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庆平：南开的培育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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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的培育前进的动力

—此文献给母校100岁生日

崔庆平校友 September 5，2019
（原驻美大使馆一秘、常州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我于1942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一个贫下中农家庭。1962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5年制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在校3年的学习期间，在老师们的精心培育下，使我初步具备了报效祖国的能力。1965年被国家选派至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始终是激励我前进的动力。
在南开学习的美好时光

在南开大学外文系学习期间，我度过了青春奋进的美好时光。1962年高考是一届很难的高考。那年高考不论家庭背景如何，只要成绩合格就被录取，我们英专班的27位同学，大都是大城市高中毕业的尖子生，还有国外华侨，学习氛围非常好。我们27位同学又被分为2个小小班，分别由曹其缜和马振铃老师执教。因为部分同学高中学的是俄语，所以我们学习从26个英语字母开始。

我虽然毕业于河北省一个偏僻山区的灵寿县中学，但在这个学校做过一段英语“代课”老师。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年长的英语老师，因为他解放前曾任职于河北省高级法院，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在那个年代，找一个现成的英语老师非常困难。然而，那一年高考，要报考全国一类重点大学，外语是必考科目。由于我通过自学，英语成绩比较突出，所以学校要我边学边给同学们上英语课。我给他们讲英语语法，讲记单词技巧，帮助他们做前几年英语高考试卷，还给他们批改作业。结果还真的有同学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如，北京政法学院、南开大学生物系、北京钢铁学院等。

基于上述情况，大学一、二年级的英语课程对我来说，相对比较容易，而我的弱点是个别字母的发音和听力。如，字母O的发音，我就发不准。马振铃老师经常反复纠正我的发音。我就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去校图书馆找英语读物，有时甚至是英语原版小说，边学习边做笔记，遇到不懂的就查词典或请教老师。每天清晨，我还坚持在新开湖畔高声朗读英语课文，以改进我的英语发音。另外，对我来说，还有一个优势条件，我和高年级同学住在一个宿舍，我主动借看他们的上课笔记，学习他们的英语作文和翻译文稿，使我收获很大，英语进步很快。我与几位高年级的同学交了朋友，我对他们给我的帮助终生难忘。

由于系党团组织对我的关怀和老师们对我的谆谆教导，我政治思想和学业上的进步很快，在入学的第二年我被选为班团支部宣传委员，在天津海河抗洪斗争中表现突出，被天津卫戍区命名为先进民兵，后又被选为校团委委员。

在上海外代的难忘记忆

1965年8月应英国伯明翰大学希腊语系主任乔治·汤姆逊教授的邀请，我被高教部选派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英语和希腊语。与我同行的是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的老林同学。汤姆逊教授曾任英国共产党政治局执委。他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特别崇拜，他曾在上世纪50年代，应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邀请，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以便能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他在学习期间，曾受到毛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的亲切接见。因此，我们二人对外是以北京大学学生身份赴英学习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烧毁，中英关系恶化，我们在英国学习的90多位留学生中断了学习，1967年初被调回国内参加外交部和高教部的运动。1968年3月我被交通部政治部派至上海外轮代理公司工作。上海港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来港的希腊籍船舶很多，我既懂英语又懂希腊语，我被分配到那里，深受欢迎。在上海外代的10年中，我作为外轮登轮业务员，登上过上千艘外轮，较好地完成了外轮登轮业务。

最令我难忘的是，我曾经做过审讯国际间谍的翻译。1968年5月，一艘波兰籍外轮满载离港过程中，船上有两名特俗“旅客”，从他们所住的客舱到驾驶台来回“上蹿下跳”。我有关部门发现原来他们在收集黄浦江和吴淞口我军事设施的情报，人脏俱在，当场捕获。他们分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间谍奈罗尼和英国军情6处(MI6)间谍巴里梅因。受上海有关部门的指派，我和上海海员俱乐部朱姓翻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分别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审讯警官的翻译。接受任务后，我每天都要去市公安局看守所，做审讯某国间谍的翻译。每场审讯结束后，都要把审讯笔录整理出来，打成英文笔录，再找间谍逐页核对、签字画押。每场审讯开始前，都要针对间谍的态度，选择一段毛主席语录，向他宣读进行教育。翻译过程中要使用很多政策攻心的语言，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铁证如山，罪证确凿”、“必须低头认罪，争取宽大处理”、“不要避重就轻，不要编造故事”等术语；还要熟悉海军设施和武器装备的英文名称；再就是外轮结构和危险物品化学名称等。案情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亚洲有三个情报中心，即香港、新加坡和东京。奈罗尼就是在东京执行任务的。英国间谍巴里梅因比奈罗尼更加老谋深算，他把与奈罗尼的谈话都偷偷地录了音。1968年1月30日，朝鲜人民海军在朝鲜东部沿海捕获了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这对“双胞胎”间谍在朝鲜东部某港口搜集了有关这个间谍船的情报随波兰船来到上海的。

在驻悉尼总领事馆做签证官的岁月

我于1978年3月被调入常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任首位英语翻译。1992年我被外交部借调至驻悉尼总领事馆工作。馆领导要我负责外国人来华签证的审核和签字，即“一支笔”的责任。签证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涉外性、技术性和时间性都十分强的极为严肃的工作。它要求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严谨过细的工作作风。它起着为祖国守好大门，为各国朋友来华“开路条”，架起中外友谊与合作之桥的作用。因此，我感到“笔重如山”，责任重大，来不得半点马虎。

在实际工作中，我始终把维护国家主权放在首位，以我为主，严格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规定，不受任何势力的支配，不受任何压力的制约，不受任何复杂情况的干扰。如澳大利亚总督、总理访华专机机组人员来我馆申办签证，只出具了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基地的函件，这显然手续不完备。我一方面要求澳方提供正式外交照会，另一方面报请我外交部签发签证通知，因为这还涉及我领空主权问题。再如，某国一国际安全与和平议会驻悉尼代表，先后致函我签证组、副总领事和总领事，要求在其所持证件颁发“外交签证”，应其要求，我某一全国人大代表也写信称已与我外交部美大司联系过等等。在其多次纠缠下，我独立办案，后查到有关规定，我不承认此种证件，对其要求给予婉拒。

在悉尼总领馆工作3年多的时间里，在馆领导的关心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共办了数万人次的来华签证，我馆每年签证数量比我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与驻墨尔本总领馆签证数量的总和还要多，我们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1994年10月，一个澳大利亚西部地区报纸的记者去西藏访问后，发表了多篇攻击我中央对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污蔑西藏改革开放成果的文章，影响极坏。外交部领事司发来查询通知，要求驻澳各使领馆告知系哪个馆为其签发的签证。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有信心和把握，我十分肯定地告诉总领事，不是我馆所签发的。最后，外交部领事司通报说，该记者系从尼泊尔入境的。段津总领事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事后，在总领馆办公会议上，他称赞我工作负责、严谨、过细、过硬，我是值得他放心的人！

在驻美国大使馆领事部工作的日子

1997年8月，我有幸第二次被外交部借调，并且派我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领事部工作。出国前，我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遇见了南开学长校友（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河北老乡、干部司司长王建立同志，倍感亲切。他委托干部司一位处长给我谈话，交待任务，要我做领事部侨务组长。华盛顿是美国首都，那里华侨华人众多，各阶层的头面人物多层次高，年轻一代的高科技精英聚居工作在华府、马里兰州教育和科研单位，侨情敏感复杂，既是园地又是阵地。他嘱托我要发挥自己的智慧和特长，热情稳重，开创侨务工作的新局面，不辜负干部司领导对我的期望。

驻美使馆是我驻外最大的大使馆，有“一大二公”之称，即一个大使，二个公使。还有十几个公使衔参赞。办公有一个大使馆，还有一个大使官邸、一个公使官邸。我到馆上岗后，我被告知，我不仅要具体负责侨务工作，还要负责领事保护工作，即保护中国公民在美国的正当权益。领事保护是外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外领事关系的核心问题。领事保护案件有它的特殊性、突发性、复杂性，且后果严重。比如，谋杀、抢劫、绑架、严重交通事故案，经常造成侨胞伤亡、失去人身自由、重大财产损失等。

我经常被指派去美国国务院中蒙处办理交涉。办交涉都由我一个人前往，而中蒙处都由3个人出面接待：中蒙处处长或副处长、处长秘书（负责记录）、国务院法律顾问。所以，办理外交交涉是一个非常严谨、严肃的事情。我去前必须做好三个准备：掌握案件是非曲直，

确定交涉的目标要求；研究有关国际法、中美领事条约，把握交涉取胜的法律依据；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很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我虽然“孤军作战”，但我心里有底气、志气，身后有强大的祖国和13亿中国人民做后盾。作为“南开学子”，要为母校争气。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去美国国务院近20次，与中蒙处的工作人员“交了朋友”。2001年初，中国某市文化局派出的少儿艺术团一行20多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区遭遇严重车祸，2人死亡，7人重伤。中蒙处官员主动打电话告诉我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官员的姓名、办公室电话及他的手机号码，以便让遇难者和受伤家属顺利办理签证，来美处理善后事宜。

一个中国公民在纽约所辖地区监狱受到虐待，我前往美国司法部，会见该部外事办公室主任进行严肃交涉；一位香港侨胞在马里兰州监狱受到一个黑人罪犯的袭击，一只眼睛受到严重伤害，我驱车前往监狱进行紧急交涉，使这位港胞眼伤得到及时治疗，并被安排在单间居住；一位中国公民在华盛顿唐人街自己住宅下，被无辜枪杀，我前往华盛顿警察局会见办案警官，督促破案；一位来自天津的中国公民在马里兰州一个华人餐馆里打工，送外卖时被黑人用匕首戳进心脏死亡。其妻子来美国处理善后，她的护照在入境机场被移民局官员扣下，她转机抵达华盛顿机场我去接机时，她告诉了我这一情况，情势十分尴尬，因为她要尽早凭护照去殡仪馆认尸。我当即打电话给美国移民总局入境检查总监迈克尔·林雅克先生（他是我的“好朋友”美国移民局拘留和遣返司政策规划和特殊项目主任罗伯特·杰克柏森先生给我介绍认识的），要求将她的护照尽快寄给中国大使馆我收，以解死者家属的燃眉之急，结果次日上午就收到了护照。我还及时与华府天津同乡会会长联系，请他们帮助天津老乡安排食宿、商谈赔偿及死者火化等事宜；一位广东省公访团团员，突发心脑疾病死亡，我应约前往美国国务院认证处，为其死亡证明办理认证。我还成功地办理了很多其它领事保护案件，这是我的责任、我的使命、我的信念。1998年，我被使馆评为优秀外交官。

“允公允能”的校训始终鞭策着我，“允公”的意义就是为群众谋幸福。对我来说，“允公”就是献身于神圣的外交事业，献身于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把祖国的温暖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自己同胞的心上，为远离祖国怀抱的侨胞们解危克难，这就是我的光荣和心愿！

这真是：

历历在目景影稠，五旬往事忆劲遒。

恩师教诲不绝耳，德高望尊功千秋。

方圆运握经纶展，允公奉献济刚柔。

青春芳华风骨傲，报效祖国壮志酬！

崔庆平
2019年9月5日

崔庆平在英国留学期间拜谒马克思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