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 January 11, 2017

他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他怀念毛泽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今日中国出现的拜金、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阳和平，1952年出生于北京，国际友人阳早与寒春的长子。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他亲历了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新中国的历史有深刻的研究。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期间，他多次应邀到高校作讲座，评点中国经济和新中国历史，讲述他们一家人与红色中国的传奇经历。

　　阳和平穿着短裤和白色背心，手里拿着一把“痒痒挠”，鼻梁上的眼镜就快要滑落到鼻尖上。他慢条斯理地说着带京腔的中文，接受记者采访。要不是大鼻子、深眼窝的“洋人”脸孔，他看起来和北京胡同里的一个普通老头儿没什么区别。平时，阳和平不看电视，因为“电视没法看，新闻没法看”，偶尔看看连续剧，像《井冈山》、《长征》、《恰同学少年》等一批主旋律剧，他倒是全看了。

　　父母到中国是来找出路的

　　父母的故事，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那是两个美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并结为连理，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事。

　　寒春和阳早共孕育了3个子女――阳和平、阳建平、阳及平。这一家美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见证着新中国的历史。

　　在中国媒体上，美国人寒春和阳早常常被描述为高尚的人、伟大的战士，他们放弃优越条件来到中国。但阳和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他说：“我父母是到中国找出路的，对他们来说，到中国来是一次解放。”

　　母亲寒春(与杨振宁是同学)当年为什么来中国?阳和平觉得，对于当时的母亲而言，中国是唯一的出路一一个1921年起就在美国对核物理进行钻研的科学家，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会被军方利用，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觉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须放弃。

　　“文革”爆发之初，阳和平刚刚十几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那场运动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特别是后期对马列原著的通读，令他至今难以忘怀。

　　1969年，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红星工厂工作。第一年他还跟其他工人一样，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但是后来便开始“里外有别”了，不让外国人参加学习。

　　有一次，厂里组织学习6篇马列原著。组长说：“和平啊，今天晚上的讨论你可以不参加了。”

　　阳和平说：&ld

　　组长说：“不，你可以不参加。”

　　阳和平气坏了，赌了一口气，不让参加那就自己读。他花了好几年的工夫，读完了马列原著。正是这套论著，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现在人们都对提出阶级或阶级斗争特别反感。但是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是事实。”阳和平说道。

　　在阳和平看来，他所在的沙河镇拆迁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沙河农场是寒春、阳早夫妇一手设计的，一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30多年，如今两位老人先后去世，这个农场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开发商要把沙河地区给改造了，改造了就要把老百姓给赶走，赶走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写的是‘以人为本’。可是，到底是以开发商的人为本呢，还是以当地居民的人为本?”

　　怀念那个人人平等的年代

　　回忆自己60年的人生，阳和平两次流出了泪水。一次是他讲到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孤寂；另一次是讲到1976年，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阳和平说，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泽东时代，他怀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977年。他曾在光华工厂呆过3个月。后来有很长时间，他一直琢磨不透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在光华的生活，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工厂里一个平等的关系”。再后来，置身美国多年，他也没有找到那种平等感。当然，那种关系只属于过去的时代，只属于当年的光华工厂，只存在于阳和平的记忆里。

　　也正是因此，才令阳和平面对今天社会的种种拜金、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

　　幸好学了马列主义，阳和平懂得“历史长河”到底是怎样的时间概念。阳和平一直记得父亲曾说过，革命斗争要有历史感、斗争感和幽默感。因为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他们也并非一帆风顺。阳和平说：“就是斗争，各种各样的斗争，人活着，社会里就有斗争，但是你懂得这个历史趋势，懂得斗争的根在什么地方，你把这看透了，看懂了，你就知道这东西是暂时的。”

　　阳和平说，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过得很悲观，对于中国曾发生的一些事情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诉母亲，眼前有些东西是暂时的。

　　今天一些社会现象让人愤怒

　　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相比，阳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艰辛。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对于眼前的一切，阳和平产生了困惑：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80年代初，阳和平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特别混乱”。30多年以后，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

　　1979年，阳和平去了美国，一边做工人，一边念书，花了7年时间才毕业。1988年又开始读研究生，到1997年才拿到博士学位。

　　阳和平觉得自己难以融入美国。在猫王和鲍勃・迪伦的年代，他不喜欢摇滚乐，听到爵士乐更感觉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种声音，是一种折磨”。他同样不喜欢美国的派对文化，对酒精、大麻统统“不感冒”。偶尔，阳和平也想在音乐中跳跳舞，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羞涩的东方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舞动。

　　在美国的几十年，阳和平完全有机会跻身中产阶层，但他不认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说：“人们总以为有车有房好像就是奋斗目标。我到美国后，车也有了房也有了。照样受压迫，这是一个生活水平的问题，不是地位的问题。人的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质是两个概念。”

　　当年之所以选择去美国，阳和平说是因为好奇。但到了美国，他却陷入另一重迷茫。读研究生期间，他在私人公司当白领，但同时他还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时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联系。与好几个群体同时接触，他就好像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里。

　　就在那时，阳和平经历了信仰危机，他曾经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驳，只是一步步后退，好像打败仗。到最后，有一个地方退不下去了，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阳和平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所以从这儿就开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来，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的，哪些是片面理解的。我对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对毛主席，慢慢才有一个新的思路。”

　　阳和平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有时让他很愤怒，他说：“黑煤窑、黑砖窑，还有强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多。”

　　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回中国的想法很早就有，但没有条件――孩子小，跟爱人没离婚，到中国参观可以，但生活是另一码事。后来孩子大了，也离婚了，他就又开始考虑是否回中国了。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90年代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他说：“明明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却还像伸张正义似的……美国人自己不太会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阳和平问自己：“在美国呆着，有什么意义呢?”

　　“我所关心的东西，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儿去找这方面的人呢?还是得到中国来，这里毕竟还有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专家，好多老革命还活着呢，起码跟人家谈谈，过去不清楚的、不了解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阳和平说，“我现在没有去美国的愿望，连去参观的愿望都没有。”在美国很孤独，到中国就不会。在中国，阳和平得以谋生的是一份大学里的教职，虽然也有头衔，但是合同工，两年一聘。阳和平不讨厌这份T作，所以，有的时候领导让他做什么事，比较违心的，他是一点儿办法没有。也不是没有办法谋到更好的工作，那他就得改变。

　　就像深谙中国其他问题一样，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腐败问题，阳和平也并不陌生，所以对于单位政治，他的原则是不懂、不参与、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昔日的大环境没有了，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也缺乏知音，阳和平却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课题中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与父母相比，他也不认为讲自己的故事，出一本传记有什么意义，他的趣味在于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感悟和思考，他决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文革”，好好研究建国后的历史。

　　在中国，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因为如果那样做，他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阳和平相信，只有立场稳定了，事情才好办。

　　如今，阳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既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T人。”这种四不像体现在身份认知上便颇为复杂：对美帝国主义特别仇恨，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对中国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义。

　　阳和平说，在美国他会觉得很孤独，到中国来就不会。但是，他觉得中国人太过“崇洋”：“价值观、审美观，什么都以美国为标准，选什么教科书都是看美国的，好像那才是最权威的。甚至中国哪个将军好，都是因为美国人说过他好。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将军好坏?”

　　阳和平现在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他说：“我怕得病，因为我不会塞红包，好多大夫不是治病救人……也怕吃东西。食品里面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水果、蔬菜怕有农药，去饭馆怕地沟油。过去有时吃不饱，但吃的东西是安全的。”

　　1948年，寒春来到中国，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了婚。

　　他们在中国养奶牛，研究农业机械化，也轰轰烈烈地学大寨，闹革命，贴大字报，送子女上山下乡。甚至在新时代，还给中央领导递纸条反对拆迁。2004年，寒春获得中国第一张“绿卡”；2009年，她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在北京病故，享年89岁。他们在中国相遇，也在这个国家告别。在寒春的追悼会上，跟许多参与者的激昂情绪相比，阳和平看上去则显得格外平静和理性，他在发言中说：“中国人老觉得他们多伟大，放弃了很多，其实没放弃什么，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而这个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现在，阳和平兄妹三人都认为：“父母那一辈真幸运，在毛泽东时代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着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投入到中国的生产建设里，可是现在的大环境没了。”

寒春、阳早夫妇

中国绿卡第一人

Uploaded on Nov 13, 2011: Joan Hinton (Chinese name: 寒春, Pinyin: Hán Chūn; 20 October 1921 -- 8 June 2010) was a nuclear physicist and one of the few women who worked for the Manhattan Project in Los Alamos. She liv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1948, where she and her husband Erwin Engst participated in China's efforts at developing a socialist economy, working extensively in agriculture. She lived on a dairy farm north of Beijing before her death on June 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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