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离校后的一些回忆

陈水明校友（1962届）February 27, 2012

离开学校许多年啦，回忆一些老师的身教言教犹历历在目：

李霁野老师：他是系主任，关心几乎他教过的每个同学，对我们班上同学的习性，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高书宪家有困难想退学，李老师一直资助他毕业。工作方面：他说他曾有数十万字的译稿（大约是《战争与和平》我记不清）在商务印书馆被日寇轰炸付之一炬，但他始终没放弃翻译。他译著之多，锲而不舍精神，身教重于言教，始终鼓舞着我。他说他少年初读《吉阿德先生传》时感到好玩；青年读时感到有些哲理；成年读就想哭了。到后来我读时也有同感。

李宜燮老师：讲英诗时常绘声绘色，使人难忘。以后我也译了一些，译时总是想起他。很遗憾，在文革时，我为怕挨斗，把稿子一焚了之。上世纪末在处理废物时发现断简残篇，整理成《英诗120首》想向他汇报时，他已作古了。他对学生非常关心。我毕业十多年之后，四人帮刚倒台时回母系，他和殷辉老师一见我就喊出我的名字，并记得我分配到什么地方。使我感动不已。

黄子坚（珏生）老师：教我们泛读，经常从市内骑自行车来带一大捆外文杂志上课，从未缺课。课堂上分给我们每人一本杂志，要我们任读一篇作品，于十数分钟读完，说出key words,然后他挑出数篇讲解。我毕业数年之后，有一次在北京科技情报馆阅览室读文献，他带领十几个人还有外国人到那里参观，在众多读者中他竟然认出我还喊出名字。后来得知他抗战前在母校掌管经济，校内每座建筑物都有他的心血。西南联大时期，他担任师范学院院长，闻一多的丧事就是他主办的。也许他曾与经济有关，‘三反运动’时指责他贪污，打了他‘大老虎’，之后离开南开。由于和母校有剪不断的关系，才来教我们。至于他是否‘贪过污’，‘事实胜于雄辩’，用不着多说了。

张秉礼老师：穿长衫布鞋，文质彬彬。1957年我刚入学，班上出壁报，我在高中时外文学的是英文，我译了一些茶花女的日记和致阿芒的信拿给他看，他认真地看了遍，给鼓励的多，不足之处也委婉指出，使我感到和蔼可亲，此后我常到他家‘执经问难’，即如他不在我们班任教，我也常去，他从未嫌厌烦。后来曹其瑱老师讲起他，说他非常爱护学生，简直把学生当自己小孩爱护，有一次她因小事不高兴，独自在校内路上垂泪，被他碰见，他赶紧从兜里掏出水果糖像哄小孩哄她，使她破涕为笑。就是这么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在我入学之前的一次政治运动中，被逼得跳马蹄湖，幸亏被及时发现，要不我就无缘受他教诲了。

金隄老师：他早已蜚声译壜，毕业之后我第一次见他是在2007年，我把我译的《英诗120首》和写的《藉诗漫评凋零花》书稿送他，他那么谦虚说他古文程度很浅，以后还要请教我，使我无地自容。以后还数次给我打电话称赞，还说《英诗120首、后记》中提到的那位女同志使他很感动，问我找到了她不。想不到那是我毕业后第一次见他，也是最后的一次。

高殿森老师：他双耳全聋，给他交流，他用口述，我们用手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译德和译才’。作为翻译，熟悉被译的和译出的语言文字是译才，对译出的文字负责是译德。有时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他曾见有人把millary tuberculosis（粟粒性结核）译成‘军队结核’，这就涉及译德问题了。他的教导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使我不管是自己译还是校对或答人问，绝不敢漫不经心。有次我中译英碰到‘加工台把’一词，去情教一位‘权威’；他漫不经心地说是table.可我看不像，去请教老工人才弄清是taper;从此我再也不敢去请教他。又有一次某副市长请我翻译该市市歌，我译出后市长请一位颇有来头而且爱出风头的贵妇人审核。经办干部让我看，我发现她用铅笔把形容词、副词改了不少，甚至把still better也改为more better.过去.碰的钉子告诉我，‘祸从口出’，只好回答说“她知名度高。让她一人署名，我绝对不‘附骥’,只当学习一次，谢绝稿费”。最后市长说‘不要英文对照了’付给我了稿费。又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博物馆参观，看到墙上的英文说明中不少错误，当即到该馆办公室反映，有位干部模样的先生冷冷地质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些英文是专家译的。’回来我告诉老伴，她怪罪我说‘你狗咬耗子，揭人的短,人家没找人揍你就够你便宜啦!保护自己重要”。其实无论中文、英文、错别字，你留意一下连报纸上都不少，之后我也就‘少管闲事心里净’了。

杨善铨老师：他是我们毕业班的老师，瘦小的老人，常穿老式对襟上褂，布鞋。选用的教材是Thomas. Hardy 的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也常讲英诗，讲诗基本上是边带表情背诵边讲。他原来是学经济的，可对英语有爱好，他对莎士比亚研究之深使英国学者为之叹服。正如孟子所说‘善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抗战前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英语系系主任，桃李满天下。

他们老一代的尊师，给我们后学者树立了良好榜样。有一次北京外语学院来了位著名教授（好像是王佐良，记不太清了）来我们系开座谈会，他首先站起向杨老师一鞠躬说“我是杨老师的弟子。”杨老师也马上站起来向司徒月兰老师一鞠躬说“我是司徒老师的老学生”。杨老师后来调到北京公安部，年事已高，当时63届的校友朱恩涛在部里已是领导干部，对他仍执弟子礼，生活上关怀备至。我们班任吉生是他的得意门生，当时已是文学翻译界名人，也经常执弟子礼去探望他。

我还想起曹其瑱老师：我中学学英文发音基本上是broken音。她作为老师细心纠正，真正是负责良师。后来听说她的祖父是‘五四运动’打倒的对象曹汝霖。听说她政治运动挨整和此有关。历史上舜惩罚了鯀还传位给夏禹；孔子说‘犁牛之子騂且角，虽欲无用，山川其舍诸？’古人还反对株连子女，今人株连隔代也太不该。况且曹汝霖在沦陷期间大义凛然拒绝日寇威胁利诱当汉奸。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曹汝霖还是值得称赞。搞血统论，迫害他的隔代孙女也实在太不公。

孟志孙老师：他教我们古文不拿讲稿，边背诵边讲，讲起杜甫绘声绘色，从杜甫出生到他到岳阳‘老病有孤舟’死亡，如数家珍。讲到‘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时用手势卷帛，简直高兴得像杜甫一样。他讲唐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边讲边用手敲击桌子算是在‘捣衣’，好像他就是那些哀叹‘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的少妇。后来听说在‘文革’中，以‘封建余孽’的罪名挨斗，不禁感慨系之。

华萃深老师：他不任我们课，瘦瘦的慈祥老人。听说他曾是戏剧学校校长。也许因为我是中文课代表吧，有次他把我和其他中文系的几位同学叫到他家，拿出他的唱片边放边讲戏曲流派。后来在文革期间听说‘造反派’把他的唱片搜出说是‘四旧’当他面给砸毁。我想他会哭的，每当我在电视上看戏时，他的影子就不禁浮现我的眼前。

几位教第二外语的老师令人难忘，他们现在都年事已高，不知健康如何和在何处：

1.韩瑞穗：中国籍日本人，汉语说的不流利，早在抗日时期在延安加入中国国籍和中共，丈夫是高级干部。后来不知调动到什么单位。

2.于昌然：抗战时期旅日华侨中的中共党员，后调入南京某军事学院，61届的鲁菊青也在该院。

3.李约瑟：原系旅日华侨，多才多艺，除日语外能讲德语、英语，他的专业是哲学，后调本校哲学系.

4.周丽英：中国国籍的的德国人，她的丈夫是德国留学生，解放后定为资本家，因之她教我们是以'打工者'的身份. 文革后我在报纸上见到，她被南开大学聘为正式教师。她老家在德、法交界，除讲德、法语外，能讲流利的英语、俄语和中国话，教书很负责，我和李九明都是她的学生。

还有一位我们系在文革中被镇压的老师陈大春，罪有应得，现在谁也不愿提他。他曾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英译者。在那重家庭出身的年代，他的政治条件当然是纯而又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想他会‘前程无量’，可世上没有‘如果’二字。

王恩阳三同学蹲监狱事件:

他三人的冤案主要是当时系党总支部书记王xx主导，这里我们不好苛责他，他也曾是先进人物。事件的发生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促成。我们同学入学时本来谁也和谁没仇。作为书记，他应让大家和睦，安心学习，他却人为地把同学们分为‘先进’和‘落后’。先进的毕业后一帆风顺，比如高书宪就当了少将，‘后进’的可惨了。弄得大家不仅有隔阂，恐怕是‘仇恨绵绵无绝期’！

原来从北京外院转学来有位女同学叫唐葳葳，她和张贞娴、王恩阳、窦世魁为学习常在一块玩。葳葳的伯父是唐生智将军，爸爸是国务院参事，妈妈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大电影明星之一的‘徐箂’（那三位是蝴蝶、阮玲玉、王人美）。她和一位留学生有暧昧关系，惹得该国总理来求周总理让那位留学生娶她。这一来事情闹大啦。系里不好动唐葳葳，却拿张贞娴三个开刀。就给他们加以罪名说‘企图投敌叛国’，王xx说“给他们枪，看他们是打蒋匪帮或是打共产党！”，因而没经审判就把他们投进监狱。刑满出狱后王恩阳、窦世魁有家可归，可苦了张贞娴。她虽家庭出身不好（可能是地主或资本家）可她姐姐很早就参加解放军，姐夫解放战争时就是团长，她是跟姐姐长大的。她出了事就株连了姐姐和姐夫，所以出狱后无家可归，被迫嫁了监狱里一个小‘萝卜头’管理干部。文革后平反，丈夫死啦，她带着一个女儿被安置到天津商业学院图书馆，52元工资，贫困可想而知，后来嫁了一位比她大好多岁的离异医生。所幸的是丈夫对她很好。1991年咱们系庆时我见到她，昔日的含苞欲放少女当时已憔悴苍老。哭诉着说她泪早就流干啦!王恩阳后来当了抚顺大学教授，省劳动模范、人大代表；窦世魁移民澳大利亚，进入上层社会，来信告诉我说我们学校的文凭在那里还很吃香。

 王向明同学的遭遇:

他是我们班的高才生，海南岛人，不爱说话。在那重家庭出身的年代，他的政治条件无懈可击。他的家庭背景是：在海南岛即将沦陷之际，他爸爸去世了。他妈妈随难民群领着他的哥哥和弟弟跑到大陆，在一家孤儿院当勤杂工。该院是宋庆龄、美龄姐妹所办、收容抗战孤儿的福利单位，因之他的哥哥读了大学，参加地下共产党；向明本人在广州解放时高中毕业参加工作。1957年我们入学时，他哥哥是新华总社一名中层干部，嫂嫂是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由于有此家庭背景，我们毕业时，他被分配到Radio Peking,在那里他常借调给‘人民日报’社，Peking Review社翻译重要文件；也曾借给Anna Louise Strong作新闻专业口、笔译；后来他和李敦白一块当编辑。关于李敦白，大家可能知道，他原是美国共产党员，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到南京，找到周总理参加中国革命，在延安电台建立对外英文广播，他当编辑兼announcer后来和中国女同志结婚加入中共。文革时四人帮说他是特务，是周总理明知故意引进。江青亲自点名要王向明进中央专案组当翻译，要他揭发李敦白‘罪行’。王向明坚持正义，不诬陷人。后来专案组认为他‘不识抬举’，把他退回原单位。

那个时候，他早到结婚年龄，正在热恋时，电台有关部门指责他‘背着组织找有海外关系的女子谈恋爱’，狠狠地批斗了一通，要他深刻检讨并立即和她断绝关系。再后来北京的同学，还有青岛的谷磊昭包括我都给他介绍过女朋友，不是双方看不中，就是‘政审’不合格。我曾托人在我的故乡农村找了位团支部书记，向明的哥哥还掏路费让那位女的去北京会面，双方都满意，可女的要求户口迁北京。当时52元工资的小翻译结婚让老婆进北京是白日做梦。电台组织答应可以往北京郊区农村连系暂迁户口，以后等机会往市内迁。女的拒绝啦，事情告吹。他 干的是高级专家的活，拿的是低级工的工资，住的是集体宿舍，还没有谈恋爱的自由，情绪非常低落。此时中央编译局‘挖墙角’把他挖走，要他干高级译审的活，翻译和定稿《周恩来文集》，《陈云文集》。该局在劲松分给他了一套一室一厅，水、电、气设备俱全宽敞的住宅。‘士为知己者死’，他确实很卖劲，工作很出色。

也许是他‘其貌不扬’，每次进机关大门，负责保卫的都检查他的工作证，可他发现他们不检查别人的，因此感到受了‘奇耻大辱’，跑到保卫处大闹，后经劝解了事，他还是因此害了像鲁迅《狂人日记》所述的精神病。他不会做饭，生活是吃方便面，面包、咸菜加白开水，还一直认为他单位保卫处迫害他、扣压他的信件，精神压力使他病情逐渐严重。他住处附近有我一位中学的要好同学，他们彼此都知道但没见过面。有次他跑我同学家疯疯癫癫自我介绍，要求以后别人给他的信件都寄我同学处，写我同学名字。评职称时他拒绝申请，想调走。当时其他翻译的工资都是百元以上，他的仍是‘520大毛’，单位和群众都过意不去，给他定了‘副译审’，工资也相应提高。可他仍对保卫处后来延伸到对单位恨恨不已，给我说过到退休时一个小时也不给他们多干。单位要延聘他，说给他正高职称，还派他去了欧洲一趟，可他还是斩钉截铁地退休了。他和哥哥关系也闹翻了：他妈妈因病过世，他一口咬定说是他嫂嫂在药里下毒给毒死了。他哥哥曾写信给我希望做他思想工作，哀叹说“即如他没有工作，我这个当哥的也愿养他，可他这样闹要我怎么办？”他退休后曾来我家，要我给租房躲避保卫处迫害，也跑到梁展驹广西北流市老家（当时梁展驹已退休在家）请给他租房躲避迫害。

1997年，我校退休在深圳创业的一位老兄邀请我去他处叙旧。那位同事是个能干的大腕，办有企业、学校、翻译公司、幼儿园，还有私人住宅和汽车。我去后他很念旧、热情，希望我留在那里，待遇也不菲，可以把我的妻子迁去和给女儿安排工作。可郑州大学也在回聘我，良知上责备我不能‘见利忘义’留在深圳。当时我想起了王向明，希望他去有个归宿。他从梁展驹处去啦，我发现他病的相当严重。有一次午睡时一位女工在住室附近洗衣惊醒了他，他跑她跟前把新买的收录机和辞典狠狠地摔了还用脚踩。我赶紧把他拉回问他为什么，他说她接受他单位保卫处巨额酬金想害死他，他要抗议。后来我因家里有事要离开深圳，特意委托那位朋友照顾他，想以后生活稳定，他也许会好转，可我走后不久他不辞而别，害得我的朋友派人到处找他，正要往公安局报案时接到他从北京来信说他回去了。

此后他说他想回海南岛，编译局派专人送他，在海口安置他住‘老年宫’。再之后他弟弟去探望他，看他孤寡一人十分可怜，给他单位写信表示要接他走，他单位又派专人并邀请他弟弟一块把他送到合肥市。他弟弟在他家附近给他租房子，吃饭和他家一块。他给我写信说弟弟一家非常好，经常给他改善生活。我庆幸他晚年幸福。2007年苏智娟从国外返校，我们班在天津聚会，我通知他去，他没回信，再次写信，信被退回说‘查无此人’。我给他弟弟和哥哥写信，都不回信。估计他是凶多吉少。

马蹄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