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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就是力量 • 快乐有益健康 肿瘤院士劝人别轻易开刀 研究癌症一辈子,肿瘤院士劝人别轻易开刀,这6句话一定要记好 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肿瘤专家汤钊猷教,授研究癌症一辈子,与肿瘤打了一辈子交道,然后再他各个场合演讲中,却不推荐癌症患者轻易开刀! 总结了汤教授公开演讲的6句掏心话,句句精彩。 一. 癌症是身体的“内乱”,要恩威并施! 很多人、很多医生都认为肿瘤癌症是身体额外长出来的,一定要开刀切掉才放心,其实大错特错! “癌症是身体长期内外失衡的结果。环境污染等因素是常见的外在原因,而更重要的是人体的内乱,内乱包括神经内分泌因素、代谢因素等,因此,癌症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疾病。”汤教授说。 面对癌症不要怕: 二. 癌症不能一切了之,一刀下去不解决问题! 得了癌症到底怎么办?很多人都认为,消灭肿瘤当然是第一位的,人们用尽了各种办法:从最初的根治性切除,到放疗、化疗、器官移植、微创手术。然而种种“消灭”肿瘤的方法,并没有彻底打败癌症。 消灭肿瘤的方法是一把双刃剑,不论是手术还是放疗、化疗都有利有弊,即使是现在热门的分子靶向治疗也不例外,它可使肿瘤明显缩小,但“皮球打得越高、反跳越高”,消灭癌症之时,也要警惕残癌“狗急跳墙”。 三. 面对肿瘤不能用“攻”,反而用“补”! 汤钊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肝癌临床研究,印象最深的是肝癌手术切除,一台手术动辄10个小时,输血几千毫升,手术后一个月内有二三成病人死亡,五年生存率只有一成左右。 20世纪80年代,汤钊猷发现临床上大量病人是因为肿瘤太大而无法切除,从而没有治愈的希望,为此,汤教授研究把如何把肿瘤缩小后切除,这一研究实现了不能切除肝癌病人五年生存率零的突破。 他还观察到,当西医用化疗攻癌时,如果中药也用“攻”法,病人死亡更快,如果此时中药改用“补”法,化疗的疗效能够提高,病人生存期延长。 四. 我自己生了病,也没有开刀! 三十年前,汤钊猷和他的一位同事几乎同时都被查出患有胆囊结石。 十年后,那位同事的胆囊癌变了,手术之后一年多就去世了。得知此事,不少患有胆结石的同事和朋友都赶紧去做了胆结石手术,汤钊猷却坚持不开刀,如今,他体内的石头依旧与他相安无事。 汤钊猷说,他在生活习惯上和那位患上胆囊癌的同事有三点不同:“第一,我不抽烟,他抽烟;第二,我经常运动,他不爱运动;第三,我吃蔬菜比较多,他比较喜欢吃烧烤。” 除了不抽烟、不吃烧烤,每顿饭都保证一定量的蔬菜之外,汤钊猷还坚持游泳。尽管游泳的习惯从60岁才开始养成,但今年86岁的汤院士已经坚持了20多年,如今他隔天都会游上400米。 五. 游泳也是抗癌良方! 改造机体的方法有很多,汤院士的实践证明,适度的运动,尤其是坚持游泳特别有效。 三年前,汤钊猷在门诊中遇到一位红光满面的复诊病人,在翻阅他的病史后汤钊猷发现,这位病人于2001年查出患有肝癌,经过手术切除后,可第二年就出现复发。再次切除后,于2005年再度复发。无奈之下,这位病人找到汤钊猷求救,汤钊猷建议他使用干扰素,并鼓励他坚持游泳。 五年后,汤钊猷亲自为这位病人进行了超声检查,结果没有发现复发。患者说,这5年来,并没有使用其他方法,就是按照汤医生的嘱咐,除了定期使用干扰素之外,每天坚持游泳20到30分钟。 这位患者在汤钊猷的众多病人中并不是个例。为了找到游泳对癌症患者有益的科学依据,汤钊猷的博士生做了对照研究,该研究的结果发表在了2015年的权威杂志上。 研究结果证明,适度游泳的肝癌患者生存时间长于不游泳和过度游泳的患者。原因在于,适度游泳能提高体内的多巴胺,而多巴胺具有抗肿瘤和免疫调节的作用。 同样的“处方”,汤钊猷也用在了自己的老伴身上,9年前,汤钊猷的老伴被查出患上了乳腺癌,而且淋巴结已经有转移,医生给她的治疗方案是手术加最先进的靶向治疗药物。没想到,老伴的身体承受不了,副反应很大,疗程还没结束只能被迫停下来。 那段时间,见老伴整天闷在病房里,心里很苦闷,汤钊猷说:“你这样下去不行,还是跟我一起去游泳,哪怕每天游50米也好。” 今年,老伴快90岁了,通过坚持游泳,连心率不齐的老毛病也好多了。 不过汤教授还强调了一点,患了癌症,光靠适度运动是不够的,还需要首先设法消灭肿瘤的大部分,然后通过提高自身控癌能力来控制少量的残癌。这与他主张的“消灭与改造并举”方针一脉相承。 六. 防癌要保持“两动、两通”! 汤钊猷认为,要想预防癌症,保持人体的“两动、两通”非常重要。 “两动”就是动体与动脑,除了坚持游泳之外,他近年来一直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有关抗癌的书籍。 【汤钊猷】 专家:汤钊猷,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外科教授,原国际癌症大会肿癌会主席。1930年12月26日出生于广东新会,肿瘤外科学家、小肝癌研究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 。 1954年汤钊猷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之后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工作;1956年至1962年担任天津市立总医院外科副主任;195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至1978年担任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肿瘤组组长;1978年至1988年担任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室室主任;1989年至1994年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8年获得吴阶平医学奖 [2] ;2018年被授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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