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魏宏运（1925年-2021年7月21日），陕西长安县人，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48年转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历史学家、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奠基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

1966年8月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到北京大学鼓动学生造反后，南开大学的造反也开始了 
记得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学界有人性善性恶之争。孟子讲：人性无有不善，人生下来就有同情、怜悯、羞恶之心，这就是仁义礼智四种天赋道德的萌芽。《三字经》头一句也说：“人之初，性本善。”但从文革中暴露的事实看，人性是恶，如荀子所说的：人生来就有各种欲望，所以人性本恶，而善是后天学来的。也许文革是一特殊现象，在那时，南开园中，只看到暴行肆虐，是恶而不是善，革命派疯狂得很，无法无天，使南开园成为暴民社会，可以举出种种例证，来说明这一问题。 虚构的何娄黑帮和百丑图 文革一开始，校党委书记臧伯平为保护自己，就授意宣传部副部长邢馥德，虚拟了一个黑名单，以副校长何锡麟、娄平为首，把全校百多名教师和干部都打成牛鬼蛇神，这些人被称为“何娄黑帮”。许多教授是以反动学术权威为名成为黑帮的，一些党政干部在过去向领导提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是不顺从的异己分子，就被列入，于校东门内马路旁搭起席棚，将百余人丑化，写上罪名，以漫画形式示众。譬如：

吴大任　数学系教授、教务长

滕维藻　经济系教授、副教务长

李何林　中文系系主任、鲁迅研究专家

华粹深　中文系戏曲专家

姚　跃　中文系党总支书记

朱维之　中文系教授

王达津　中文系教授

邢公畹　中文系教授、语言学专家

许政扬　中文系讲师研究古典小说

郑天挺　副校长、明清史专家

杨翼骧　中国史学史专家

魏宏运　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

巩绍英　从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曾鼎和　数学系教授

严志达　数学系教授

胡国定　数学系副教授

杨宗盘　数学系教授

刘晋年　数学系老教师

姜安才　物理系系主任

何国柱　物理系教授

张云祥　物理系党总支书记

何炳林　化学系教授

陈茹玉　化学系教授

王祖陶　化学系青年教师

陈天池　化学系教授

王积涛　化学系教授

陈荣梯　化学系教授

李国冀　校团委副书记

杨敬年　经济系教授

龙　吟　经济系教授

钱荣　经济系教授

谷书堂　经济系讲师

何启林　经研所教授

鲍觉民　地质地理教授

王赣愚　政治学专家

赵景员　物理系副教授等等

这些人都给画成奇形怪状，有的被画成脑袋、脖子、鼻子不成比例，有的头大身子小，有的长腿，有的短腿，有的面目狰狞等等，张贴在校内马路旁的席棚上示众。画家是有功夫的，也有想象力。
红卫兵据此，根据1966年6月1日，陈伯达授意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扫“四旧”的社论，对“黑帮”随意抄家，抢走各种财物。学校电台不断点名要“黑帮”分子到指定地点交代问题。如勒令老教授刘晋年交代历史问题，勒令我交代地下党情形。不去就要砸烂狗头。红色恐怖笼罩了校园，扣发工资，戴高帽子游行，剃阴阳头，挂着“黑帮”牌子扫地，或住进牛棚等，集各种暴行之大成，其残酷是难以笔墨形容的。举例如下： 花样翻新的暴行 

一、抄家

抄家是以“扫四旧”的名义进行的，实际上是一轮抢劫运动，受害者的东西，被任意抢走，新的旧的，只要他喜欢，就成为他的囊中物。举例来说，郑天挺副校长的旧衣箱及杂物箱约6-7箱被拉走，内中有郑老父亲清朝衣物等。是年冬，曾展览，展出的东西已遗失，书箱拉走了3-4箱，遗失了一些。字画、砚台、石头、墨均全部拉走，后退还一些，损失惨重。其中信件最重要的有胡适去南京后给郑老的信，以及傅斯年的信及照片，全部遗失。

吴廷璆教授被诬为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标语贴在其邻居许政扬的外墙上。他早年从日本毕业回国时，带回的青铜菩萨（高约30厘米，带座）、花瓶各一，黑底相册（留学生活为主）一大本，教研所用各种中外书籍（日文居多），以两辆手推车满载拉走，零星装走者无法统计。著名字画十余轴幅（有罗振玉、于右任、马叙伦、马一浮等手迹）。其夫人李云峰祖传首饰盒一只，内皆银制龙凤、玉器翡翠、珍珠等，为防当年通胀，所购金戒指，以及各种中英文书（多为国学、古典文学、昆曲曲谱等），大相册一本，唱片数十张、集邮册两大本，工艺品盒一只，新购永久牌自行车一辆。以上所掠走之物，大多无归，仅自行车以旧车追回，戒指折还60余元。

我家，被敲掉瓷砖地板，说是藏有枪支，什么也没有挖到，遂恶言训斥。掠去亲戚王迈从罗马尼亚讲学归国时所带的照相机、望远镜。掠去新购买的羊绒皮衣一件，书籍小册子约千余种，内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复社版精装）、蒋介石冯玉祥来往信函等、《西安围城十周年记》、《侍卫官杂记》、《孙中山全集》几种版本，这些东西除《孙中山全集》打上 × × 归还外，其他均变换了主人。
杜泽先，校医室大夫，原张学良的私人医生，被抄的有金条等宝物，在旧图书馆抄家物资厅展出。人们都是第一次看到金条，后来这些财富都成为有的工人及其家属的心爱之物了。

南开文革小报

二、绑架

滕维藻：副教务长，经济学家。1980年升为校长（有一段时间兼党委书记）。译著有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通向奴役的道路》、伊利摩尔豪斯的《土地经济学》。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跨国公司剖析》，领导撰写《澳大利亚经济》等。1983年受聘为联合国顾问。文革一开始就遭到绑架，被蒙面押到校外一座楼上，看到屋外墙上写有“打倒乔国荃”的标语，始知被押到天津医学院，拘禁20多天，完全与世隔绝。

李何林：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曾参加过1927年的“八一起义”。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著有《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鲁迅的生平及杂文》等。文革结束时，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任馆长。文革一开始就受到种种磨难。被绑架到天津医学院，有一天，忘记给他吃饭，到了晚上扔进两个窝头，才充饥。在后来劳改中，每天挂着“黑帮”牌子，我们相见，只能苦笑。

三、熬鹰

苏驼，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哲学系讲师、总支书记、副系主任。1980年代为哲学系、社会学系主任，曾撰写《重视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费孝通社会调查思想初探》《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等，主编和参加《社会调查基础知识》《社会调查研究原理及方法》《中国城乡居民社会方式理论研究》等。

文革中，红卫兵无中生有，诬其于1946年－1947年在南开中学参加的社团为特务组织，该社团一部分人研究地理，一部分人研究历史，苏是研究台湾地理的，遭四五个人连续围攻，不得休息，让他交代历史问题。

王祖陶，化学系中年教师。文革前，美籍华人司徒月兰要到美国定居，开了个一次茶话会，被诬为潜伏会议。司徒月兰是教英国文学史的，新中国成立前后任外文系系主任，长期任教南开，颇受同学敬爱，要分别时，话别是很自然的。王被邀请参加成为一条罪状，被视为“特嫌”，遭隔离、毒打，并以不交待（并非参加司徒月兰茶话会的人），就送入监狱。王几天几夜被围攻，还以强烈的灯光照射。王恐惧，就讲出了解放前的几十个人。这些人并未参加司徒的茶话会，都受到迫害，有的被打致死。这是一桩典型的逼供信事件。

四、下跪

李霁野，外文系系主任、诗人、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是未名社成员，译著有《我的家庭》《简爱》《鲁拜集》，著有《鲁迅精神》、《难忘的1919》《未名小集》《唐宋启蒙》和《十八卷文集》等。文革中备受摧残，抄家、劳改、游街，还在主楼二楼中厅洋灰地上跪了一夜，家已成不了家，只好暂时和妻子分手。
李宜燮，外文系教授、副系主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箕茨》（济慈书信选）、沈从文的《萧萧》（汉译英）《如胶似漆》、明冯梦龙著《醒世恒言》选译等。除劳改外，还在主楼洋灰地上跪了一夜。

五、打幡

历史系受害者每天劳改时排队，形成梯队，由魏宏运领头打着幡（意为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随后跟着的是郑天挺、杨翼骧、于可、辜燮高、陈文林、来新夏等。

六、扫地出门

付筑夫，经济学教授，著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五卷本。1947－1983年任教南开，后任教北京经济学院，1957年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被扫地出门，睡到东楼二楼洋灰地上。

七、毒打

李琛，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原党委书记高仰云之妻，怀疑历史上有三青团问题。文革中有数十人到甘肃武威去调查，花了学校两三万元，没有得出个结果，被抓到红反楼，遭到毒打，威胁拉到郊区活埋。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然后从红反楼扔出，已不能行走，只好翻滚回到东村小屋，每翻一身就惨叫一声。平常几分钟的距离，他滚了一个多小时，彻夜干呕，凄惨至极。

我于当年冬天，被天津大学八一三王冠杰，石家庄一学校杨感，天津南大附中齐宝珍三人联手，强拉到第一宿舍毒打，理由是：王冠杰毕业时，5门功课不及格，其父亲与校党委副书记翟家骏一定要分配到天大马列教研室，我提出开会，因此怀恨在心。齐宝珍对分配到中学教书，认为屈才。杨感毕业时，恰逢中央提出选派一批学生赴基层锻炼，然后委任为县长或县委书记。文革兴起，此计划落空。三人各有自己的私心，便以毒打来泄气。打手王冠杰手上着带刺的指环，打得一道一道的血印，头上、脸上都是。我胸部挨的拳头最多，顿觉五脏六腑如翻江倒海，头上也起了大包，脑袋剧痛犹如断裂。他们突然提出让我喝水。听说，此时喝水必得肋膜炎，未饮，他们又继续猛打。我的妻子王黎在窗外，看到打得越来越狠，毫无休止之意，便不顾一切地冲进楼内，拉开宿舍房门，大喊“打人啦”，喊声惊动楼上和楼下几十名学生，都来看热闹。打人者的激情有所冲淡。我的女儿魏晓静立在我的对面，至死不肯离开，打手们不认识她，便问她是否认识我。她说不认识。打手问：不认识，你看什么？她说我看他交代不交代，交代什么。由于其他人在场，打手们就没敢下毒手。

我因此大病一场，几乎丧命。从胸腔到腹腔一圈都疼痛，循环式的，胸腔前后，创伤无数。我倒在床上，昏睡不醒。夜间，大汗淋漓，被子全被湿透。我的妻子王黎半年没有上班，每隔两天早晨去医院挂号，回来后陪我到医院看病，然后再把我送回家，她下午再去医院取药，夜间，则监护我，替换被湿透的衬衣、衬裤，起码要换两次。日夜喝水吃饭，都是她喊醒我，不然我会一直睡下去。她一两天到李七庄农贸市场买兔肉、田鸡之类，采取食疗法。

八、焚毁书籍

杨宗盘，数学系教授，被强迫用铁锨将旧英文数学书捣毁烧掉。其岳父钱道荪藏书甚富，焚烧一夜。

华粹深，中文系教授，满族王室人，从事戏曲研究，迫使他烧毁珍藏的从清末到新中国的唱片，烧了两天半。宫廷玉如意、顶戴、珍玩、字画、金银器等俱被抄走。
林树惠，副教授，参加编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如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协助郑天挺标点《明史》，并撰写论文多种。校外红卫兵直接烧毁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
我是历史系讲师，被抢走书籍多种，烧毁了解放前辅仁大学印的《大学》《中庸》《论语》等教材。我为历史系资料室购买的解放区的报刊资料（包括敌伪的）一大堆放在主楼二楼一个角落，后来拉到造纸厂了。

九、强行搬家

几乎所有老教师都遭受搬家之苦，一些出身好的青年教师、职工等，强占老教授的房子，将老教授挤到一间小屋去住。如郑天挺被赶到一处背阴的9平方米的屋中。滕维藻一家五口被赶到只能放五张床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李何林，也是同样。吴廷璆家被赶入两间小屋，他的岳母没有地方住，只得回到安徽老家。杨生茂半个月搬了两次家，最后落户于北村的小屋中，其夫人被遣返到老家，老家村里没有户口，只得到她妹妹家里住。后在北村监督劳改。陈荣梯被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挤到一小屋中，经常受到侮辱。其他像温公颐、陶继侃、王玉哲、杨志玖、何炳林、李宜燮、王赣愚、周与良、邢公畹、朱维之、钱荣坤、鲍觉民、曾鼎、傅筑夫、丁鸿范、丘宗岳、陈天池、陈仁烈、江安才、何启拔、刘晋年、钱荣　、杨翼骧等家庭，非搬离，即压缩。凡教授无不被抄，或迁居或腾房。未搬出者，房屋均被压缩，住进他人。我的住房，“八一八”红卫兵看了几遍，因两间房子难以隔开，没有看中。旧沙发和桌子，因为太破旧，得以幸免。这种现象，北京没有发生，却是南开的“特色”。

十、抓人、拘留、审问

经济系讲师谷书堂被拉到一教学楼（时称“红反楼”）三层部分，强行拘留，不准回家，晚上睡在乒乓球台上，共18天。工宣队进校后，再次遭拘押，从中秋到第二年二月，经半年时间。同时被押的有教务长吴大任、副教务长滕维藻、外文系教授穆旦，晚上睡在化学系实验室的台子上。有时听到从红反楼二层传来的遭到毒打的人痛苦的呼喊声。因审不出什么，放谷回家时，用木棍打谷，木棍被折断了，可见用力之猛，谷因此得了心脏病。

十一、轮番批斗

这次批斗是轮番式的，而且时间很长，有的一两年，有的两三年，以我为例。1969年5月中旬，学校在马蹄湖畔的大礼堂召开大会，批判我、数学系系主任曾鼎和等三人。大会开始，主持人喊：“把大地主、大军阀、大资本家魏宏运押上台来！”依然坐喷气式，头被押得很低。我的女儿也被拉来批判我，她的发言信是工宣队写的，因她年龄小，工宣队怕她害怕，中途退下，叮嘱她不要着急，一定要读完，“读完了，你爸爸就可以解放了。”当主持人宣读结论时说：“魏宏运出身贫农”，全场哗然。

解放了，我想就没事了，但我仍是“另类”，对我的批判没完没了。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一号令，称“紧急指示”，据此命令，南开大学于11月6日，向河北省定县疏散。第一日宿王庆坨，第二日宿霸县，第三日宿白沟，第五日宿徐水，第六日宿保定，第七日到达定县，沿途我仍然受到批判。1970年12月25日，毛泽东批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指示要求全军利用冬季长途野营训练一次。“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南开大学组成拉练大军。我虽患坐骨神经痛，也被迫去拉练。据说历史系认为我要是不去，斗争就没有“靶子”了。第一天行程40里，夜宿杨柳青附近的“九一九”公社。第二天向徐水港进发，夜宿樊李杨，第三天到菜园杨各庄大队。第四天，向霸县岔河集方向进发，行程60里，夜宿南夹河大队，休整一天。30日向白沟进发，31日行程六七十里，夜宿八一公社。1971年1月2日，由徐水到满城梁庄，行程60里。3日向定县腰山南开大学学农战备基地进发。4日晚宿蒲上公社东北蒲。6日到8日，在蒲上休整了5天。一路上，我被批斗了3次，作了三次检查。当时称整党补课，批判的语言和语气没有变。他们认为以前对我批的都对，连“四一八”反标案整我也是对的。“四一八”案，是1970年4月18日贴出的小字报，内容是反对文革的，署名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此案惊动了北京高层。“革命派”锁定是我贴的。我说“四一八”不是一般问题，是现行反革命问题，反正不是我，走到哪里，我都敢说，而革命派说：“在四一八问题上，你站到敌人方面去了，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四一八批判发牢骚，就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四一八问题你必须讲清楚，免得将来再算后账。”不讲理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可说呢。

我被专政的经历实在是太丰富、也太残酷了！历史系的一些革命者对我如此器重与厚爱，我真是想不通啊！

11月11日到30日，历史系多次举行批判修正主义大会。因为斗争会天天开，已经数不过来了，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里，仅举几例。

11月11日的会，某发言人讲： 郑天挺、雷海宗统治历史系，来新夏把持中国近代史。雷和来都是市委有定论的人，魏还让他们上课。他们非常跋扈，把青年教师张宝训赶下台，排挤出学校。魏宏运对资产阶级不斗争，为雷海宗开脱，说雷在1955年批判胡适时说的话不是那个意思。来新夏自己吹嘘有多少卡片，魏也默认。魏宏运以系秘书系助理名义出现，赤裸裸是资产阶级统治。

1958年冲击旧教育制度，批判资产阶级分子，师生下乡下厂，走向社会。党的领导加强了，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魏什么态度？大字报说某某剽窃抄袭，魏让取下来。郑天挺算什么权威？魏说权威就是权威。在开滦煤矿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魏说不能代替哲学整个课程。
“魏宏运是资产阶级代言人，1959年魏受到批判，一直耿耿于怀，1961年又出现了反复。当时，以调整、平反为主，文科教材会，高教六十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统治又加强了，雷等又上台放毒了……”

11月30日，历史系再次召开批判修正主义大会，摘几段发言人的批判：
“魏宏运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贯的，1958年以前是资产阶级赤裸裸的统治，为所欲为，魏习以为常，喊雷海宗为雷老，说雷懂几种外国语，还要学生向郑老学习。”
“对1958年教育大革命冷淡、抵制。1961年贯彻刘、邓反动教育路线，是对1958年的反攻倒算，说那时对资产阶级分子简单粗暴了，给人家甄别平反，说就是一件事搞错了，也得平反，开了两次赔礼道歉会，在各种场合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喝彩，说中国古代史教师成龙配套，力量强。魏宏运召开雄心壮志会，让每个教师制定长期计划。魏宏运以5/6时间保证学习，让历史系党政干部也去听课。魏宏运在系里以召开行政会议的办法，贯彻工作计划，这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资产阶级的意志通过魏宏运就成为‘命令’；郑天挺提出抢救遗产（指雷海宗的教学科研资料），魏就照办。郑天挺说文化史专题好，魏就设法登报宣传。魏宏运甘心做他们的工具，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代言人。魏1959年批判后没有变好，他认为对他的大字报十之八九是水分。”

十二、拉到农村劳改批斗

1971年9月21日，历史系“八一八”几位积极分子组织全校各系部分教师到霸县支援三秋，我被作为靶子拉去批斗，一路走，一路斗。我是南开唯一受这种待遇的人。所在村子牲畜缺乏，拉耧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清晨，往地里去，扛着耧，在地里耕地，黑土地，一踏一个深坑，很费劲，脚拔不出来，大汗淋漓，村里老乡给我水喝，看管我的人将碗打落在地。老乡替我找来布条，让我系上，又遭到训斥。因为身体严重缺水，我的宿敌痔疮因便秘而发作，坐骨神经疼也随之而来。每走一步都很难忍，咬着牙根，泪水往肚里流。我求人给我买膏药，没有人肯做。大家休息时，就批我。晚上收工，我又将耧扛回。晚饭后，又组织村民在一个十字路口批斗，他们因地制宜，将“黑帮分子”改称“富农分子”，老百姓说不出什么，就喊：“富农分子，我们怎么你啦？”批斗完，我还得写检查。真是苦了几位红卫兵，晚上睡觉还陪着我，进行监视，完全失去人身自由。

有一次改善伙食，吃饭时，我又遭殃，大家都快吃完了，我还在饥肠辘辘地垂首站立。校卫生院一位姓韩的大夫，边吃饭，边训我，让我站在一旁。我等待着他们要不要给我吃肉的决定。
秋收完毕，返校时乘船，分系分乘十几条船，我被从一条船上拉到另一条船上，逐船批斗。我当时想，得活下去，事实总有澄清的那一天。

回到家中，妻子说：“你怎么这么臭？”我说：“赶快换衬裤，磨死我啦！”等脱下衬裤一看，裤子上有碗口大一片层层脓血结成的嘎巴。半个月来，他们不曾让我身上沾过一滴水。

这时，家已不像个家，妻子被剪掉头发，白天不敢外出，天不亮就去上班，天不黑不敢往家里走，怕路上遇见红卫兵。那时，从她所经过的东方红仪表厂回家，途经红旗路，有一段路两旁没有建筑物，是一片野草。她突然听到狼嚎，转眼间狼到了路边，与她正碰面，躲已经来不及了。幸好有人骑一辆破车，由北向南，嚓啦嚓啦地过来，狼跑掉了。总算捡了一条命。孩子魏晓明上学要罚站，听到“狗崽子站起来的”吼声，就得站着。红五类进教室走前门，“狗崽子”走后门。我每天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当时流行着一种反动的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红五类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被视为“黑五类”、“黑七类”的，受尽歧视和折磨。

十三、为学生洗刷厕所

从霸县劳改归来后，对我的专政，从未放松。我尝到了各种专政的味道。我挂着“黑帮”牌子在大中路一带扫地。有一天，正在新开湖边的图书馆门前扫地，几个红卫兵让我脱鞋，说鞋中藏有钱。我被拉到校东门内大车房熬胶，自己烧柴，自己搅锅，供全校红卫兵贴大字报用，来取胶的人，任意喝骂。1966年12月，党委书记臧伯平、副校长娄凝先也被打成叛徒拉来熬胶。我真想不到他俩和我在一起。三个人都不说话，因为是他俩开始在历史系点名批我的。随后红卫兵又把我拉到第13楼学生宿舍，不准回家，让我打扫厕所，刷得已很干净，他们戏弄我说：“不行。”我得遵命继续刷。晚上同他们睡在一间屋内。红卫兵何兆之炫耀自己抓叛徒的能耐，到北京抓地质部长何长工，到南京抓南京市长管文蔚，并说他向中央文革写了信，揭发了“伍豪启事”，冀图立功，不可一世。后来何长工来南开，记得何兆之的名字。这时，红卫兵至上，谁都听他们的命令，受害者敢怒而不敢言。

十四、诬为历史反革命

吴大任，数学专家，教务长，1980年为副校长，曾留学英、德。文革时受到极大的摧残和磨难。游行、打、砸、抢、抄、抓都经过了。军宣队审他时说：“你是特务，是历史的，也是现行的。”还成立了吴大任专案组，结论是“未发现重大问题”，吴不服，1978年彻底平反。

十五、现行反革命

1970年4月18日，学校出现了反标，称“四一八”案件。历史系，文革中高手多，捏造了一份作案路线图，提出了作案的三个条件：一、此人为西北人，因用的铅笔字是西北某院校某报的；二、平日爱用剪贴方式制卡片；三、不满文化大革命，用画像的方式来锁定作案人是魏宏运。我多次受审，又被拘留，一位女学生刘淑珍把我押到宿舍审问，室外站着两个公安人员，我说：“你们认为我是，可把我送入监狱。”这位刘女士，毫不讲理，一次我正在卫生院看病，躺在床上针灸，把我从床上揪起来，说：“不准看病。”从东站来的铁路工宣队负责人训斥我，说：“你就是现行反革命，越看越像。”他们动员左邻右舍来揭发。历史系学生和兆之还伪造了一个证明，说四一八那天魏贴出反标后，走到天大，到德才里刘克华家中走了一趟。这种陷害，使我身心受到最大创伤，经过一段时间，破案了，我才得以解脱。

十六、里通外国

凡是和外国是有联系的，都被锁定为里通外国。高等学校知识分子的环境是工人不理解的。不少学者热情归国，却遭到了不幸。一位同志听工宣队员讲副教授以上83人，都是故人，属敌我矛盾。
何炳林、陈茹玉夫妇留学美国，均为化学系教授，发明离子交换剂，办起了工厂生产，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夫妇均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文革前，因家中有收音机，受监控，文革中受尽磨难。挤进他家住的青年实验员，不断制造事端，还勾结公安局将其大孩子拘留一段时间。

陈荣梯，化学系教授，留学美国印第安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进行低温研究，从事原子能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回国后任教南开，从事热力学、动力学、配位化学及络位化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文革时，受尽折磨，被扣上特嫌帽子，各种暴行都尝试到了。翻身后，他将自己所受的痛苦，都讲了出来。

吴廷璆，教授，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在八路军总部敌工科工作，历任历史系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天津史学会长和名誉会长、《历史教学》主编、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等职。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亚洲部分，著有《吴廷璆史学论集》。文革中，工宣队发现一张他在日本时和日本友人的照片，就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每天到主楼接受审查，有一张大标语，诬吴老是“大叛徒、大汉奸、日本特务”，贴在邻居许政扬家的外墙上，面对着吴宅，后被关入牛棚近一年。不堪侮辱，曾企图自杀以表示反抗，得救未遂。

年轻的教师和党政干部很聪明，隐瞒了自己的海外关系，免遭此劫。文革结束后，因为有海外关系，可以加分，纷纷讲了出来。

十七、南开校园特务成堆成串

1968年12月下旬，校军工宣传队清理阶级队伍第一阶段结束，在大操场举行大会，工宣队主持，宣传部干部，原为历史系教师郭 × × 在大会上发言，点名批判何锡麟、娄平、滕维藻和我，并称“南开大学叛徒成堆，特务成团，反革命分子成串”。当场揪出历史反革命杨翼骧和蒋哲时。杨抗战初逃出北平赴西南联大继续就读，行至武汉，路费花光了，就报考国民党游击训练班，约半年，就是这经历，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文革中被专政。蒋年轻，未发现什么问题。这次大会，全校人心惶惶。

1968年8月20日上午，工宣队2400人进入南开，21日上午11时后又进入1200人，共3600人。进驻历史系的工宣队是天津火车站东站铁路工人和三配件厂工人，是8月24日进入的，为总团的三团四连。他们把教师分为5个组，即忠字组、立新功组、斗私批修组、坦白从宽组、抗拒从严组。我、郑天挺、巩绍英和于可是三敌一霸，这是副教授梁 × × 概括的，自然未被编入。我被关进主楼一间阴暗的教室，与我同住的不分性别，一共关了八九个人。我每日在教师和学生中被轮流批斗，一个年级又一个年级，一个班又一个班地挨批斗，斗完了就得写交代材料。一天，我实在写不出，就在室内仅有的那点空地上来回走。恰巧遇到系团总支书记王明江巡视，他就指责说：“魏宏运，你还在表演。”巩绍英回敬了一句：“各有各的表演。”牛鬼蛇神中也有积极分子，每天打小报告。工宣队认为这人很可靠。凡是被关押的人都必须排队到食堂吃饭，边走边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

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拒绝排队买饭，工宣队只好默许，我和他们一起在主楼大厅为工宣队设立的饭摊上买饭吃。关于嚎歌后来才知道，是周巍峙被迫谱成的。

十八、活人展览

文革中只有杭州和南开历史系施行活人展览，让受害者向观众当面说出自己的罪行。南开展厅设于主楼226室。受害者有我（走资派）、郑天挺（反动学术权威）、杨翼骧（历史反革命）、来新夏（历史反革命）、陈文林（为美军当翻译）、辜燮高（摘帽右派）、李深（国民党三青团），给每个人设一牌位，写上“罪状”，贴在墙上。桌上还摆着抄家抄来的实物。全市来参观的达20余万。只是给我留了点面子，没有拉去出席。我就在展厅旁边一室中享以蹲牛棚待遇。

化学系教师李美同，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一分为二”，因言获罪，遭全校批判。

以上还不能概括所有的暴行，只能说是概述。

文革后期，南开大学几位著名的教授合影。前排左二为曹靖华，后排左起：李何林、李霁野 迫害

至死者 据不完全统计，迫害至死者有21人，现举例如下：

陈天池，化学系分析教授，系主任，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1946年赴美，在路易斯安那大学主修有机化学，副修数学，获博士后，又去科罗拉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员。1950年回国，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被选为南开大学党委委员。文革初期，被诬为“特务，里通外国，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在厕所上吊自杀。

吴恕求，化学系青年教师，留学苏联，妻子为俄籍，被诬为苏修特务，服毒自杀。

林震宇，外文系青年教师，被诬为反革命，不堪侮辱，跳楼自杀。

卞岑年，生物学教师，被强制到大苏庄砖瓦厂劳动，溺水而死。

戴笠生，生物学教授，被批斗而死。

孙兆录，经济系讲师，参加远征军为美军当翻译，遭批斗，在主楼跳楼自杀。

许政扬，中文系讲师，1958年遭到莫须有的批判，得了抑郁症，从此一蹶不振，他在文革一开始，即投河自杀。

高仰云，原校党委书记，臧伯平授意为所谓61个叛徒成员，遭迫害，到天津大学跳湖自杀。

张国忠，化学系学生，卫东红卫兵的二把手，被隔离审查，割断肠子而死。

张喜福，河南人，父子二人均为铁路工人，哲学系讲师，卫东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之一，坐牛棚、审查，有人认为将其打死，最后被投入地下粪坑而死。其穿的鞋子放在臭水沟旁，因为撬开下水道井盖，必须用一铁器，手是搬不动的。而且井口很小，他的身体又高大，是谁下的毒手，一直是个谜。全校都为这一冤案叹息。

黎国彬教授的岳母，住东村平房，东村居民红卫兵认为老妪过的是资产阶级生活，将她的厨房各种调料如盐、碱面、辣椒、姜面等拌在一起，吐上吐沫，强迫老妪喝掉，老妪不堪侮辱，乃跳卫津河自尽。

文革史是一部血迹斑斑的血泪史，是史无前例的，若以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清初文字狱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

近期，已有不少整人的人相继写出忏悔文章。我期望南开园里，那些逞能的人，甚至使他人致残致死的人，能拿出勇气，诚恳地反省，洗刷自己的污点，不然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在四人帮横行的“黑暗”时期，走错了路，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对历史负责，于国于民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