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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刚104岁从1921年他流浪了100年

《文学城网》 December 31, 2021

史志刚104岁了,从1921年开始,整整流浪了100年。

他从一个动荡和饥饿的年代走来,被迫落入流浪。可如今,这已经是他主动选择的生活了。他不会选择离开,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再终止他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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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年流浪的终点站

104岁的史老汉自称从4岁开始就在外面流浪,到今年整整一百年了。

史老汉说,这一百年来,他跟随火车四处流浪,走遍了中国的东南西北。早年间,他去过东北三省,感觉沈阳还不错,哈尔滨的火车站就不行了,“在候车室也冷,一两天都走了。”郑州火车站东南西北都通,人流量太大,太挤,过道都没法睡。昆明停留了三五天,“到处有人掏钱,外边休息不安全”。他还提起,自己曾到过两个首都,一个是南京,一个是北京。不过,在前面提到的城市里,“哪里都比不上北京”。总而言之,他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都是一个原则,饭吃得顺口,容易讨到钱,他就乐意待下去。

如今,他坐在深圳北站附近的一个桥墩下,穿着一件捡来的黑色西装外套,贴身的毛衫和工装裤是陌生人买来送的。他带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一个棕色手提包,一个黄色编织袋,里面装着过期的牛奶、饮料。垫肚子的有馒头、花卷,有些已经长了绿色的霉斑。无论老汉走到哪儿,他都会把三个包袱带在身旁,特别是黑色旅行包,那几乎装着他的全部家当——有一床褥子,几件衬衫和裤子,扇子和雨伞,还有一面镜子和一把小剪刀,以便照出那张苍老的面庞,剪掉又长又白的胡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处火车站查得不严,史老汉没有身份证,也从不买票,坐了大半辈子免费的绿皮车,见识过大大小小的省会城市,就是不知道“经济特区”长啥样。1980年,深圳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之后,关于这个城市发达的消息就在流浪汉们之间流窜,史老汉很早就想来这里看一看,说不定还能去一趟紧挨着的香港。

过来深圳之后,史老汉一直混迹在火车北站附近,时而住在人行地下通道,时而睡在河边,时而在街边铺一条毯子。一个多月前,他找到了新的落脚点,就在火车轨道的桥墩下。有人给他送来铺盖卷儿,他搁在百米外的老年健身小广场,那儿有两面墙壁,与顶上的立交桥围成一个夹角,挡风又挡雨。夜里,他和另外三位流浪汉做邻居。他说,这是他来深圳之后,睡过的最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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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老汉起身,准备往桥外挪一挪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从一大清早开始,深圳整个天空薄云密布,似乎没有一个好天气。到了九点钟,却有一丝阳光洒下来,太阳越开越大,“天儿还可以。”史老汉说。

每天早上八点,从深圳开往西安的火车从头顶经过。他在路边摆好一个饭盒,里面放着几张纸币——最大面额不会超过五块,用一瓶酸酸乳压着,以免被风吹跑了。那瓶酸酸乳的外盒黏乎乎的,生产日期是2018年10月,几号字迹不详,保质期十个月,已经过期两年多了。

在街边,老汉从不主动要钱,“不愿意说好话,也不愿意说烂话”,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坐着。

“每天这么坐着,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还不是想多搞几个钱。”他的话语里有几分幽默。

深圳人来自天南地北,同样是讨生活,看到老人家孤零零的,愿意给几个钱。运气好的时候,史老汉一天能搞到400块,“比一般上班的人还多。”另一名清楚内情的流浪汉说。

不过,随着时代更迭进步,人们出门很少带现金了。一位年轻的姑娘,送给了老汉一串棉花糖、一串糖葫芦。另一位姑娘,留下了一杯温热的奶茶。还有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把一颗话梅味的糖果,放在老汉的饭碗里,蹦跳着,牵着妈妈的手离开了。

总的来说,一天下来,送吃食的人不少,史老汉倒也不担心饿肚子。碰到喜欢的,他会多吃两口,不喜欢就少吃两口。退一万步说,即便没人给吃食,编织袋里还有一些坏掉的馒头,“饿不着。”

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很多过路人都知道老汉。一位来深圳十多年的老先生,每天接孙子放学,从这条道路过,看着老汉慢慢变老,自己也慢慢变老。他曾看过老汉的身份证——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包裹着,收在西装的内兜里,上面显示着:

姓名,史志刚。性别,男。民族,汉。出生,1917年3月27日。住址,河南省中牟县韩寺镇兴隆岗村1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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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卡和身份证


那位市民感慨道,“104岁啊,你想想,深圳100岁的老头才不过20来个。”

到了这把年纪,史老汉身上没有一点病痛。然而,一些衰老的特征还是显露出来——褶皱的面孔发黑发黄,颜色跟袋子里变质的馒头表皮有些仿佛。眼角肌肉失去弹力后,左眼皮只能轻微抬起,漏出一条缝,看不太清了,另一只眼还能打开一个小口,露出灰白色的眼球。说话的时候,他的舌头不停打颤,唾沫不受控制地飞溅出来。他的牙齿也快要掉光了,上下各剩了一颗,还在坚持着,让他尚能体验咀嚼的感觉。偶然,路人送来一碗红烧牛肉面,他咬不动牛肉,嚼一个味道,再把肉渣子吐掉。

也有一些不清楚内情的路人会停下脚步。一天上午,一位拄拐杖的七旬老太,去医院取药时经过。这年头,她看新闻报道得太多,一些身家几百万的人还要出来讨饭。她义正言辞地对老汉说,“我可能比你大一点,批评你,不要生气晓得吧!赶快回家!”听旁人解释了缘由,老太太吃惊得捂紧了嘴巴,“104岁?看着不像。”又赶忙向老汉道歉,“刚才对你的看法有点片面了。”

一个扎着皮腰带,穿Polo 衫的中年男性,听了老汉的故事,打趣地说,“河南人才很多啊,驻马店知不知道?”他拿出一瓶白酒,“这是好东西,喜欢喝的话,送给你。”

老太太一瞧,赶忙制止,“年纪那么大了,万一高血压,喝出毛病了。”

“以后是不是要问我负责?”男人想了想,又把白酒拿了回来,“算了,还是别喝了。”

一个自称是派出所巡警的小伙上班路过,对老汉说,“深圳蚊子叮你那个脸,拿点钱去买花露水。”他观察到老汉的眼睛,又补充道,“你的眼睛不行了,要去买一下眼药水。”

“我什么水都不用。”老汉这才淡淡地搭理了一句。

尽管日子落到了这般光景,史老汉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最近几天,深圳早晚天气变凉,有好心人给他送袜子,还有一双黑色的方头布鞋。一位50多岁的流浪汉打这儿过,说自己还不如老汉,“我就只有一双拖鞋穿。”

他盯着史老汉脚上的那双新鞋,又感叹了一次,“我就只有一双拖鞋穿。”

2、逃荒

时间快到正午,太阳升到了头顶,晒到了老汉的包裹。他站起身,提着几十斤重的家当,往阴凉处移了移。

在老汉一生的记忆里,关于饥饿和死亡的部分尤为深刻。他反复讲述,一岁时,母亲去世了。父亲把他托付在熟人沈家,在外面讨生活,一年到头不回去。那时候,沈家夫妻已经五六十岁,他们没有地,打不着粮食,经常一天就吃一个馍,有时候一顿都吃不上。

1920到1921年,史志刚从三岁长到四岁,华北地区发生大旱灾,波及五个省份,河南也在其中,资料记载灾民3000多万人。一位救济人员说他在河南20年,从未看到如此多的儿童被贩卖,男孩被卖作养子,价格从3元到80元不等。更多人选择背井离乡,去别处寻找生机。也是在那一年,史志刚的父亲回到了村庄,决定带着三口人逃荒,往西走。

史志刚记得,一路上,大片都是逃荒的人群。有的推着车,有的挑着扁担,有的挎着包袱,还有的什么都没带,空着两手。史志刚说,父亲当时推了一辆独轮车,装着被褥和其他家当。一开始,他们和沈家老人走在一起,后来到了火车站,人太多了,不小心失散了,就剩下了父子俩。那是在一个天不太冷的时节,他打着光脚,跟走在父亲身旁,“没一件衣服,没有裤子,也没有鞋子。”

他们沿着火车轨道,一路向西,时而扒火车,时而步行,天黑了就在路边睡。一天夜晚,他和父亲宿在一间小小的土庙里,里头供奉的神仙也是土做的。一夜过去,到了第二天早晨,父亲却没有醒来。两个汉子走进来,叫唤着躺在地上的男人,才发现,已经没有气息了。

“他们对我说爸爸死了,我都不懂死是啥,也不知道哭。”两个汉子抬着他父亲的尸体,在前面走得很快,他的脚力撵不上,跟着慢跑起来。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山坡上,忙活了将近一个上午,才挖了一个土坑,把父亲浅浅地埋了。整个过程,他都在旁边沉默地看着。

之后,史志刚跟着两位陌生人回了家。主人家让他干活,他连割草也不会,不乐意待下去,决定回村子里,寻找沈老头和老太。他说,他还记得村庄的名字,也记得爸爸的名字。一路向东,他顺着火车的轨道返回,走了好长一段时间,还真回到了村子里。

然而,沈家老人却没有回来。邻居好心收留了他,可粮食太过紧张,史志刚吃不饱,才又重新去了火车站,开始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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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刚睡在街头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少孩子的父母或因战争而去世,或因生活所迫而离家。在车站,史志刚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同龄人,他们每一日都在找吃的和住的。史志刚不敢往饭馆里去,站在小摊前,看着别人买馍馍,“伸手要一点,人家就这么掰一点。不伸手还没有那一口。”他们过着有一夜没一夜的生活,时而栖身在车站,人满为患时,就不得不找一面背风的墙壁,缩在角落里睡觉。

运气好的时候,史志刚能在街面上找到空房子,或者去一些破庙里,和各路神仙一起过夜。冬日里,“下雨了,下雪了,搁外头都冷了,一些好心人愿意把流浪的叫到家里,给一顿吃的,给床铺和被子,到了第二天早上,有的还叫吃过了早饭,才说,‘你走吧’。”不过,不少孩子睡不到天亮,半夜三更就起来,偷别人的钱财,被褥也给拉走,跑掉了。

那段日子,史老汉说每一年都有逃荒的人,但他没怎么饿着。直到有一天,他感到街道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城里人都不敢出门了。有人说,日本人打进来了。再过不久,他就看见轰炸街道的飞机,来了一架,又来一架,前一秒还是鲜活的生命,后一秒就变成了尸体。轰炸过后,街面上几乎留不下一个活口。那些不再动弹的躯体,会被拉到村边上,散发着恶臭。史老汉用戏谑的口吻说,“狗不嫌臭,狼也不嫌臭。”

那年代,饿狼和饿狗都太多了,争抢着跑出来,啃噬尸体。

3、被卷入时代的热潮中

一只老鼠从角落里窜了出来。大概是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史老汉正吃着一份饭堂阿姨送来的快餐,有三块鸡翅、炒鸡蛋、蔬菜和米饭。老鼠一边嗅着,一边快手快脚地移步,走到半途,突然折返,不过一会儿,唤来了第二只老鼠。

接着,出现了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

“老鼠也要找饭吃啊。”史老汉说,然后专心地啃起了鸡翅。

为了找口饭吃,战争结束之后,史志刚来到了北京。他记得,那时的街道有了一种喜庆的气象,四处贴满了红色的标语,插着红色的国旗,还能看到领袖的头像。大部分时候,他就在北京火车站待着,冬天候车室里有暖气,“光穿一个薄衫都不冷了,里头也有开饭馆的,吃饭都熟悉了,也不用出去。”

要是在北京待腻了,史志刚坐上火车就走了,去别的城市转一转。他记得,战争年代,很多小地方没有候车室,只有一个小小的房子卖票,人挤来挤去,别说坐位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车站里还有卖廉价铺位的,提供给那些深夜下火车的人,赶一大早火车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日子平稳了,火车站的条件才慢慢好起来。

多年来,他透过火车的窗户,看到国家发生了太多变化,草房子逐渐变成了瓦房,村庄也越来越大。他还主动提到,曾有一年,听说中国人口多了2个亿,“加起来有13亿了,可地还是那么些地。”

“你是担心地不够种,粮食不够吃吗?”

“那咱要饭的不管那个事。”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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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史志刚的早饭是一份肠粉

那些年,史志刚在别处转了一圈,会再回到北京。有时,遇到同是流浪的从别处回来,饿得浑身稀瘦,“哪里都比不上北京啊。”他感叹。不过,北京的候车室里也不好待,有办事儿的查到了,会把他们赶出去,再送回原户籍。

即便被抓到了,史老汉也是不害怕的,“接着流浪就对了。”

只有一次例外。那次,他和一群流浪汉被集中送去了一个钢铁厂,后来才知道是“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偌大的厂子,分白班和夜班,昼夜不停产,史志刚被卷入一股时代的热潮中。他所在的那一支队伍,一共100多号人马。开头一个月,他在那儿白干活,把一些炼坏了的钢材,搬运归拢至一处。到第二个月,他就领到工资了,成了正式工人,“有那个牌,去哪儿都行。”

在那段期间,坐火车要有单位介绍信,油粮布凭票供给。公共交通也讲买月票,史志刚买过几回,五六块钱一张,一个月坐车都不要钱。他去过天安门,看过升国旗,但没往故宫里头去,“排队的人太多”。

回到工厂食堂,人们吃的是大锅饭,流浪汉看见吃的就往嘴里塞,“吃饭都抢。”职工提意见,不让流浪汉进餐厅扰乱秩序。后来,他们就只能在门外,排队领饭。

史志刚说,那一批流浪的,没一个正经人,很多是骗子。年轻的不愿意干活,“会抢,会摸钱,那个来的容易,很多都跑掉了。”他却愿意留下来,原因很简单——有饭吃,有钱拿,是个有身份的人。他在厂子里待了两年多,直到有一天,百号人马不知缘由地被解散。

他从那股热潮中退了出来,重新回了火车站,“该要饭要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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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六点,天快要黑了,下班的人们走在街头

往后,国家又发生了很多变化。知识青年背着包袱,出现在火车站,他们要响应国家号召,去支援农村和边疆。街道上,四处张贴了劳动人民的宣传画,一手拿枪,一手拿着语录。孩子们不上课了,戴着红袖章,坏分子被拉到了大街,站在板凳上。

许多人跟着这些时代的大事件沉浮,史志刚的生活却没受到什么妨碍。那段日子,他过得淡淡的,似乎与那个时代不相关,只需要为自己的生计发愁——年龄逐渐变大,还是没有钱,不知道怎么找对象。他主动聊起,在过去,很多地方可以看见站街女,“以前是明着来,现在是暗着来。”不过,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玩过,“不花那个钱。”

“那你会感到孤独吗?”

“不知道那个事,光吃饱不饿就行。”

“你不希望有人陪伴吗?”

“陪伴,不陪伴,都行。”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在另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里,却显露出他对亲情和陪伴的渴望。一次,他特地回了趟村庄,是想看看沈老头和老太回去没。他说,那是把他养到四岁的人,也算是半个亲人了。可老房子依旧空着,“估摸是死在外头了。”他失落地走了。

还有一次,同村人告诉他,他有一个舅舅的,虽早已过世,但舅母和两儿一女还在。“我去看一看。我走到他们村庄了。他们(表兄弟)都不认得我。”史志刚在表亲家住了二十来天,毕竟不是自己家,他不好吃白饭,也要给庄稼除草,打面粉做馍。一天,一位姓史的同族找上门来,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史志刚又上那儿住了两月,到后来,主人就有逐客的意思了。

“他叫我走就走了,出了那个门,就不愿意回去了,(表兄弟家)也不愿意去了,不是长久的法子。”他说,在那片土地上,他没有真正的家,也没有属于他的房子。

更别提往后,一代又一代人更迭,“回去没人认识我,我也不认得别人。连个落脚喝水的地方都没有。”因此,除了找村长弄纸质的身份证明,盖大队公章这类事,他再也没回过村子里去。

4、流浪的阻碍

下午,街道略微空荡了起来。太阳斜斜的,一点点往西偏倚。

明暗变动着的光线打史老汉的面庞上。他的一天很短,一辈子又长得摸不着边。他从不管几月几号那个事儿,到了一定时候,街头会传来放炮的声响。过路的小孩笑着说,“过年了”,他就给自己加一岁。

来深圳之前,史志刚经常到广州火车站。那时候,人民公社解体了,“统销统购”的政策松动了,很多农村的外出务工,拎着大包小包出现了。那是让史志刚感到不太安全的时期。他在广州遇到过小刀割皮包的,抢钱的,“钱在身上都放不住。”有的文明些,要等他睡着了再掏口袋,有的则是明着要,“有钱没有,拿出来,”他照他们的样子比划起来,“不给就连打带踢,这种人还活着嘞!”他气愤地说着,舌头颤抖得更厉害了。

再往后,政策又收紧了。国家先后发了好几个通知,”严格控制民工外出“,“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要用法律、行政、经济手段实行有效控制和严格管理”。史志刚感到街面上的气氛变紧张了。时常有穿制服的人来回检查,“走在路上,都要问你要证。”他随身带的一张纸质身份证明,早已失去效用,后来被他放在衣服里,洗烂了。他不得不回乡重办,证明的模样也早已变了模样,从原来的纸张,变成了一张小小的卡片。

自打史老汉来到了深圳,时间就跨到了21世纪。街道变得宽容了,他没有再被遣送过。相反地,深圳政府还相当关照,给他办了老年免费乘车卡。城管上街检查,也只是拍照,“最近这几年,我们担心他会出事了,差不多每天都过来看他一下。万一真要是说发烧了,不行了,我们赶快联系民政部门。总不能给人家扛走吧,是不是?”

然而,在新时期里,另一些阻碍老汉流浪的因素出现了。

曾有一家志愿机构出于好意,希望老汉的流浪生活就此停住。志愿者组长专程找来,要送他回家。老汉心里不乐意,但不好意思拒绝,跟着他坐绿皮车回去了。下了车,有七名政府人员来接,再用小汽车把他送进了乡镇的养老院。他们还给老汉办好了社保卡,每月有1000多元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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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志愿者帮老汉理发


养老院里,住的都是在外流浪返乡的人员。史老汉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的电视机是彩色的,空调可以改变温度,还有护工专门送饭、打扫卫生。每天,老人们没什么事做,在院里头种了点蔬菜,拔拔草

他怀念在街头的生活。尽管早晨不知中午吃什么,日子过得却恰好投合他的脾胃。他在街头相当舒心,不怕深圳夏天的炎热,冬天则不太寒冷。

环卫工人来回清扫街道,早上会清理他的粪便,中午带走他的餐盒,有时用洒水道具冲掉他的口痰、菜汁板结在地面的污渍。一位上班的年轻人,每天早上给他带早餐。还有一名外卖小哥,原先给他送米饭,发现河南人不爱吃,后来改送了面条。到了夜里,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大姐,偶尔给他送粥。

他在街头来去自由,也习惯与这些人们保持浅浅的关系。那已然是老汉一辈子的生活方式了。

他给志愿者打电话,说要回街头要饭,”每天都能搞点钱。“志愿者一再向他解释,时代政策变好了,政府会给他钱的,老汉感到不太相信,“1000多块,能打到我的账上?”他们又解释,只有留在户籍地,才能领到这笔钱。老汉说,那宁可不要了。

他在养老院耽搁了一年。等病一好,他挎着黑色的旅行包就跑了,从郊区坐车去火车站,买了夜里十点钟的票。他还记得,那趟车是从西安开往深圳的,途径郑州,票价201块,“现在都要买票了,差一分都不中。”他说。他在火车上坐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夜里九点钟,就到深圳北站了。“坐12路车,跟开车的一说,到人民桥,都对了。”两站路过后,老汉又回到了熟悉的地界。

老汉回来后,另一名志愿者曾按照老汉身份证上的地址,给河南乡一级政府打过电话,确认了老汉的信息,问能否将他的社保和补贴转移到深圳。对方无奈地说,没办法。

后来,河南乡一级政府又来了一波人,陪老汉待了三天,劝他回去。这回,老汉是打死都不愿意离开了。甚至在深圳的台风天气,街道办让他去救助站。史老汉也不肯,跟他们闹起来,“我一百零几岁了,你还抓我干什么?”他固执地辩驳,“我还没见刮风刮死人的。”

“所以街头就是你的家吗?”我问。

“对。就是这么回事。”老汉说。

7
史志刚隐没在夜里


只不过,老汉的“街头生意”不好做了,技术的革新也想中断他的流浪生活。“钱没人给,三天最多要到一张五块,买水都不够喝的。”

这时,老汉提起了那个曾给他打印收款二维码的女人,隔一个月来给他送饭,三餐如此,还管他的衣服、鞋子,帮他理发,剪指甲,“什么都不差我的。”史老汉没什么好联系的人,因此一辈子没用过手机,那女人把自己的二维码打印出来。前几年,女人因工作变动而离开。临行前,她把收到的三万多元,换成一叠现金,一次性给了史老汉。

老汉把那笔钱存进了银行。如今,他隔个一二十天,会去存一次钱,却一分都没有取出过。他对那笔钱是有打算的,要等到有困难的时候再用,“生病了,没有饭吃了,我都不发愁。”

女人离开后,史老汉没有掉眼泪。他的情绪就跟他的日子一样,淡淡的。在那之后,与他关系最密的是一个小小的收音机。那是他主动花钱买来的,安上电池,按下开关,各种新闻、广播、歌曲就从黑盒子里流淌出来。到如今,用了两年多,小收音机坏了,他就没有再买了。

“没有那个需要了。”他说。

5、除了死亡,没什么能终止他的流浪

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黑暗爬升起来了。街面的车流声变小了。老汉的一天也接近尾声。

那双粗糙的老手,颤抖着,一张一张地数着纸币,把褶皱的地方轻轻抚平。硬币则摞成一个小的圆柱,叮叮当当的,掉进了褪色的塑料袋里,扎紧捆好,以免散落在四处。收拾好之后,他提起几个包,跨着弯曲的两腿,蹒跚地走回自己的栖息之处。

这天夜里,天空密密匝匝地落了点雨。街道暗潮潮的,此刻已不被人们需要,才被流浪的人群重新占据。

在他们组成的世界里,快乐来得简单,比如赚到小钱了,找到吃的了,有被子盖了,下雨天有地方躲雨了,就能高兴好一阵。当然,流浪汉们争吵,打架,理由也很简单。比如为了抢睡觉的地盘,有的就为了一块钱,或者一口吃的,脾气上来了,“把人活生生打死的,这种也不少。”一名流浪汉说。

从金钱的角度看,流浪汉之间的关系或许是更残酷的。史老汉一辈子没遇过一个知心的朋友。流浪的人要跟他多说两句话,接下来就是借钱,“都是这个事。借了就是白送,打风刮跑了,回不来了。”因此,即便是睡在隔壁的两人,对于彼此从哪儿来,为什么流浪,经历了什么,也从不过问。“各人要各人的饭,各人找各人的地方睡。”史老汉说,哪怕有认识的人生病了,他也不会上赶着去,“认出你来了,掏钱不掏钱了?”

睡在史老汉隔壁的邻居说,此前,他从未想过会落入这个残酷的世界。可在一年后,他慢慢享受流浪的生活,“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玩就玩”,人的意志很容易被消磨了。

“每个人都是会变的。”有一段日子,他沉落下去,变得什么事都不想做。“说白了,出来打流的,很多人都是抱着过一天是一天的想法,明天死了就死了。”去年,在桥墩底下,一个二十来岁流浪汉,睡在他隔壁,就这样睡死过去了。

警察来了。他被拉走了。之后,不过是送去火葬场火化了事。

然而,这位邻居从未想过像史老汉一样在街头老去。要是攒够了钱,他会回家的。许多流浪汉也是如此,他们对“正常生活”还有渴望,偶尔做着美梦,中个几百万的彩票,请大伙吃一个月,再回去买房子,买车,找老婆,做点小生意。

不像史老汉,他从一个动荡和饥饿的年代走来,被迫落入流浪。可如今,这已经是他主动选择的生活了。他不会选择离开,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再终止他的流浪。

8
夜里,史老汉翘着二郎腿,准备睡觉


老汉唯一留有的念想是去香港。“这个地方(深圳)很早就来了,就想去香港。”他曾去办过一次“边防证”(港澳通行证),但听说,证件五六天就会过期,还听说,被办事儿的抓到了,身上什么都要给没收了。这么一想,他又不敢去了,于是到现在,香港还一次都没有去过。

“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不会没有意思吗?”

“没意思能怎么着,也不能死喽。”老汉笑了笑。

“你害怕死吗?”

“不怕。”

“那你还要活多少年才满意?”

“我没什么病,活200年,300年都不要紧的。”老汉提高了音量,语气里带着得意。

在他的概念里,死亡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他说,“我很小没有妈妈。死了。给我找到一个老头老太婆。有时候吃一点,有时候一点也没有。那不是也活着。”现在日子好过了,他更愿意活下去。“吃饱饭就对了。”

夜色更加沉了。一只流浪猫在暗夜中露出了头,大概是受到了老汉的惊扰。它警惕地瞧着老汉,滚动的眼球发出绿光,扫了一圈四周,随后窜到了另一个隐蔽之处。

伴着过往车流的声音,修路打桩的声音,深夜火车过道的声音,老汉很快酣酣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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