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外语学科九十年发展历程

-纪念南开大学建校90周年

肖福堂校友 October 5, 2009

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和张伯苓很早就考虑如何解决学生求学深造的问题。早在1915年“徇中学毕业生之请求”，南开中学内曾设英语专门科一班，目的是为有志留学或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提供深造条件。1916年成立了专门部，集中管理英语专门科的各项工作。后成为知名人士的黄钰生、查良钊等都从该英语专门科肄业，后考入清华学校并赴美留学。同时又设立了高等师范专门班，招收有志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学习高等师范课程，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在专门部的基础上发展为大学。

1916年8月22日，专门部主任张彭春邀集专门部师生举行茶话会，谈了南开大学的构想蓝图。但是由于当时学校经费早已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以致英语专门科和高等师范班均因“经费竭蹶，维持维艰，遂次第停办”（《南开学校一览》，1927年）。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赴美考察回津，认真汲取了办英文专门科和高等师范班失败的教训，又借鉴了美国私立大学的办学经验，着手筹备建立大学的各项工作。1919年，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爆发了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五四”运动。就在这一年的9月25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0月17日，召开了南开大学成立大会。随着南开大学的诞生，外语学科作为南开大学最早设立的学科之一，开始了其90年的风雨历程。

第一部分

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从“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思想出发，设文、理、商三科，1921年增设矿科。在文、理、商三科中，按照美国大学分科、选科办法，将全部开设的课程分为四个专修组，即文言学组，包括国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五学门；数理组，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四学门；哲学及社会科学组，包括哲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六学门；商学组，包括国内外贸易、银行财政、商业组织三学门。各科学生前两年不分系，每一科学生所学课程基本一样，第三年开始选择专修组，在以上四个专修组中任选一组。到毕业时，视在某个专修组中所选课程至少满五十绩点（文科每星期授课一小时，自习二小时，满一学期者，为一绩点），该门课程则为专修学门。以后又把专修的学门称为“学系”或简称为“系”。当时的所谓“学系”或“系”，并不是行政实体，只是课程的学门，每年也不很固定。根据南开大学注册组1949年5月编印的“国立南开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录”中前三届毕业生统计，1923年第一届毕业生共21人，其中英文学系2人，教育学系3人，政治学系6人，历史学系1人，化学系1人，商学8人；1924年第二届毕业生共20人，其中英文学系3人，教育学系3人，政治学系4人，商学9人，算学系1人；1925年第三届毕业生共62人，其中英文学系6人，教育学系2人，政治学系5人，历史学系1人，化学系4人，商学30人，算学系1人，物理学系1人，矿科12人。

根据校史记载，最早来南开大学的教师是凌冰。凌冰曾在南开中学肄业三年半，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9年获教育学博士，6月回国，在广州完婚后便偕夫人赶来天津，任大学部主任兼大学教务主任。凌冰新婚的妻子是司徒如坤女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硕士，南开大学英文学系第一位英文教师。开始时，司徒如坤还兼任南开中学英文主任，并兼任大学德文课。最早的英文教师还有美籍教师刘易斯（Lewis）女士。司徒如坤和刘易斯都于1919年9月25日参加了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当时南开大学只有不足10名教师）。同日，刘易斯女士在演说中有几句话说道：“今日南开大学，是男子的大学，是男子研究高等知识的地方，可以说是南开中学办有15年的好成绩。但是大学中没有女生，这是跛行教育，这还是半身不遂的教育，甚盼望南开要办女子中学，以备入大学，使女子在本国有研究高等知识的机会。”由于刘易斯和司徒如坤的倡导，以及后来马千里的“南开中学应当添招女生的建议”（《校风》第132期，1919年12月5日），学校领导都同意招收女生。1920年，南开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三人，而正式毕业的只有英文学系刘菊淡一人。刘菊淡是南开大学第一位女毕业生。

南开大学建校初期，文科主任由大学部主任凌冰博士兼任。1922年夏，司徒月兰由张彭春介绍来南开大学任英文教授。司徒月兰与姐姐司徒如坤同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硕士。司徒月兰担任过一年级英文、二年级英文、三年级高级英文及四年级欧美文学等各类课程，一般每周上课12学时。同时，她还被英文演说会南开之星（Nankai Star）聘为导师，被南大唱歌会聘为导师兼钢琴师等。《南开周刊》曾刊登文章说，南大在华北八校英语演说辩论会“履执牛耳”，“此因出于指导者之功”；南大唱歌会为全校举行音乐会，“实启本校课外团体公开演艺之先河”，“本会还为本校课外组织男女合作之始”。从1925年秋开始，司徒月兰连续三年被聘为下一学年英文教授兼代理英文系主任。以南开大学学生中英文爱好者为骨干组成的英文学会、英文演说会、文学研究会等，是南开大学最早的有目的、有组织的学生团体。英文学系学生邹良骥1924年5月在《南大周刊》（学生生活号）第5期发表的《南开大学学生的团体生活》中提到：“南大学生合起来，人数不到三百，会总有三十个，而且大体都很有精神，很有活气……往往弄得人和房子都分配不开”。1922年5月，华北六大学（北大、高师、清华、协和、燕京及南大）在北大礼堂举行联合英语辩论会。结果南开与北大获得第一名，清华学校列第三名。南开开创伊始，加入各联合英语演说比赛，此为第一次，一经加入即获得优胜锦席。从1926年起，张彭春担任英文学系的现代戏剧课程。

英文学系除培养专业英语学生外，还担任全校学生的英、法、德、日等语种的课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西洋文学博士学位的段茂澜，曾兼任德文、法文教授，陈省身、吴大任等都曾听过他的德语课。冯文潜于20年代末来南开，兼开德语课。1919年至1930年开设法、德、日语的教师先后有十几人。

第二部分

1930年春，南开大学文、理、商三科分别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文学院开始时没有专门设立英文系，只设有文学哲学系，文学是指英国文学。这一年，陈逵先生应聘来校教英文。陈逵字弼猷，湖南攸县人，1920年8月赴美勤工俭学，在大学期间即开始用英文作诗或译诗。1926年在内不拉斯加大学毕业典礼上获“桂冠诗人”称号，令人瞠目。1927至1928年间，他的英诗创作更达到高潮，作品多次刊登在美国几家著名杂志上。美国贝宁顿大学文学系主任菲比·赵女士（Dr.Phebe Zhao）曾说他（陈逵）“在美国诗坛的名流中也不逊色”，“他以卓越的才华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彩”。我国著名学者冯至先先提到过：“先生曾创作英语诗文，发表于美国《日晷》、《民族》等著名刊物。英语诗辞句精炼，扬华夏之心声。文则笔墨生动，传祖国之文化，深受彼邦文坛重视。不意几度沧桑之后，如今中美学人互访，美方颇不乏人念及先生当年英语诗文，仍赞叹不已。”1931年发生了日军侵华的“九·一八”事件。陈先生说起国事，慷慨激昂，不能自已。《南大周刊》1931年9月29日第113期在《教授中之关心国难者》一文中提到：“教授中关心国难者有蔡维藩、傅恩龄、陈弼猷三先生。先生等每于提书授课时，泪盈盈而欲泣，声气为之咽嚥，恰似一幕‘最后一课’，令人心为之感，可助同学，时时铭刻国难于心，较之不关痛痒者，真不啻霄壤也。”

陈逵教授讲课很受欢迎，有感人的文学力量。他很健谈，喜欢学生课后到他家聊天。文学院一年级学生曹鸿昭、高殿森、董绍康三人常去陈先生家中听他谈话，他们都非常喜欢英国文学。在与陈先生谈话中，三人常感叹南开没有英文系。一次谈话时，有人提议，何不求学校添设英文系呢？陈先生也大加鼓励。于是几个喜好英国文学的学生，尤其是曹鸿昭、高殿森、董绍康三人，觉得要设英文系，非要张伯苓校长同意不可。最接近张校长的是秘书长黄钰生先生，他同时教文学院心理学课程，跟曹鸿昭几个人都很熟识。他们三人去看黄先生，说明来意，黄先生答应尽力促成其事，让他们写一篇请愿书，并签名，请愿书要简短中肯，太长了怕校长没时间看，让他们写好后交给他，等校长哪会儿高兴容易接受时，就向校长提这事。他们三人照办，把写好的请愿书送给黄先生，黄先生看后说可以并留下，让他们静候佳音。过了一段时间，黄先生告诉他们，张校长已答应他们的请求，决定从下学期  (1931年秋) 起，添设英文系。英文系成立后，由陈逵教授任系主任。

1932年8月，柳无忌博士来到南开园。柳无忌是杰出爱国诗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柳亚子先生的后嗣，可谓出身名门，家学渊源。而他卓有成就，饮誉中外，则是靠自己的勤奋与敬业。那时他26岁，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南开当时已有好几位得到耶鲁博士学位的教授，如与他同时毕业的杨石先、张纯明，较前的何廉与方显庭，都在南开教学行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柳无忌博士愿意加入这个阵营，作为一支生力军，为南开开拓一片新的园地。1932年秋，陈逵教授离校，柳无忌继任英文系主任。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着力改进系务，增聘学有专长的教师，丰富课程和教学内容，加强学术研究与交流，力求把英文系办出特色，呈现异彩。

另外爱尔兰文学专家罗文柏教授也来英文系任教，讲欧洲文艺复兴。张彭春作为哲教系兼英文系教授，开设西洋戏剧。张彭春是张伯苓校长的弟弟，人称“九先生”。他指导南开新剧团，奠定了中国北方话剧艺术发展的基础。他对戏剧不光是爱好，而且造诣很深。他对京剧也很有研究，在班上讲课，常把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对照比较。同学们说：“他有一种本领，能把书本上的一出戏，讲得活现在眼前，因此他的课很叫座，常有人来旁听。他的导演，手法也很高。”给人印象深刻的有1934年春季学期学生排演英文剧《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最初由九先生导演，由于他要陪梅兰芳大师赴苏联演出，改由赵诏熊教授担任导演。还有一次对外公演《财狂》，由张彭春教授指导，曹禺校友主演，英文系部分学生参加，市内观众纷至沓来，礼堂挤得满满的。演出轰动了天津，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予以赞扬。郑振铎、巴金、靳以都从北平来看戏。

1933年，黄佐临先生到英文系任课，讲授长篇小说和萧伯纳两门课。黄佐临早年留学英国，学习经济，当时在天津新华书院任院长，同时在南开大学英文系任课。一次，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访华路过天津，黄佐临先生带领学生去天津车站欢迎。黄先生告诉萧伯纳说南开大学设有“萧伯纳”课程，萧笑着表示他听了很高兴。1935年黄佐临再次去英国留学，继入剑桥大学、伦敦戏剧学馆。1937年国国后，他长期从事戏剧、电影编导工作，成为我国著名编导。司徒月兰1929年离开南开赴美研修后于1934年又返回南开。柳无忌的清华同学，小说家罗皑岚讲授英美小说。系主任柳无忌认为，英文系学生应当有宽广的知识面，不但要训练英国语言文学，而且对于西洋文学应有普遍的知识。于是英文系于1936年聘请了曾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的法国文学专家梁宗岱教授。他对于德国文学也颇有修养，英文相当流畅，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20世纪20至40年代初期，梁宗岱声名显赫。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梁宗岱建构了象征主义诗论的“纯诗”说、“象征”说和“契合”说，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论成熟的代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翻译，他向国内介绍了西方象征主义诗人及其诗论，同时还将中国诗人和东方诗学精神介绍传播到国外。梁宗岱在南开英文系开设《西洋文学名著选读》、《西洋诗歌》等。梁宗岱后来翻译的《浮士德》即是他在南开讲授的名著。梁宗岱还参与主编天津《大公报·诗特刊》。南开的“人生与文学社”也由于梁宗岱的到来而增色不少。他与著名诗人卞之琳、戴望舒和冯至共同创办《新诗》，促进了中国新诗运动中的现代派诗人群体产生。

英文系还聘请文学界一些名流，如朱自清、朱湘、孙大雨、罗念生、朱光潜、曹禺等来系里进行学术讲座，丰富学生的理论与知识。柳无忌教授利用他主编《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的机会，选登师生作品，鼓励师生创作。他还与罗皑岚教授等发起组织文学团体“人生与文学社”，出丛书，编刊物。丛书出了两种，即罗皑岚教授的长篇小说《苦果》和《朱湘书信集》。所办刊物《人生与文学》于1935年4月创刊，填补了当时华北一度无大型文艺期刊的空白，曾在津门乃至北方文坛引起颇大反响。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教授对柳无忌教授等办社、编刊活动，极为赞赏和支持。京沪等地一些诗人、作家也极为关注，有的还寄来文稿，如曹葆华、赵景深、辛笛、吴奔星的诗作和徐盈的小说等。英文系师生更是有二十多人在上面发表文作。

作为系主任和学术带头人，柳无忌先生本人在繁重的教学工作（每周12节课）之外，勤奋笔耕，除去编写教材，还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与文章，其中包括诗歌《希望》、《病中》、《下棋》、《生死两镜》；散文《苹果里》、《我所认识的了沅》；论文《语文与文学》、《为新诗辩护》、《诗人济慈》、《读帅黎（雪菜）诗》；短评《艺术与事实》、《文化的买卖》、《文人相轻》；文坛动态《巴比赛与战争小说》、《活跃的美国诗坛》；书评《朱自清的〈欧洲杂记〉》、《当代苏俄戏剧》、《番石榴集》；译作《法兰西》、《乔赛及其作品》等。

当年的英文系，师生关系良好，和衷合作。在柳无忌先生的倡导与推动下，英文系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在文学院内英文系独树一帜，为人才荟萃之处。柳无忌曾自豪地说：“南开文学院以英文系阵容最完整。”所谓“完整”，主要是指教师素质高，大都是留洋回来的饱学之士，并各有专长，相互搭配，可以满足语言、文学各方面课程教学的整体需要。

第三部分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日军侵华的卢沟桥事变。紧接着日军进攻天津，开炮炸毁了南开校园，学校被迫南迁。南开大学的英文系与北大、清华相关的系组成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的外国语言文学系。原南开英文系的教师只有少数到了长沙和昆明。到了昆明的有柳无忌教授和青年教师曹鸿昭、李田意，另外有日语教师傅恩龄等。其余教师都分散到了各地。

西南联大外文系教师队伍阵容强大，学派渊源不同，治学传统相异，学术观点纷呈，风度、气质别具特点，讲授方法各有千秋。他们在竞争中不断进取，开出了一些新课，旧有的课程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国内最新学术成就。当时的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后来不少人都成了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柳无忌、曹鸿昭合译的《英国文学史》在这一时期由中华书局出版，被列为“部订”大学用书。这种旺盛的治学风气与机制，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1946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在天津举行复校典礼，学校由抗战前的私立改为国立，原来的英文系改为外国语文学系（外文系）。司徒月兰教授任外文系代理系主任。

复校后，外语学科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重要大事来抓。一方面，把抗战前一度离校的教师召回学校，如司徒月兰、刘恩荣等。另外在联大及京、津、川等地选聘。选聘的教师，有不少人当时或以后成了享誉中外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如卞之琳，在北大英文系读书时曾师从徐志摩，他写的诗受到徐的赞赏。卞之琳与何其芳、李广田曾合出一本名为《汉园集》的诗集，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人们把他们合称为汉园三诗人。1940年，卞之琳到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在这期间，创作了不少小说、诗歌，并翻译了一批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1947年，他来南开外文系执教。他一边教书，一边发表译著《紫罗兰姑娘》、《浪子回家集》、《家门》等，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分别于2月、6月、9月出版，为“西窗小书”之一、之二、之三。4月译诗《小说家》刊于《东方与西方》，6月译诗《西面之歌》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版。卞之琳与梁宗岱曾经翻译了同一首长篇散文诗——里尔克的《军旗手的爱与死》。卞之琳一生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创作了许多优秀诗歌、散文、小说。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赠送给卞之琳大诗人的纪念版镌刻着这样的评语：“诗歌篇篇独具创意，落笔生花，有平实语言精炼出新的感性，提供近代新诗助长的养分。承前启后，功不可没……”罗大冈，卞之琳的朋友，曾由卞之琳引荐去请教时任北大法语系主任的梁宗岱。

1939年罗大冈通过了《白居易诗歌灵感的两个方面》的博士论文，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47年，罗大冈携眷回到阔别14年的祖国，被聘为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妻子齐香被聘为副教授。在教学之余，他满怀激情，根据自己对法国文学现象所见所闻，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的文学副刊，以及由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1951年以后，他转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西语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等，并任全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等。罗大冈先生重点从事法国20世纪文学研究，著有《论罗曼·罗兰》和论文数十篇，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法国文学部分的主编，撰写了其中半数条目。他曾用法语写作屈原、李白、杜甫、陶潜、李贺、白居易、李清照七位中国古代诗人的评传，合为论文集《先是人，然后才是诗人》发表；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艾吕雅诗抄》、《阿拉贡诗文抄》和《拉法格文论集》译为中文出版，又将《唐人绝句百首》和《古镜记》译为法文出版。为了表彰其对法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巴黎大学1983年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还有杨善荃、高殿森、张秉礼等等，外文系师资阵容强，教师著述丰硕。师生参加的“课外谈话”“写作学习”是其特色，活跃了学术风气。

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爱国民主和解放斗争中，外文系师生不少是积极分子。凌力学、高庆琪、林爽军、孟繁琪、田增佩、刘祖才、张佐、辛毓庄等都是共产党员，外文系学生周福成介绍傅作义将军女儿傅冬菊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为傅冬菊的丈夫。他们二人了解傅作义的活动及思想，并向地下党及时报告，为和平解放北京做出了贡献。

第四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的外语学科走过艰辛的探索和发展路程。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从上半年起，由罗大冈教授担任外文系主任。1951年底，由著名作家、鲁迅研究专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李霁野教授担任系主任，除“文革”中断一段时间，直到1982年。作为翻译家，李霁野在70多年翻译生涯中，翻译活动主要涉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苏联革命文学、英国文学名著（包括小说、散文、英诗）等。他的译文忠于原著，译笔流畅，风格独特。他翻译的《简·爱》是我国最早的完整译本。李译《简·爱》对于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自传体叙事模式以及心理描写笔法的引介，从健全文体类型这一文学形式的角度促进了中国文学向现代变革，在30年代的中国转型期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永存的。1993年，他获天津市最高文艺奖“鲁迅文艺奖”。1995年，他与巴金、冰心等老一辈著名文学翻译家同获“彩虹翻译奖”荣誉奖。

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外语学科的英语教师队伍很快形成了较强的阵容。其中有系主任李霁野，有以前就在本系工作的司徒月兰、杨善荃、高殿森、颜毓恒教授，张秉礼、张镜谭副教授；1931年曾任英文系主任的陈逵教授；对英国文学有很深造诣的李宜燮教授；西南联大毕业，赴美留学归国的巫宁坤副教授、张万里副教授；以及1953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归国的查良铮副教授。

查良铮笔名穆旦，是我国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现代派诗人。35岁的穆旦，几经周折来到南开外文系任教。之后的5年里，不论是普希金、拜伦、雪莱，还是叶芝、艾略特的诗作，经过穆旦的精妙译笔，润泽了几代读者的心田。在来南开外文系一年中，就连续出版了《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选》等译著诗集，在中国形成一次普希金热。另外还有《布莱克诗选》、《济慈诗选》、《拜伦情诗选》、雪莱的《云雀》等。至1958年，出版了他来外文系后的17种译著、译诗集。但他的主业是在南开外文系执教英美文学，让南开学子融入诗歌创作生命。他经常拿着他过去的诗，请学生看，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教学相长。可惜的是，穆旦后来经历了1957年至1976年这20年间的政治运动。尽管如此，他还是完成了拜伦的《唐璜》译稿及《唐璜注释》第三稿。著名学者王佐良说穆旦作为翻译家，“他和戴望舒同为20世纪中国最成功的翻译家”。著名诗人卞之琳称穆旦译的《唐璜》为中国诗译艺术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作为诗人，穆旦将忧郁的沉吟化作苍劲雄浑的时代悲歌，形成他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突出的标志。

曾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教授，院系调整后调任天津图书馆馆长。但他从20世纪40年代直至1966年夏，一直在外文系兼任英语课。曾任文学院院长的冯文潜教授，从20年代末来南开，直到50年代，在南开外文系一直担任二外德语课，并一度为外语系教授。南开外文系英语专业包括上述教师组成的师资队伍，当时在全国高校英语学科中可跻身前列。

解放以后，根据当时“以俄为师”，需要培养大量俄语人才的情况，外文系于1950年增设了俄语专业，开始培养俄语学生。1955年夏天，高教部来函，南开大学外语系停办。两个专业未毕业的学生转往他校。特别是俄语专业教师，大都离开南开。英语教师也有不少人离开外文系。1956年，英语专业恢复招生。俄语专业直到1960年复办，才又开始招生。1960年和1961年，先后调来约15名俄语教师，不少人都是毕业于50年代初，具有10年左右教学经验的骨干，其中1人副教授，5人是苏联高校语文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及进修教师。教育部派来30年代初入党的老同志陈有信。他当年受组织委派去苏联留学，在苏联蒙受不白之冤被流放西伯利亚，50年代才回国。由他任外文系副系主任兼俄专教研究主任。很快，俄语专业所需要的俄语基础课和语言理论及文学的课程都能开齐。

第五部分

“文革”期间，南开外文系停止招生五年。因为学外语当时被诬为“崇洋媚外”，而懂外语的人又易被人视为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外文系的教师成为受批判和挨整的重点对象。全系有36%的教师受到各种迫害和打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副系主任陈有信也被捕入狱，并死于狱中。1971年至1976年连续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1972年外文系设立日语专业并招生，开始时，日语教师只有4人，其中有2人刚毕业不久，由孙履恒老师任日语教研室主任。工农兵学员的培养目标，当时定为初等翻译人员和教师。

第六部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政策，外语受到普遍重视。南开大学外语学科努力探索改革和发展的路子。通过调整培养目标，修改教学计划；拓宽专业口径，增加新的专业；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加强教材建设；完善教学管理；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等措施，南开外语学科办学的规模和教学水平得到较快的发展与提高。

1981年我国实行学位制度，南开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和俄语语言文学学科获得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英语教师李宜燮、高殿森，俄语教师宗育才、孔延庚、曹中德、叶乃方是所在学科最早的硕士生指导教师。1988年日语语言文学学科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孙莲贵教授为该学科首位硕士生指导教师。1990年，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被批准为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常耀信教授为该学科首位博士生指导教师。1992年11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申报天津市重点学科获得批准。1996年，刘士聪教授被批准成为英语语言文学学科第二位博士生指导教师。

1997年10月23日，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学院由原外文系、外贸外语系、旅游学系的旅游英语专业、公共外语教学部组成。学院成立后，院为实体，公共英语教学部保持相对独立并保留原有办事机构。博士生导师刘士聪教授为外国语学院的首任院长。外国语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南开大学外语学科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学院抓住机遇，实行专业重组和资源共享，集中精力搞好学科建设。2002年，学院增设了法语专业；2003年，又增设了德语专业。

学院成立至今，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又先后增列了张迈曾、崔永禄、严启刚、王宏印、马秋武、苗菊、李兵、张文忠教授为博士生指导教师。2003年，外国语学院又被批准获得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9月，国家人事部批准在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外国语学院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再次被确定为天津市重点学科。2007年6月，学院申请并获得全国首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含笔译和口译两个方向）授予权，同时成立南开大学翻译硕士学位教育管理中心。

外国语学院现设有英语系、日语系、西语系、公共英语教学部，另有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俄苏文学研究中心，翻译研究中心。学院还作为天津市“131”人才工程外语培训基地和学校的外语考试中心。该考试中心近年承办了全国金融专业英语证书考试（FECT）、博思职业英语考试（英国BULATS）、日本语能力考试、托福计算机考试、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等国内外考试工作。学院现有教职工160人，其中教师130人（含教授27人，副教授60人），管理干部和教辅人员30人；聘有外籍教师18人，其中英语7人，日语4人，德语2人，法语2人，俄语2人，意大利语1人。学院共有各外语专业学生918人，其中本科生664人，硕士生127人，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学生105人，博士生22人。公共英语教学部承担全校（外语学院之外）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学校远程教育的英语教学工作。

外国语学院一直把培养人才作为根本任务，教学工作是主旋律，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广大教师教书育人，面向21世纪，拓宽专业，加强基础，注重能力，提高素质，努力探索外语学科发展和改革的路子。有14位教师获准校、天津市或全国“精品教材”、精品课程及“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19名教师获学校“本科教学改革创新”征文奖。王宏印、王健宜、李树芬三位教授分别被聘为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英语、日语、法语分委员会委员。王宏印教授还被聘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有两名年轻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学院与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有关高校实行合作办学。

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各项素质不断提高，外语专业4级、8级的考试成绩一直保持优良，每年都有一批学生受到学校和天津市的表彰。近几年来，在天津市和全国性的一些高校翻译大赛、外语演讲比赛、外语辩论大赛、外交外事礼仪知识竞赛、戏曲表演赛等赛事活动中，外国语学院获得近20项一等奖、第一名、冠军等奖项，取得骄人的成绩。每年外语节，色彩纷呈。外文剧社、学院京剧团受到国内外一些高校师生的广泛好评，被学校评为“十佳社团”并被授予“特殊贡献奖”。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在就业和读高一级学位的竞争中颇具实力，受到用人单位和招收单位的普遍欢迎。

南开大学是全国首批参加大学英语（公共英语课）教学改革试点工作的高校之一，于2004年制定教改方案，并设立试点班开展工作。2008年4月，教育部专家组来校评估南开的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工作。通过认真的检查，专家组高度评价南开公共英语教学水平，对南开公共英语教学创新研究成果表示肯定，对把公共英语教学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念表示赞许。学校有关部门领导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大学英语改革进程，作好相应配套工作，努力提高公共英语教学质量和水平。

外国语学院在重视教学工作的同时，也努力抓紧科研工作。建院十年来，学院教师在承担科研项目、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都较前有了突破性的显著发展。近几年，外国语学院教师承担的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规划科研项目有30多项。俄语教授阎国栋先后承担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秋武、李艺、刘雨珍、苗菊、苏立昌等教授都承担了教育部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石云艳教授的专著《梁启超与日本》获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俄语教授谷恒东，由于在俄苏文学、俄苏诗歌与普希金创作方面研究的突出工作, 1999年被俄罗斯联邦文化部授予普希金奖章及荣誉证书。法语教师张智庭教授，在介绍法国文化方面做出突出贡献，2006年11月，由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部长为其授“骑士级大学教学棕榈勋章”。英语教授刘士聪翻译的《皇帝的孩子》，2008年获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近年来，南开外语学科先后有6人担任天津市及全国性学会或研究会的11项副会长的工作。

南开外语学科在翻译研究方面，有着传统优势。正如《中国翻译》杂志对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科简介中所说，该学科“有很久的翻译传统，曾出过一大批很好的翻译家，如柳无忌、查良铮、卞之琳、金隄、李霁野、李宜燮、高殿森、庞秉钧等；还有俄语的臧传真、谷羽，日语的李树果等。他们为南开大学翻译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做出很大贡献。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当加以总结、继承和发展”。近年，南开英语博士点在翻译方向先后有4位博士生导师，20多名博士研究生，是一个关心学术发展、热心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学术群体。刘士聪、崔永禄、王宏印、苗菊等几位博士生导师，在中外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散文及中国古典小说翻译研究、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和译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同行赞叹的丰硕成果。另外，《中国译学辞典》编审委员会鉴于南开大学俄语教授王秉钦先生半个世纪来，在文化翻译学、篇章翻译学、对比语义学和翻译思想史等领域成就卓著，特推荐他以个人词条形式入选《中国译学辞典》“译学百论”卷。

常耀信教授在英美文学及英美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有《漫话英美文学》、《美国文学选读》（上、下册）、《美国文学简史》、《美国文学评论选》、《美国文学史》（上、下册）等，受到国内专家的高度评价。常教授治学踏实严谨，宁静致远，厚积薄发。每撰一书，必苦心孤诣，力求为上乘之作。他的文章与著作，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喜爱。2006年，常耀信教授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第3版），与本院索金梅教授的《英国文学简史》、王宏印教授的《中外文学经典翻译教程》和王健宜教授的《高级日语精读》（上、下册，第2版）分别入选国家“十一五”教材规划。近30年来，常耀信教授在英美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高水平成果，同时培养了大量人才。如今，虽已年近古稀，但常耀信教授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仍处处显示其学术“常青树”的风采与魅力。

近年来，外国语学院的张迈曾、马秋武、李兵、张文忠等博士生导师和有关的教授、副教授，在语言学、语音学、音系学、语用学以及外语教学理论和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取得一些在语言学界、外语界颇有影响的成果。学院有多位教师在各级学术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担任编委。

2007年9月，著名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林丽韫女士接受南开大学的聘书，就任外国语学院院长。学校任命博士生导师李兵教授为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学院工作。2007年12月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主持下，外国语学院制定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规划要点”。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坚持外国语言、外国文学和翻译研究“三足鼎立”的传统格局，坚持基础领域研究并形成各自的特点和风格；鼓励边缘领域和交叉领域的研究，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抢占学术制高点；不同时期的建设重点不同；开拓新的应用型领域。

学院的发展目标为，第一阶段用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以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为主要目标。为实现此目的，现有的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3个硕士点中，至少要有2个首先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法语和德语专业要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建设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工作。第二阶段是在实现第一步目标的基础上，再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在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根据学校学科发展规划和部署，努力建设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争取达到国家重点学科的水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也都是较大的学术领域。学院的策略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充实基础领域教学的前提下，凝炼具有特色研究领域，培育具有特色的学术增长点，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我有特色。

外国语学院的学科建设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2008年以来，全院师生员工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学院发展，下大气力营造良好环境，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用实际行动迎接和庆祝南开大学建校和南开外语学科创办90周年，并为实现外语学科未来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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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南开人网》敬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