太多，为了安全，你要改个名字。沈琬早先参加革命时曾起了个苏联色彩浓厚的名字——沈安娜，只有家人好友才知道使用。经上级同意，沈琬从此改名沈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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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周恩来安排韩练成和冯白驹在一场晚会上观看京剧《三岔口》。冯白驹至此才明白，他和韩练成当年的较量如同《三岔口》，摸黑打了一场，天亮才知道是自己人。

1968年，周恩来安排鲍君甫住进了秦城监狱。当年顾顺章叛变后，鲍君甫得到陈赓的报警通知，他觉得自己在国民党里有后台，就没有撤离。后来他被关了几天，让张道藩保了出来，当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抗战期间，又出任了伪职。在1968年的那个环境中，他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倒霉是难免的。
为了保护他，周恩来让他住进秦城。周恩来派当年的特科干部李强与陈养山多次到秦城与鲍君甫见面，周恩来打电话嘱咐：要优待鲍君甫。

1975年10月，周恩来病情很重了，7号那天，他从昏迷中醒来，想起杨度，想起他秘密党员的身份少有人知，嘱咐秘书转告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湮没无闻。

《辞海》修订后，“杨度”条目下写了一笔：“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秘史得以大白于天下，人物的历史形象焕然一新。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生命进入倒计时，那天早晨高烧三十八度七，他让人找来罗青长谈话，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说：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

谈话还没有结束，周恩来再次陷入长时间昏迷，谈话就此中止。

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他约见的罗青长，公开职务是中央台办主任，当时未公开的职务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中央调查部部长。

周恩来向罗青长询问“在台老朋友的情况”，让人想起那些在台隐姓埋名的“余则成”们。周恩来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据透露，他提到了鲍君甫。

1927年开创的事业，弹指间，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

那些人，那些事，才下眉头，却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