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网》 February 19, 2020

作为一个国际关系背景的研究者，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基本的背景知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传统文化，以及教育程度，确实限制了我在某些方面的想象力。

比如，虽然已经和美国打过很多次的交道，但始终很难真正明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动可以多么的突破规则和边界的限制，可以有多流氓。

记得2013年斯诺登这个典型的“吹哨人”出来爆料，美国有监控全球网络通讯的“棱镜”系统时，已经有点惊掉下巴的感觉了；没想到，这却远远不是以欺诈、撒谎、偷窃为职业天赋技能的中情局之流的底线：2020年2月，当中国正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时候，来自《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不仅再度刷新了下限，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一个问题，即美国为何以一种近似不可理喻的执拗，盯着华为不放。

根据2020年2月11日《华盛顿邮报》的深度报道：本世纪的情报之变（The intelligence coup of the century），中情局确实可以插手正常商品，预设后门，监听盟友的下作勾当。根据报道，一家名为Crypto AG的瑞士加密设备制造商，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向120多个国家销售了数百万美元的加密设备。它的客户并非美国的敌人，而是美国的盟友，其中包括巴列维时期的伊朗、由美国情报机构扶持的拉丁美洲军政府、被美国确立为南亚民主橱窗的印度，冷战时期在南亚扶持用来对抗苏联影响扩大的巴基斯坦，甚至还包括西方宗教的中心梵蒂冈。该公司出口的硬加密设备是这些客户用于政府信息机密通讯的关键设施。



2月11日《华盛顿邮报》深度报道：本世纪的情报之变（The intelligence coup of the century）

但是，确凿的材料显示，这家公司，是中情局秘密拥有的，并且与西德情报部门有高度机密的合作关系。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在这个公司的产品中“预置后门”，通过实施算法污染等方式，就相当于建筑商给你造了一栋房子，但却有个只有建筑商才有钥匙的密道，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想听什么，就能听到什么。这些信任了美国的盟友，因此就在美国情报机构面前裸奔。

从已经有的材料看，这场行动的目标清单上，至少涵盖了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1982年马岛战争，1986年柏林迪斯科爆炸案，还有追踪南美独裁者的暗杀行动，逮捕利比亚官员。

每一件都算得上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在这些大事背后，都有一双美国的耳朵。

Crypto AG和CIA的密谋

美国这一行动的开端，源于对一个人的关注。他叫鲍里斯·哈格林，Crypto AG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发明家。出生于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掌权后逃到瑞典。1940年纳粹占领挪威后，他再次逃往美国。一同带来的，还有他的发明，一台M-209机械加密器。虽然没有那么精细和安全，但因为其便携、手动使用方便，能够完美适应部队行动而受到了美军的青睐。二战争期间，美国陆军与哈格林的工厂订购了多达14万台M-209加密机。战争结束后，哈格林带着对美国的一生忠诚，返回欧洲重开了工厂。



Crypto创始人鲍里斯·哈格林(BorisHagelin)和他的妻子于1949年抵达纽约。1940年纳粹占领挪威后，哈格林逃往美国。（贝特曼档案馆）

20世纪50年代初，哈格林开发了一种更先进的密码机，难住了美国密码破译人员，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哈格林问题”。这时候，另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就是威廉·弗里德曼（WilliamFriedman），他被认为是美国密码学之父。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认识哈格林。1951年，在弗里德曼的精心安排下，哈格林与美国情报机构达成秘密协议，要求协议哈格林只能将最先进的加密机卖给美国批准的国家，其余的国家只得购买老旧的系统。对于加密机的销量损失，美国将支付70万美元的补偿金。

1967年，Crypto AG公司推出全新的电子加密机H-460，其内部工作原理全部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设计。美国国家安全局并没有安装粗糙的“后门”，也没有秘密地对这些设备进行编程，让它们拿出加密密钥。他们的做法，是从加密的核心，算法入手，开发出了一套低配的加密算法。这种算法对外人当然是安全的，但是，对编制Crypto简配算法的美国情报机构来说，他手上就是有一把万能钥匙的，大大简化了破译用户加密信息的过程，从时间来看，如果没有这把钥匙，可能要花上几个月，但有了钥匙，同样的任务就会缩短到几秒钟。



1967年，Crypto发布了H-460，一种全电子机器，其内部工作装置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设计的。（Jahi ChiKwendiu/“华盛顿邮报”）

从公司的历史看，为了更好的控制这家公司，1970年，CIA和西德的德国联邦情报局（BND）通过在第三方的“白手套”收购了Crypto公司，确保相关情报工作能够干的更加彻底。仅仅到了1975年，Crypto公司的销售额就从五年前的1500万瑞士法郎增长到了5100万瑞士法郎（约合1900万美元），这些利润都被CIA和BND瓜分了。因为害怕遭到曝光和失去了德国政府高层的支持，BND在90年代初东西德统一时，将公司的股份以17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方。

“在贼的眼中，全世界都是贼”

一般来说，找到了第一个线头，我们可以合理想象，从中尝到了甜头的中情局，不会这么快收手的。事实上，在冷战后，中情局还开了一家名叫In-Q-Tel的风险投资公司，专门用于孵化可以为美国情报圈提供价值的创业企业，比较出名的包括在网络安全行业非常风光的“火眼”公司。

最近，听说美国知名的网络企业思科公司，正准备收购“火眼”公司。思科公司本身，在斯诺登的材料里，与美国的棱镜计划，可是颇有些故事的。当然，火眼在斯诺登出来爆料后，已经拍过胸脯保证自己的清白了。但是，一如Crypto公司本身也并不是真的了解中情局是如何控制自己的，这样的保证真的靠谱，可以相信，且不需要核实么？

换个角度，如果说斯诺登事件打开了美国的“窃听宇宙”，CIA和Crypto公司的合作可算是这个“宇宙”中一颗耀眼的星星。这星星浮出水面，确实照亮了美国，或者说，精确的说，某些美国情报圈出身的人，比如，现任国务卿彭佩奥的逻辑，这种逻辑可以很简单的概括为“我是贼，所以别人都是贼”。这在彭佩奥的世界里，不是什么不能说的脏事儿；当然，也因为如此，所以在他们的眼中，优秀如美国都这么干了，其他国家肯定也会这么干。这已经不是贼喊捉贼了，而是在贼的眼中，全世界都是贼。

这也回答了人们一直以来的疑问，为什么美国会死盯着华为不放。有美国自己的实践垫底，自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再加上一直以来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对共产党国家的刻板印象，自然认定中国也会这么干，如是，人们自然也就看到了对华为的穷追猛打。

而对中国崛起的焦虑，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这种错误认知。毕竟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果承认中国不是靠窃取知识产权，就得承认中国的体制比美国优越，承认中国人比美国人聪明，这是对美国体制优越和种族优越的双重打击，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所以华为产品一定安装了“后门”，所以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一定是“偷来的”，所以中国的崛起一定是走了“邪路”。美国人用一套自洽的、精妙的逻辑，论证了“太阳是方的”。并且沿着这个错误方向一路狂飙，怎么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或者说，他们要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为自己的行动找到各种理由。

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要再试图叫醒美国，试图化解美国的这种错误认知。要知道，美国的这种认知非“一日之寒”，是和它的整个体制牵连在一起的。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不是误会，我们美国之所以找不到中国“偷窃”的证据，不是没有证据，而是中国把证据藏得太好了，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这样的证据。

这是典型的美式思维、美式霸权。美国总有这么一些人，身体已经进入21世纪，但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时期，他们杜撰故事，炮制新闻，在世界各地寻找和制造对手和敌人。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尽管“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但搞好中美关系，责任在美方。毕竟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对美国极端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奉陪到底，无法接受美国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优势，不给其他国家基本的尊重。

中国有一千条理由搞好中美关系，这是我们的态度，但一如王毅外长在慕尼黑峰会上温婉而坚定的表达的那样：美方所有针对中国的指责都是谎言，都不是事实。但如果把这些谎言的主角换成美国，那么这些谎言就会变成事实，就是真相。我们希望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不要太丧失自信，更不要丧失理智。


乔治·凯南曾经说苏联是那种对理智的逻辑不敏感，但对实力的逻辑极为敏感的国家；其实美国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对上一个因为结构性的相对衰落而日趋焦虑至神经质，且还习惯性不放弃耍流氓的超级大国，中国显然要做好更多和更充分的准备。这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不可避免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