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哀江南
- 记南京大屠杀
- 献给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

The first National Mourning Day on Nanjing Massacre
- WWII Holocaust in China -

CZW校友提供 2014-12-12

每年日历翻到12月13日，南京城的上空就会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在刺激着人们的耳鼓同时，不断地警告着每一个中国人：千万不要忘记77年前发生在南京的震惊世界的惨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间走到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两个决定，分别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首历史的目的是愿历史不再重演，而历史也不会重演！

（一）幸存者忆日军暴行 

  （1）五万余人遭日军射杀 葬身草鞋峡   

幸存者唐广普：日军用机枪对着人群猛烈扫射，成批的中国人纷纷倒下，哀号之声回响在荒凉的江岸。日军进行枪杀后，又端着刺刀检查血泊中有无未死者，对于尚有气息者就补上一刀。
   “日军攻破南京城是在12月13日，当时城内已经乱作一团，老百姓纷纷逃难，守军也争相溃逃。”由于守军撤退组织得非常混乱，甚至彼此发生了冲突和踩踏，导致众多军人滞留在城里，成为散兵。他们放下武器、换上便装，与大量争相逃出城的难民一道堵塞在下关沿江。
    南京沦陷时，江上的船只已先后停运，无法渡江。加之12月份是枯水季节，很难凭借木板、竹筏、木盆之类的简易工具渡到对岸，大批难民与放下武器的军人眼巴巴地望着江北，陷入了绝境。

草鞋峡纪念碑    

很快，他们就被赶来的日军捕获，囚禁于幕府山下的一处兵营，总数多达5万余人。对这些老百姓和已解除武装的士兵，日本兵肆意凌虐，不给水喝。在饥寒交迫中，有不少人成批死去。
    “18日，日军将这些难民与放下武器的士兵一一捆绑，集体押解到长江边的草鞋峡，当时天色已黑。许多人并不知道，这里将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后停留的地方。”段月萍说，根据此次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士兵唐广普回忆，日军用机枪对着人群猛烈扫射，成批的中国人纷纷倒下，哀号之声回响在荒凉的江岸。
    日军进行枪杀后，又端着刺刀检查血泊中有无未死者，对于尚有气息者就补上一刀。为了毁灭现场，日军将成堆的尸骸泼上汽油纵火焚烧。此后，他们又强迫附近百姓来处理现场，将大量尸首抛至江中，然后又将这些中国人杀害。据1946年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调查认定，日军于1937年12月18日在南京草鞋峡总计屠杀了超过5.7万人。在这场屠杀中，仅有极个别人侥幸生还。

幸存者刘世海：“日本兵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我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我只记得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是安徽人，所以就加入了逃向安徽的队伍。我们一行一共五十来个人，从三汊河来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去。一路上看到尸体横陈，一根电线杆上倒挂着七、八具尸体，都用铁丝穿着锁骨连在一起，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我们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我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的士兵。”日本兵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我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名日本兵，其中有十几人提着军刀，其他的人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一起从周围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我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我只记得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苏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我身上压着两个死人，我使劲推开尸体站了起来。幸亏伤口还不深，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亮，我赶快离开了那块菜地，走了半里多路，看到一个防空洞，我躲进了洞中。天一亮，日本兵又来了，用日语大喊了一阵，可能是叫“出来”。由于洞中比较暗，什么也看不见，日本兵喊了一会就走了。
    那次遇难的时间，是冬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同行的五十来人，只有我一人幸存，现在脖子上还有约十厘米的刀疤。”   

（3）幸存者忆南京大屠杀:日军用中国人尸体堆成桥   

王明辉，通讯干事，92岁，现住址：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楼子王村。所在部队：92军211师
    我是自愿当的兵，那时候家里穷，心想着当兵有饭吃。打西峡口之前我们部队驻扎在西平县城，我当时就是一个小排长了。1945年3月份，日本部队从南阳往西进，我们也开始夜里急行军，主要是到西峡口阻止日军。

刚开始挖工事，一人多深的坑，上面用木板盖着，主要是躲日军的炮。当时有不少日军驻扎在庞家寨，我们几个军的部队轮流往寨上打，攻不下，死的战友多得很，这一排死完，再上一排。我负责统计的数字是，不到三个月光干部就死了40多个，其中还有一个中校副团长，兵就不说了，统计不过来。1960年以后，有人要找尸骨，我给他们指了好几道沟，里面骨头太多了，死的人把沟都快填平了。 

  （4）南京屠杀暴行：妇女不堪受辱跳河被捞起奸杀 

  幸存者张曹氏：日本鬼子在南京实行“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日本鬼子看到村中的妇女就奸淫，真是无恶不做。
    “1937年12月,日军进村时，我才十六岁。我的丈夫和两个兄弟，在陆家洼被鬼子杀害了。
    日本鬼子在南京实行“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日本鬼子看到村中的妇女就奸淫，真是无恶不做。我还亲眼看到一个妇女被鬼子抓去，这个妇女不堪忍受淫辱，一下跳到河里，日本鬼子又把她抢上来，糟蹋过后又刺死了。
    我的父亲被日本鬼子抢去取乐，他们在小沟里放个木头，让我父亲从木头底下爬出来。”   

（二）国际视野下的南京日军暴行 

  （1）魏特琳日记：有妇女被强奸19次 

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2008年9月14日《朝日新闻》关于发现佐证南京大屠杀活埋中国军民照片的报道

这几行文字，在2005年被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看到，发酵成小说《金陵十三钗》：13名妓女自愿代替女学生充当日军慰安妇。
    张连红认为，妓女主动献身的故事是作家演绎出来的，是文艺作品中的情节。历史资料中，可能找不到这样的情节来映射极端情况下人性的升华，但是，日军人性丧尽的恶行记录，却比比皆是。
    单是日军在平安夜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挑选“妓女”一事，就有数位见证人做出了记载。
    魏特琳在信中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对中日战争做了这样的判断：“1914年在萨拉热窝有两个人被打死，欧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杀死1100万人。”   

（2）马吉牧师：强奸尼姑孕妇 漂亮者被一夜糟蹋40次   

1月11日，星期二。马吉牧师写道：“昨天在医院看到一名妇女被砍了数刀，头都快掉了。这名妇女同其它四名妇女一起被日本兵从金陵大学抓走，这些日本兵需要一些妇女为他们洗衣裳和服侍他们。据这名妇女说，她们中年轻漂亮些的白天洗衣服，夜晚还要被强奸40次。有一天，两个日本兵叫她跟她们走，她们把她带到一个空房子里，在那里想把她的头割下来，幸运的是没割到要害部位。

（耶鲁大学珍藏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烟尘四起的南京城的惨象）   

马吉牧师控诉日军的疯狂的性暴力行为，认为日本军方并没有采取措施限制这些战争暴行的发生，因为日本人都不把这种暴行当回事，并不以此为耻辱。他曾经向日本外交官和《朝日新闻》的记者反映过这些暴行，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3）英国记者：汽车必须碾过尸体才能开   

1939年2月13日，英国国会议员斯特拉博尔吉爵士发给英国外相哈利法克斯爵士的电报中，附带上了在南京组织国际安全区的美国传教士乔治·菲奇在圣诞夜写的的报告。斯特拉博尔吉爵士觉得报告过于血腥和残暴，特地给哈利法克斯爵士注明：“机密。禁止出版。”
    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14日，日军大举进城，日本人的飞机撒下了大批传单，宣称日本军队将保护中国平民，并且他们还要做中国人民的朋友。可是事实上，“他们肆意强奸、劫掠、杀戮”。一位日军大佐来到菲奇的办公室里，询问“6000名被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哪里去了？”

12月15日，菲奇在中国军政部附近目睹了日军明目张胆地处决了数百名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情景。他送朋友到郊外，只能在充斥着尸体的道路上开车。他说，“其情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永远忘不了这段行程。”
    23日，菲奇总结了日本人“必杀”的男子的特征：只要手掌上有老茧就必死无疑，不管他是士兵还是黄包车夫、木匠。
    （4）拉贝日记：日军从难民中挑慰安妇
    德国外交官和公民还记录了大量日军的性暴行。日军施暴对象不分老幼，而且日军在施暴后，往往杀害中国女性。

（南京拉贝故居）   

德国驻南京外交官罗森在1938年1月15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对日本的性暴行进行了深刻揭露：“许多日本士兵冲进大使先生的住房，要求把那里的女性交给他们。不断有女性被送到美国教会医院，直至昨天还是这种情况。这些女性的身心受到严重损伤，她们先是遭受轮奸，然后不是被刺刀杀害就是被其他物件打伤。一位妇女的颈部被割开一半，这位不幸的妇女还活着，使威尔逊医生也感到吃惊。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一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送进医院的还有很多被奸污的幼女，她们当中一个先后被20人轮奸。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女性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亲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
    1938年2月1日，罗森先生又向德国外交部报告，一位逃到南京安全区主席、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拉贝先生住处避难的24岁中国姑娘，在回到叔叔家取食品时被日军强奸。1月30日，拉贝先生在中国司法部附近的一间空房的棺材上赶走了一位醉酒施暴的日军士兵。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1938年2月12日编号102的报告附件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1月1日，一位德国外交官在汉口路附近的一处房子里，看到一个日本兵脱光衣服压在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身上，姑娘惊恐地不断哭泣。德国外交官痛骂这个日本兵，日本兵把裤子拿在手上，匆忙逃走。 

  （三）张纯如——她让全世界都看到南京大屠杀   

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两位华人的书进入过美国最权威的畅销书排行榜--《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一位是《喜福会》的作者谭恩美，还有一位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张纯如。1997年，她出版了记叙侵华日军在南京屠城罪行的英文专著《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纯如回应日本驻美大使言语攻击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出版即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在出版当年连续三个月攀上畅销书排行榜，再版了15次，印量达50万册，影响极大。专著出版后，日本右翼势力惊恐万状，因为张纯如破坏了他们漂白日本历史、改写世界史实的百年大计。一场针对张纯如的恶毒围攻在日本形成了。
    1998年4月，日本驻美大使藤邦彦在华盛顿召开记者招待会，大肆攻击张纯如的这本书，说这是一本歪曲历史的书，他还运用日本右翼分子的所谓研究成果，攻击张纯如书中的照片是假照片。日本大使如此嚣张，引起了中国驻美大使的严重关注，中国驻美大使对他的所言所行提出抗议，并发表严正声明，重申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的残虐犯罪之一，日本不能否定或抹杀此一事实！并指出张纯如的著作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强调日本想抹杀这段历史是不可能的。
    张纯如接受了日本记者的采访，她就著作的真实性回答记者说，这本书引用的历史资料，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档案和耶鲁大学珍藏的当时南京国际和平区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日本老兵的回忆录等都在《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中做了详尽的出处注释，注释条项达350多条。在著作出版前，她还专门请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章开沅，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孙宅巍等做了仔细的审阅与核实。如果说这本书歪曲历史，那么，它歪曲的只是一些日本人心目中的历史，而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日右翼分子威胁出版社篡改书中事实 

  此外，在日本颇有影响的《产经新闻》发表百折不挠要求更正的社论，指责张纯如没有按照日本历史学家的主张来写这本书，要求她按照日本右翼学者的观点做出更正，并说张纯如的这本书是故意贬低战前的日本形象。
    1998年5月，位于东京都文京区的一家出版公司--柏书房与美国基础图书公司签约，准备在日本出版《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日期定在1999年2月。出版合同规定，未经作者同意，柏书房不得变更该书的内容原义及图片。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弹压，一些自称是南京大屠杀研究权威的面目可疑的人到柏书房来要求审查该书，还有一些右翼团体威胁出版社如果出版此书，当心脑袋。
    柏书房是1962年成立的一家小出版社，只有30余名员工，在压力面前，渡边社长为了求得太平，向日本右翼势力妥协，在出版张纯如的这本书时，将日本右翼历史学家的批判论文也编成另外 一本名为《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书，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姐妹篇一起出版。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请历史学家对张纯如的著作进行注释，这些注释全是谩骂和批判。
    柏书房这种给张纯如栽赃的出版方式，对张纯如及美国基础图书公司做了隐瞒。转眼到了1999年2月，书印好了，正准备上市，但日本有正义感的记者把这事捅了出来。当张纯如发现原来信誓旦旦的柏书房竟然干出如此卑劣的勾当时，立即通过美国基础图书公司要求柏书房停止出版她的著作，不允许日本右翼势力糟踏她的作品。张纯如义正辞严地对记者说：柏书房在出版合同中没有写明这一注解计划，又一直瞒着我悄悄地编辑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论文集，这种丧失出版道德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张纯如当即决定，取消原定于2月24日飞往日本为这本书的出版上市做宣传的计划。2月19日，柏书房的社长紧急召集出版社人员商量对策，并与张纯如电话联系，要求如期出版该书。张纯如告诉这位社长说，《被遗忘的大屠杀》只能按照合同原封不动地在日本出版，该书决不能附加注释，也不能出姐妹篇，决不能使该书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的靶子。
    在张纯如的坚持下，美国基础图书公司解除了与柏书房的出版合同。右翼势力想一手遮天，捂住历史真相，高兴得还太早了些。张纯如坚信，右翼分子包办不了日本人民的意愿。

    残酷史实与骚扰报复致使张纯如精神崩溃 

张纯如所从事的事业在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一项孤独者的工作。她接触到的是血淋淋的史实，在《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她面对的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南京大屠杀是一部酷刑百科全书，这些她都要具体面对，还要叙述出来：砍头、活焚、活埋、在粪池中溺淹、挖心、分尸……书成后，她又得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她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由于她又开始准备写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在菲律宾受日军虐待的历史，接触到的残酷史实又一次触发她的病痛，引发了她的忧郁病症，而且张纯如还患有偏头痛，这是忧郁症的表征，巨大的病痛揪割着她，她的忧郁症不断加深。去年7月张纯如在为她的第四本书进行研究旅行时，曾因精神崩溃而住进医院。张纯如的先生道格拉斯(BrettDouglas)于11月9日清晨5时30分向警方报案称张纯如已失踪。道格拉斯对警方说，他最后一次见到妻子是在当天凌晨2时。张纯如在给家人的遗言中说，希望他们记住她患病以前的样子：全心投入生活，献身她的事业、写作和家庭。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这个曾为南京30万冤魂奔走呼号的女子，将自己的白色轿车停在一段荒僻的公路旁，然后掏出手枪，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

    （四）日本为什么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是中国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几个学者之一，近些年他不遗余力地推动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史学研究等工作，为南京大屠杀在学术研究和大众传播层面做了很多努力。在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12月11日，张宪文就近些年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著作和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进行了解读。

    （1）为什么会发生南京大屠杀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和国家现代化。但是因为国土面积小，资源贫乏，所以向外扩张、掠夺资源成为日本的重要战略。他们以朝鲜为初始目标，然后又以之为跳板，对主要目标中国进行侵略。
    张宪文介绍道，日本是强国，但是因为资源和人口等方面的限制，所以他们要速战速决。但是在上海遭遇到了顽强抵抗，淞沪会战打了3个月。然后从上海开始，由东往西打。由于在淞沪会战的惨重损失，日本希望通过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压迫中国政府尽快投降。”
    南京背靠长江，易攻难守，但是作为首都又不能不守。蒋介石在会上询问对防守南京的看法，李宗仁和白崇禧从军事角度上均不主张固守南京。当时任大本营军事训练总监兼任军法执行总监唐生智自告奋勇，言誓与南京共存亡。于是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为表示死战决心，唐生智把江面船只全部撤光，不留退路。最后战斗溃败，日军从紫金山方向打来，中国军队拥挤到下关江面，只有少量船只，最后14万中国军队只有2万多撤走。张宪文认为，“从战略上，应该做防守计划。没有有效组织撤退，是导致被集中屠杀的一个外因。”

由于无法撤退，当时很多中国士兵脱下军装，隐入城区。日军一进城就进行扫荡战，要肃清便衣兵。当时南京安全区中有25万难民，便衣兵也混入其中。日军进入安全区搜捕士兵，试图从额头（戴军帽有阳光晒痕）、肩膀（扛枪痕迹）和手掌（握枪等造成的老茧）情况来分辨出中国士兵，但是中国很多农民、劳工在上述体征方面和士兵是一样的，很难甄别。于是日本人就扩大搜捕范围，凡是中青年都抓。所以张宪文指出，搜捕中国藏匿士兵是发生大屠杀的另一个原因。
    而从日本方面看，一是日本在淞沪会战中杀红了眼，又在南京遭遇了抵抗，他们充满着为战友报仇的复仇心理，当时日本第16师团的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的手记（后出版为《进攻南京纪实》）上面写道：“态度激昂的士兵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战俘）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十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 都干掉！ ”。另外，张宪文介绍，长期接受军国主义教育，使得日本士兵对生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从上海过来一路搞杀人比赛，“最典型的例子是，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武在日记里写道，一天中午，一个日本武士来访，恰巧有几个中国军人俘虏，中岛让他试刀，用中岛的军刀来施展，一下子砍下两个头颅。作为高级将领都是如此，把杀人作为儿戏。这些事情比比皆是。”
    对于日军在南京的罪行，张宪文总结了三大方面：

1、大屠杀。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无辜的民众大量杀害，数量之大令人震惊。

2、大规模性暴行。根据西方传教士的记载有2万起，而且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3、破坏南京城。在南京的繁华地段纵火、抢掠，目的就是要把中国都城毁灭，使中国政府感到压力，迅速跟日本展开谈判、投降，结束战争。

    （2）日本为什么在战后不能像德国一样爽快地认罪

（日本右翼纪念希特勒生日 高举纳粹旗闹事游行）   

日本从1980年代就开始歪曲战争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宣扬大屠杀只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日本之所以不能像德国一样有一个良好的认罪态度，张宪文认为，首先日本是个岛国，具有很强的岛国心态，所以他们无法像中国、美国一样心胸开阔，而岛国心态则相对狭隘。所以他们不能很好看待自己对待别人的侵犯。
    而在日本否认大屠杀的过程中，张宪文认为，美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二战反法西斯胜利后，美苏两大阵营进入冷战状态，亚洲格局也发生变化。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反苏反共的主要力量，在194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武装日本，而且天皇制度得以保留下来。所以日本没有很好认罪，和美国的扶持有很大关系。
    另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了调查，但放弃了索赔，而新中国政府也放弃了索赔。“对于我们给予的宽容，日本没有很好理解，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采取对立状态。”张宪文对澎湃新闻记者说。此外，张宪文还分析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因素：日本人认为，国家是神创造的，最主要的神就是天照大帝。他们认为天皇就是天照大帝的子孙，天皇就是神，效忠天皇就是效忠神。日本人，尤其是士兵死后进入靖国神社变成神，生前罪行就一笔勾销。“这种扭曲的观念，使得日本不可能清算军国主义罪行。”
    最后，从现实角度考虑，日本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更要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成为政治大国就要入常，军事大国就要军事装备现代化。三个方面的强盛是日本努力奋斗的目标，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就是他们独霸亚洲的障碍。他们也不信任中国强调的和平崛起。这些是日本不可能承认侵略的重要原因。 

  （3）八国原始史料成铁证

国内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从南京大学开始，自1960年到现在已有55年。据张宪文介绍，当时南大只有4个老师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主要是研究日本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即便在中国现代史领域，南京大屠杀也不是主线，主线是反映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全国也就几个人在做，没有给予重视。”1972年中日建交，中日友好成为主流话语，谈大屠杀不利于中日友好，所以张宪文他们编的小册子最终没能出版。    

直到1980年代，日本方面对教科书进行修订，对战争性质加以歪曲，由“侵略”改为“进入”，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这才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1980年代初在南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主要有学者、干部和幸存者。当时，幸存者还有很多，至少有2000千人（现在仅100余人在世）。他们在会上撸起袖子、掀开衣服露出伤口，控诉日军的暴行。当时南京市市长张耀华随即决定做三样工作：建馆、立碑、编史。于是1983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纪念馆正式破土开建，1985年开馆。“又在中国重要军民遇难地立纪念碑，编史主要就由我们来做，出了两卷资料，和一本《南京大屠杀史稿》。整个八九十年代，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进展都相当缓慢，主要是因为资料少。”张宪文介绍道。
    时间走到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两个决定，分别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回首77年前的惨案，也关注今天的人们如何悼念死难的同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历史不再重演。
    结语：如军事专家罗援所说，设立公祭日首先是告诉我们不忘国耻。忘记过去就是背叛，特别是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惨痛的一幕。我们牢记历史，会激发全国人民更大的爱国热情，同时也可以唤起我们的忧患意识，即在任何时候，我们中华民族都要居安思危团结一致，要时刻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我们国家的安全。
（来源：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环球网、观察者网、凤凰网、环球人物杂志、澎湃新闻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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