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元祥《追逐太阳》：一部充满关于传统文化坚守意志的史诗文献

苗洪 张西 December 9, 2017

导语：

关于高老师的著作《追逐太阳》其中蕴涵与展示了很沉甸的历史记忆与清晰的现实脉络,堪称文学佳品,颇有五十年代中国作家的浓厚痕迹。堪称现代文本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丁玲深入农村斗争生活后写的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由于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曾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全书是从一个后来被错划成富农的富裕中农顾涌，在附近村子听到土改斗争的风声开始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了暴风雨到来前暖水屯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对斗争风暴的到来做了有声有色的描绘。

《追逐太阳》开创了以诗导文的写作先河。诗中有文，文中有诗。阅读《追逐太阳》既能让您感受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又能让您体验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与艰辛的探索。值得审视与反思的是，当西方文化如猛兽一般带给古老中华文化严重冲击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大地上依然有那么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维护与坚守着古老的中华文化及传统文明？值得幸运的是，他们的这种艰难的坚守与探索，已经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历史时刻的来临，迎来了中华文化及灿烂文明的辉煌春天！

序言1：

高元祥的《追逐太阳》可以说是一部不仅是震撼他们自身那一代的文化记忆，国家记忆，民族记忆，英雄主义记忆，社会记忆，道德记忆，价值记忆，情感记忆。尤其是乡村记忆，包括介于乡村与城镇之间的农场记忆及其知青记忆或者说建设兵团的记忆。同时也是震撼后来若干代人的深层及深沉而深刻的记忆。尽管高元祥的系列记忆是触目惊心的,甚至是高度概括了人类社会文化的丰富元素,但高元祥始终却保持着淳朴的平民本性,即谦逊,又宽厚。这种宽厚的品德，不仅仅是集中在他本人身上，包括他并肩战斗在文化战线事业中的战友娄德平，宋德利老师等，都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这种大爱无疆博爱情怀。这种情怀即体现在他们做人，也体现在做学问方面。借助南岭地区走廊的田野调查资料，推进地域性民间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系统化，形成了关于《追逐太阳》作为地方性知识、“活性文化”与文化价值功能研究的某种动态视野与总体性的辩证构架。

《追逐太阳》的这种记忆或许能使今后或者说将来的读者，去重新思考及其反思一些他们人生当中从未有过的人生思考。在这后来一代人的思考中，尤其使他们长期困惑的是，为什么作者那一代人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之下，却依然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充满希望充满信心甚至是充满思想，充满着激情与乐观主义精神。这一严峻的现实，实际上使坚持思想环境说的社会学家及其学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几乎使他们一贯坚持的环境造就思想的方针遭到崩溃。

在我们看来，《追逐太阳》的文学主题，并不仅仅只是通过作者个人的回忆刻画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与觉悟的成长过程，也在同时忠实而客观的展示了一个东方大国崛起与成长的过程。在本文当中，我们仅仅以我们所熟悉的文化领域对本作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研究。作者的生活背景及生活年月横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今。既有极左思想对作者思想方法的影响，也有极右论对作家价值观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尽管我们不能保证作者对自己的记忆及其对于国家，民族记忆的客观性。他仅仅只是以一名普通大学教授的名义，展示了他的某种态度。当然，这种态度如何并不等于是我们的期待与理解。在作品当中，他以极大的热忱及乐观主义精神去继承与传承着中华民族及其中华儿女最优秀的品格及人格。实际上，关于文化的记忆是高元祥作品中最主要的记忆。因为他的文化记忆基本上是从在汕头地区军工农场的经历中总结出的报告文本，这点特别吻合着族群记忆，文化认同，田野调查方面的特征。

在那个极其贫困的时代里，人们的信念似乎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或危机。特别是那种来自于民族本身的凝聚力与凝聚的愿望，至今仍然在他们那一代人中间经久不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朋友圈的建立并不只是仅仅属于当今的新生代，也属于高元祥他们这一代。尽管知青时代，兵团时代的记忆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遥远而模糊，但是，在高元祥他们那一代甚至是比他们更早的那一代人身上这种全新的联络方式，联络工具使他们穿越破碎的历史时空，穿越破碎的历史记忆，穿越破碎的理想主义，重新使他们重又集结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高元祥的《追逐太阳》似乎是一般作家更加敏锐观察到了这么一个某一代人从走散又聚合的特殊社会现象。《追逐太阳》的主题变得集中，连惯而深刻。而当这种从未中断的民族局部记忆散射到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时，无形间促成了中华民族及其中华儿女的坚强凝聚力与向心力。由一般的记忆图解上升为中华民族精神连续性的展示与解析，成为高元祥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艺术的核心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经得起检验的社会现状。高元祥曾经在作品中深情的说“战士永远是时代的英雄！人民永远是社会的主流！”

序言2:

高元祥自述:

“我不是一个职业作家，从军旅十年后转业，我执意不进入外事旅游和公检法机关，就是我明白了我的个性适应力和职业定位需求。所以我选择了到高校去寻找发展环境。当然还必须从保卫部门干起。将在边防学习用到的英语口语进入外语系旁听，到翻译两部人口学基础文献30余万字专著出版。评定为英语专业翻译。我坚持抓紧零散时间与留法教授重操旧业 ，将半生不熟的法语专业重新复习，到抓住机会主持翻译出版国际唯一的《人口学词典》工具书。并在此基础上 ，办学《人口学》干部大专专业和高中起点的《人口学专业》，讲授《世界人口》、《人口学概论》、《人口法学》、《人口社会学》乃至《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课程。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教书匠。最后被评为《人力资源管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至退休。也算半路出家修成正果了。 事实证明，我的个性与天分适合于教育行业。证明我当时选择教育的决定的英明决策。可是从我的文稿中，你可以读出味道来，我写东西并不像宋德利写作时那样，踱着四方步，摇着羽毛扇，双眼微合闭，侃侃而攀谈，精熟效率高的悠闲自得的状态。而文稿中处处掩盖不了我的那种定语复句连串的外语翻译习惯吧！这也很难改了。你从我的《追逐太阳》中也可以读得出来那种感觉。 其实宋德利也是在担当社会职业的同时，选择了一生酷爱并适应的文化翻译与写作事业，坚持四十年之久，出水才见两腿泥，皆在于脚踏实地的耕耘也。”
（注1）娄德平：旅美诗人，著名画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东西方艺术家协会主席。著有三个领域的丰厚的著作。如诗集《冰与火的对话》等.
（注2） 宋德利：高元祥同乡。同年考入南开大学英语系的同学。四十年如一日地在完成职业工作后的所有业余时间都致力于英汉双语翻译和文学创作。已经有了近千万字的翻译和写作系列成果. 现任东西方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获东西方艺术家协会颁发的翻译终身成就奖； 中华老子研究会等6单位联合颁发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终身成就奖。翻译出版各类书籍 30 多种。

正文

《一》 来自田野的文化记忆

高元祥作品中的田野文化记忆是整部作品记忆的核心及作品的价值所在。当西方国家习惯于从日常生活及日常交往中发现文化的构建成份时，其实也关注到田园风光中所蕴藏的田野文化及田园文化。这种文化的记忆既不是乡村记忆，也不是自然风光的记忆，是一个来自人类社会在自然田园间田野间与自然融为一体并作出某种实践及体会的记忆。这种记忆是抽象的，但却往往充满着时代气息时代特征时代背景的多元记忆。

关于田野文化的记忆，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文化认同及其田野调查的宏观区域。田野调查,又称“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住居体验等方式与被研究者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了解,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人类学中田野调查方法强调“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研究者要长期居住在当地,和研究对象共同生活,共同经历事件的过程。最好能用当地语言和研究对象交流,在情感上取得对方的认同,才能真正获得真实的信息资料,在此基础上去建构相关理论。

我们可以把高元祥的支边经历看成是一次关于文化的田野调查的探索性质。高元祥在作品中这样描绘这层调查的经过：

“为了更好地把握学生们思想改造的进程，及时宣传好人好事，发扬我军历来重视宣传工作的光荣传统，师部领导遵照中央军委和广州军区的指示，着手组建由战士和大学生文艺骨干组成的师部文艺宣传队，学兵演兵演学生。既宣传牛田洋战士围海造田的先进经验，又宣传大学生认真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好的典型事迹。活跃文化生活，营造和谐军营。

“今年年初，我们学生宣传队的一位队员现任广东省揭阳市文化局副局长。他给我寄来了几幅当年师部找来的有幸保存下来的集体照片。那是我们大学生宣传队为了宣传工作需要照的穿军装的照片。为此从东、西、中牛田洋三个团中，有30名大学生和战士文艺骨干被抽调到师部。由师政治部派有经验的文化处长和政委带队，配置了基本乐器装备，组织自编自演，宣传身边部队官兵的好人好事，弘扬各部大学生改造和锻炼的先进事迹典型。

“我有幸被抽调到师部，和外交部的三个人，记得是王成家（后来我国驻古巴等拉美国家大使，已去世）、解传广（后中国驻伊拉克等中东阿拉伯国家大使，已退休）、赵希迪（后我国驻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大使等，已退休）和周广隆等。中联部的三个人，有王海（转业后在河北省兴隆某矿山医院党委书记，已退休），还有广州市艺术专科学校的陈纤（后广东汕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汕头市文联主席）、谢子和、刘志忠、辜玲英（广东省歌舞团演员）等，及王书亮、刘永碧、陈作宏（广东省揭阳县文化局副局长）、冯艾先、彭栋荣多名四川、湖北、广东等地的大学生文艺创作骨干，以及从全师部队基层和军部文艺战士数人，宣传队将分布在东、西、中牛田洋的大学生中选拔出来，集中在师部所在地莲塘，全体成员白手起家，深入各团部连队边收集好人好事，边工作、边采访、边创作、边演出。从开始只有三五个节目到各团工地慰问，到最后由二、三十个节目组成有两台节目交叉演出的能力。有歌颂牛田洋革命大课堂的歌曲联唱，有鼓舞斗志的快板书、三句半、锣鼓词、诗朗诵、表演唱等部队文化的主要文艺形式，还有革命样板戏片段联唱，表演唱和地方戏曲折子戏，乐器合奏等。我们走到哪里，就把节目编到那里，将各单位干部战士战天斗地的鲜活典型事迹及时创作和登台表彰，台上台下互动充分，气氛十分活跃，因此，我们也更受到官兵的热烈欢迎，给艰苦的军垦创业者们枯燥、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文化乐趣。这个宣传队在整个广州军区也小有名气。

“后来，记得在1969年年底，广州军区召开年度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时，组织了军区各部队文艺汇演比赛，我们牛田洋农场0489部队大学生文艺宣传队还被征调为全军区作了汇报演出。部队文化宣传为中心工作服务的宗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也使我们自己受到了更多的教育和提高。我们在宣传队的眼界要比连队开阔得多，对培养我们这些学生兵的军人素质和全局观念受益匪浅。我们根据广泛收集战士和大学生先进英雄事迹，挑灯夜战，含泪演出自编自演的主要节目和剧本就集成编印成一个集子《牛田洋赞歌》。后来在清理极“左”路线的年代，我们保存的当年广州军区大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的一大批学生战台风救战友、救群众保丰收的心得体会交流经验文集也都被当作具有极“左”倾向的东西被收走了付之一炬。唯有那本用普通白纸印刷的久经风雨已经略有发黄和破损的《牛田洋赞歌》幸运地被保留了下来。成为那段时空承载着我们的青春理想和革命热情的真实写照。那也是对战天斗地英勇牺牲的战士们和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时代大学生青春足迹的最真实的赞歌。我们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对因为抗击十二级以上强台风而英勇牺牲的战友与同学们的高尚情怀以任何理由否认和歪曲。”

其中所提到的《牛田洋赞歌》实际上是一个客观纪录当时时代文化进程及文化实践的集中文本。这种既渗透着意识形态元素，又渗透着岭南文化的实践经历，吻合着田野调查的基本特征。早期的人类学家的确不情愿进行实地调查,如古典进化论的几位代表泰勒、摩尔根、弗雷泽等,因此,后人将早期的人类学者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除了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关于易洛魁人的重要著作以外,美国传统上第一次田野调查,是由号称美国人类学之父鲍亚斯(Franz Boas)于19世纪末在爱斯基摩腹地的巴福兰(Baffin Land)完成的,这次调查的意义非常重大,因此鲍亚斯创立了一个传统,使参与观察成为美国人类学的基本要素。他经常花一至两年的时间住在他所研究的社会里,并以此培养学生,向新生的人类学社团证明:参入土著的习惯和语言构成的社会环境是研究西方社会的主要研究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末,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参与观察”式田野工作的新局面,所谓“马林诺夫斯基革命”是指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创新,即这是人类学田野工作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变革和飞跃,奠定了现代田野工作的基石。人类学者一般必须经历以下过程:接受理论与方法的训练—做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最后获得认可,可见,田野调查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田野调查”又被戏称为人类学者的“成年礼”。

《二》 来自田野的语言记忆

关于田野的语言记忆是高元祥作品中另一种角度的民族及其文化的记忆。尽管汕头本土语言只有地域属性，没有民族属性，但却是一个族群记忆并承传到今天的结果。满足了关于汕头语系的解构条件之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个外部介入本土语言的交汇过程。

“来到广东特别是驻扎在汕头地区，语言问题成了难以跨越的一道高坎。粤语本来就和两湖、云、贵、川发音有本质不同。后者主要是地方歇后语习惯上的难懂。粤语是两个语系三种方言。广东白话是通用语言，潮汕话是一个语言体系。但是汕头话和潮州话又各自细分为另一个更难的发音体系。第三种语言是集中在山区的客家话。从汕头再往北百十公里的闽南地区，则流行比汕头话更难懂的闽南话。所以广东话和福建话是汉语语系中最难懂得地方方言之一。它不仅是语言习惯大有差别，主要是发音根本就属于不同的语系，让初学者都无法向北方方言那样去揣摩和猜测。

"对于北方人而言，简直到了唐僧取经的“大月氏”国一样，刚来乍到满脑子官司似的，听起那古怪的方言简直会大眼瞪小眼，一句听不懂。这是让我们实在难以适应的环境之一。后来只能从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入手，接近按照普通话发音规律揣摩内容，掌握发音特点去学习语言。慢慢的我们听官方广东话的能力逐渐养成，但是说话还难以应对。后来慢慢的我能听懂一般的白话对话。而且能根据对方讲普通话的发音习惯判断他是那种地方话种。别忘了，我毕竟是学习语言出身的呢！”

青海民族研究所的范正勇认为，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获取一手资料的最基本途径,也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我们在认识到田野调查对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田野调查也存在着不足,他从参与观察、主位解释法、文化相对主义论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一) 参与观察的局限性

对于参与观察,马林诺夫斯基主张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应在所调查地区长期居住(至少一年时间),学习当地语言,完全投入当地人民社会生产生活中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收集更多的资料。在人类学调查研究中,参与观察是对无文字民族进行调查的一种最佳方式,调查者长期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取得当地人的信任,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直接了解当地发生的事件,使获取的资料更具真实性。伊文斯·普里查德强调中立性是参与观察的本质,正是因为这一标志,人类学家才同传教士和殖民地行政官员区别开来。中立性的要求内在地包含着一个思想,即是人类学者不要干预、更不要牵涉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他语出惊人的说道“:当一个人类学家和土著分别时,双方都没有离别的忧伤,只有达到如此境地,他才算成功。”人类学家通常是一个人去做田野调查,从事研究,有以个人名义发表研究成果的倾向。而在很多场合,不少年轻学者被要求一个人去从事自己的第一次田野调查,当然,有时也有一些合作项目。论文作者只有一个,而研究的结果往往要求富于创新意识,这样的情况对于调查者确实很困难。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能从事有意义的且重要的研究,也不是说一个人的研究结果不具有创新性,而是说重要的研究往往是在一个多方位研究角度的田野调查内与他人协调合作完成的。参与式观察方法也还存在着工作效率不高,人类学家不断提问可能引起当地人反感,很难向他人解释参与观察,影响当地人的行为,难以证明观察者的结论是否正确等问题。

(二) 调查者的主观意识影响调查效度

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田野调查应尊重主位法原则,他指出民族志工作的最终目标,是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他对他的世界的看法。田野调查是一种实际调查,文化体验是在实际调查过程中从当地人民中通过自己的体会来描述当地人的心理和观念,以一种新的视角体会当地人的文化和心理。田野调查从早期的民族志、本地方民族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把民族和民族文化进行客观描述,虽然它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缺少主位解释法的观点。所谓的主位观点不是简单的把调查者当成是当地人,而是需要调查者和当地人相结合,理解当地文化,尊重当地人的意见、观念,不应带着文化优越感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彼特·温奇断言:“一位民族学家必须搜寻土著社会习俗的解释,大体复制出被调查者的实际的或潜在的经历。”通过他的深刻分析,文化人类学的主位解释法才进一步得到重视,主位研究方法是认知土著的心智和其他文化的必要途径。

高元祥初到广州的语言记忆。

“火车停靠广州站，音乐熟悉“话”难辨。 “油纱”短袖光脚板，“礼帽”遮阳肩挑担。 婴儿“襁褓”悠然睡，华侨“化妆”看不惯。 初到忽觉在异国，感叹中华大家园！

“第一次来到广州，第一次接触这么大差异的地方语言，第一次领略华侨的基本生活习俗。总之，从下火车开始，一切都是陌生的，新奇的。车站广播站用广东话指挥着旅客进出站。乍听起来似有到了国外的感觉。在学校里虽然早就听“东方语系”的同学和老师们说过，只要懂了广东话和潮州话，走遍东南亚都不怕。因为那里到处分布着广东的华侨和他们的后裔。可是初到广州，那种宽广地域之间的特别是语言的隔离感还是让我措手不及。

“我们随着人流缓慢地出站。举目望去，似乎进入了南方服装博览会会场。我们在人头攒动之中，看到了很普遍流行的近似丝绸又不像丝绸的那种用油纱布做成的夏天衣裤。后来我知道了，这种丝绸与棉麻混纺的布料具有吸汗，空气流通、很容易干爽的特点，所以应对广东“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抽筋天气十分方便。农民们在地里干着农活突然遇到下雨，除了头上顶着用竹篾或菅草编织的草帽外，这种衣服湿得最快。雨水不停留和浸润到布丝里面去，就流走了。所以这种布料也乾得最快。因为它颜色都是棕褐色，更适合渔民水上作业。人们习惯于光脚板下田，广东人五指散开的脚板最适宜在稻田间行走，至多出门穿上一双人字拖就算穿鞋了，这个习惯在北方人看来当时也算是一种并不文明的表现 妇女们的装束也算是一道特点鲜明的风景线。特别是客家人都习惯穿着自己动手制作的手工粗布。习惯带着大平顶露着头顶的竹编草帽，四周还缝上深色的遮阳布幔；粗蓝布的上衣，围着一件自制的围裙。而且在领口、袖口和大襟上都会手工绣上各种具有久远传统的既抽象又象形图形的花边。这身纯朴的劳动装束连出门上火车也不会改变。甚至可以挑着活鸡活鸭和小猪崽笼子上火车；如果是正在育儿的母亲，更在身上增加一个用传统土布做成的襁褓，孩子嘴里含着一个奶嘴，任凭背在背后或挂在前胸，依然是昏昏而睡，脑袋在滴玲玲地晃悠也不会惊醒。年轻的妈妈依然挑着空的或满的箩筐，步履坚定地迈着她们习惯的不紧不慢的步子前行，甚至有条不紊地干着手里的活计。我真的为广东的母亲们吃苦耐劳和舔犊爱心萌生真诚的敬意。至于那些只有曾在《红色娘子军》和一些广东背景的影片中才会见到的那些华侨侨民们的形象，除了穿着更为华丽之外，男人们总会戴上一顶当时流行的硬塑料制成的圆形白色的礼貌。女士们，特别是东南亚泰国等地的华侨女士们，更习惯于把脸上涂抹的浓妆妖艳。这种通常在舞台上才能看见的化妆竟然在大白天见到，初次在车站路上碰见，还真有点“活见鬼”的怪异感。人们操着各种广东的普通话、地道的粤语，纯正的潮州话、难懂的汕头话，变异了的客家话。真的感觉得到了就像进入了一个语言博览会。也是我们这些专门学习语言的大学生们遭遇到的第一次识别地方语言与方言的真实挑战。

“到了广东就发现，如果三人行必有广东人，两人就必定说白话，把第三人“晒干”在一边。那个第三人就感觉自己是局外人，十分不自在。其实这也是在全国都很约定俗成的很正常的语言圈中流行的习惯。当然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同一个工作单位内部就更感觉孤独和尴尬，无法通过语言产生良性沟通。听说当地曾有一个部队团机关党委的主要成员中只有一个副团长是东北南下干部，其他人都是潮汕人。于是在团党委组织生活会上偶尔人们就直接用潮汕话交流。造成那位东北藉的副团长很有意见，将他们搞“地方主义”小团体倾向上报师部党委，结果那个团的主官受到处分，并遣散和处分了其他党委成员，另行组成党委班子并明文规定部队主官必须讲普通话。在公务中严禁讲地方话。以免影响部队的上下沟通和现场指挥。”

这个例子真实与否不必去考证，但是说明在公务中讲普通话是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对他人的起码的人格尊重。这种人格的尊重实际上就是顾颉刚所说的:研究者在调查中怎样保持价值中立态度?人类学研究只能在社会之中研究社会现象。为了达到客观、正确,研究者既要贴近研究对象,又不能和对象合而为一,最好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便于进行整体性的反思。批判一切理性知识的前提和标准,批判前人,学术才能发展。批判前人而又不轻视前人,同时更虚心的接受后人对我们的批评。

《三》《追逐太阳》的乡村记忆

高元祥在作品中曾经详细的描绘了汕头地区的人口状况及分布结构：“汕头地区是一个地少人稠密的地区。每人可耕地平均在0.2-0.5亩之间。这也是汕头海外移民比例很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还在“文革”期间，地方农业的生产力很低，依然保留着传统耕作方式，人力耕作技术很发达。每年水稻中耕管理是最累的活计。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汕头地区的妇女真的都是头顶烈日，双腿蹲在甚至是跪在水田垄沟之中，坚持手工挠秧，清除杂草，疏通田壤，搅散化肥。可以想像，一天活计干下来身心是何等疲惫，实在辛苦。所以天地酬勤。仅仅半亩地就能产稻谷400多斤。

“尽管如此，还需要开辟一些坡地栽种地瓜。地瓜同样很高产。于是平时那里的农户依然以地瓜喝稀饭为主食，忙季以米饭为主的地瓜半年粮的局面一直维持在“文革”后期。记得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广东省海陆丰地区农民代表的时候回忆，说海陆丰地区长期是地瓜半年粮，生活很艰苦。那还是他在“八一”南昌起义后转战汕头地区，在海陆丰一带坚持革命斗争时候的记忆。有几次我们去地方出差，就遇到房东给我们吃炒米饭，他们自己喝地瓜粥的情况。周总理还感慨地说，我们离开老区几十年了，眼见着老区人民还在贫困线上生活，深感中央政府没有做好工作。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也一定能改变呢！周总理说的确实也是事实，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多数老区地区的农村连温饱都不保险的地方还有很多。

“这一直是困扰着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总理的全国性的难题。当地农民对土地的利用简直是见缝插针，把能用地点点滴滴都开辟出来种菜。汕头地区家家户户普遍都建有沤粪池，是底宽口小的那种竖井。井壁用白灰掺合水泥和海蛎壳灰抹成。既光滑坚硬、细密又耐腐蚀。这样的结构不容易滋生寄生虫，就是连苍蝇的蛆虫都很难从池底爬到粪池上面来。一般都是只爬到半池壁就掉下水里去了。所以连苍蝇都很少繁殖。这种粪池发酵人粪尿成熟期短。可是一旦小孩子或大牲畜掉下去也是很难爬上来的。尽管如此，家家还积攒零钱养猪，以满足年节的需要。这样，就像前面所述，村民们随时都注意积攒人粪尿。即使赶“圩”也用洗干净的尿桶装上农产品或蔬菜或挑着或用单车驮着上市。把尿桶一排排开在“圩”的外围，那就是临时厕所，人们习惯背过身子就解小手，一个上午满满收集两桶尿液，满载而归倒入粪池发酵。当地人们从不用未发酵的生肥水浇菜，虫害也少。 自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建设，汕头地区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沿海开发区，但涉及农业技术的精益求精传统依然存在。只不过机械化生产程度大大提升，况且那么少的耕地远远不能满足基本需要。粮食就需要从外省进口调剂。但是我真期望潮汕地区那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应该世代地传承下去，那真的是属于潮汕地区农耕文化的技术精髓和经验瑰宝。

“俗话说，入乡随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农场的日子里，我们竟然也像传说的南方人那样变得似乎“野蛮”起来了。早就听说广东人不论鸡、蛇、猫、鼠，都是可以拿上餐桌上的美味。乍听起来简直毛骨悚然。可是如果真正讨论起来，也似乎有些道理。但是一旦人们在极端生活条件下，破例尝试一下异乡风俗也未必不是一件乐事。那年冬天备耕时期，我们需要把堆在稻田地里的稻草垛搬家。那草垛的里面竟然是田鼠们的天堂。温暖、干燥、避风，又有充足的遗落下来的稻穗可以充饥。实际上稻草垛就成了北方冬天地里的“老鼠仓”。每次搬动稻草垛，都会惊扰那些田鼠家族恬静温暖的生活，自然是令那些不同鼠龄的家族成员四散逃窜。每当这时候，小伙子们就群起而攻之，一阵乱棒，就有十几只又肥又胖的成年鼠当场被击毙，成了我们的战利品。而且还有那一窝窝的刚出生的还没有睁开眼睛的胎鼠。

“据食鼠者们的理论分析，田鼠是哺乳类动物，小时候要靠母乳喂养。所以，“胎鼠”刚出生时也是很干净和富有营养的。后来我曾看见过在广东一些地区用胎鼠和其他如蛇一起泡补酒。据说对产妇产后恢复体力很有效果。后来我们在深圳边检驻扎的时候，也会不时抓到胎鼠。当地居民就会用水洗一洗，就用还没有睁开眼睛的活胎鼠直接下酒，“胎鼠”被手捏起来的时候它会“吱”（zier）地叫一声，放在嘴里的时候还会“吱”地叫一声，一口酒喝到嘴里往下一咽，又会连滚带爬带叫地滚入肚中。有的说在肚子里还会听得“吱”的尖叫声。那是遇到胃酸了吧。所以有“三吱酒”或“吱吱酒”的说法。说得很离奇，乍听起来如鲠在喉，甚至一阵干厄的感觉，觉得很恐怖。我是没有那样的胆量。不过我真的见过我们检查站一科的江西兵外号叫“阿猪”的，就确实喝了一口米酒就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小“胎鼠”吞下肚子里了，也没听清楚那离奇的三声“吱”的挣扎的叫声呢。问他什么味道，他摇摇头，没什么味道！其实只不过是酒的味道而已。

“我理解，一口近40度的当地米酒与胎鼠一起吞下时，那满口的米酒一下子就能将胎鼠醉倒而失去了挣扎能力而被慢慢消化掉了。但是据营养学考察，胎鼠与胎羊、乳猪等食物链一样，营养是很丰富的。而且，胎鼠是很少有传染病的，所以也是相当环保的。每当此时，和我们在一个连队的华南农学院的同学们最活跃了。只要是干翻稻草垛的工作，一个下午就可以捕获不少于十只健硕的田鼠。每个都有一、两斤重。他们学生物的总是随身带着解剖刀。在河边把田鼠的颈部划破一个口子，把口子将四肢连通，然后从脖子伸进手指向下一拽，整个鼠皮就剥下来，切开内脏清理完毕，在河里洗干净，战利品就提回炊事班了。切成方块，用花生油戗锅。放入葱、姜、蒜苗，大火爆炒，点上料酒去腥，加盐和酱油，再加上香油提味。一盘香喷喷的蒜苗爆炒田鼠就出锅了。面对着香味扑鼻的美味佳肴，我恨不得也去尝尝味道。

“于是，他们就总是发出挑衅性的喊叫，“‘北方佬’们，敢吃的就来呀！”我们就说，“你们‘南蛮子’敢吃的，我们‘北方佬’就敢吃！”几个勇敢的北方人也连喊带叫地加入了进来。他们很客气，每人给我们挑了一块脊背和后臀的厚肉，就着米饭、青菜和蒜苗，肉的口感很有咬劲，大腿腱子肉发达，就像兔子的腱子肉一样结实。”

可想而知，田鼠喜欢奔跑，以稻谷和其他植物种子为食。只要没有传染病发生，田鼠肉是很有营养价值的可选性动物性食物。限于城镇和乡村的老鼠家族与人共生，在人们心目中总是一种肮脏的印象，所以人们很少能从感性上接受它作为餐桌上的食物。如果能把住传染病这一关，田鼠依然能成为肉质鲜美的野生动物食品。不过在大学生接受锻炼和再教育的环境中，人们没有更多的机会释放被压抑的内心深处的情绪时，往往需要一种或多种思想减压的方式和行为，也许像大嚼田鼠这类近乎另类行为的出现也是可以理解的乐趣了呢。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那样，人本来就是田鼠的天敌，田鼠依赖抢夺人类的劳动成果来维持族群的繁衍生息。总有一天人类依然像从树上走到地上一样，成为田鼠最主要的天敌，一旦人类再一次把田鼠重新搬上餐桌，堂而皇之地成为上等美味的时候，肯定就会有效地限制田鼠的繁殖和大大降低鼠群对庄稼的危害。这不妨成为未来的可选择食物链的方案。可行否？不置可否。权当一个芻议而已。开卷有欢乐而矣！

民族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人类学者运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思想,即“把整体内的各个部分视为有意义、有功能、有目的的元素。人类诸文化的各种习俗、制度、行为、活动,都是服务于整体的,有功能的事项,而不是割裂的、残缺的遗存。”功能主义者认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并非是求索“野蛮人”的文化丧失其现实存在理由的过程,而是为这些文化形态存在与当今世界的合理性提供解释。文化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别,文化的意义正在于它所作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工具而存在的理由。所有的文化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不同的人群对于生存、社会团结和尊严的需要。

不过，2003年夏天发生的那场sars公共卫生事件的起因，据说就是源于广东人食用了带有病毒的果子狸而传播开来的。后来广东人吃野味的习俗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自那之后，广东人不仅吃果子狸的少多了，连吃“龙虎斗”（蛇+猫）、“龙凤斗”（蛇+鸡）、“龙虎凤斗”（蛇+猫+鸡）大餐的都少了。不要说还有其它珍稀野味产品了。但是在当年那极端艰苦的农场环境下，捉田鼠吃就成为学生们生活调侃的一个游戏而已。当时在农场里枯燥的生活里，有这样的一些插曲也是很有刺激性和挑战性的记忆。

《四》国家记忆及国家情感

高元祥作品中的国家记忆及国家情感是对文化记忆的补偿与补充。从其中所描绘的毛泽东畅游长江等情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高元祥这位出生于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中国作家深厚的民族情感与国家情感。这种情感是纯朴的，客观的。

高元祥在作品中说，“实在讲，这是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长途远行。以前的步行“长征”根本没有做过这样长途的火车，所以一开始还是有几分新鲜感。把暂时的对前途的渺茫感抛到一边。怀着猎奇的复杂思路面对这已经成为现实的远行。火车经过中原的老工业城市郑州，跨上黄河铁桥，回首望去，黄河水就在郑州市人们的头顶上流过。郑州整个城市似乎是在黄河的水底。那是因为黄河早已经成为地上河。一旦黄河汛期决口，整个郑州市绝对被淹在黄河水中。由此想到黄河水患的历史，想到了军阀混战不惜以决口黄河为代价争霸南北的野蛮行径。如今飞越黄河，远眺黄水逶迤的河道，几分担忧顿生心头，这就是滋润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么。他还能安全承载着华夏子孙走向更进步的文明么？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能为功勋卓著的历尽沧桑的黄河母亲河做些什么呢！ 火车行至武汉，似乎心情有几分开朗。

“毛泽东主席为了鼓舞全国人们的斗志，曾在去年七月在这里横渡长江，表现了领袖踌躇满志的自信心态。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继南京长江大桥后，在长江上建起的第二座铁路、公路两用桥。大大沟通了京广线的关键天堑变为通途。当列车行进在铮铮铁桥之上，极目望去，长江气魄之宏大，承载之宽厚，水流之汹涌，烟云之深邃都是黄河远远不能比拟的。使我不由得想起毛主席在《水调歌头·游泳》里的伟大畅想：“更立乌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天堑变通途。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那是对在长江上游建设三峡水库的伟大构想。

“时隔四十年的今天，就在我撰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告慰伟人的是，“三峡工程”已经接近全部完成，伟人改造和开发山河的宏愿正在一步步地成为现实。当时，他那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极目楚天舒”的广阔胸怀让我这个即将面临新环境的学子确实有几分激励。想到此，我的心情也逐渐开朗。 长沙是毛主席的故乡。丰盈的湘江水滋润了毛主席青少年时期多向的个性和开阔的胸怀。长沙是一个青年学子摸索走向革命前沿的神奇幻化的摇篮。当火车驶进了红土地的丘陵，一股红米饭、南瓜汤的味道似乎令人兴奋。火车的广播器里传来的辣妹子的歌声在湘江畔回响，匆匆闪过的湘江“橘子洲头”带给人们更多的是神奇的联想。

“毛主席那首童叟皆知的近乎童谣似的《沁园春》又回响在耳畔。“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品味着伟人的内心丰富、宏图远志的铿锵有声的诗句，沉醉并感悟着涓涓流淌的锤炼伟人胸怀的湘江流水，目送着一眼掠过的雷锋故乡“望城”的标牌，想到了为了挽救列车安全勇拦惊马而壮烈牺牲的欧阳海的事迹。眼前掠过的是绿油油的稻田，青翠的灌木丛，丰收的橘园，挺拔的竹林，蕴含丰富营养的红壤似乎在流淌着滋润的血液，那生机盎然的南方田园风光似乎给还在炎热的胸中吹过一丝清凉的细雨，我的心情逐渐豁然开朗了许多，决心有机会一定再来瞻仰这片哺育了一代伟人的神奇的土地。想到此，一股超然的新生力量在胸中涌动。好男儿志在四方，把握历史机遇，走好自己的路，前途一定会光明。

“火车翻过韶关，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这也算是进入了真实的“南国”。那是在秦汉时期就开始有了移民至夷蛮之地的历史印迹还在令我新奇地眺望窗外的视野。韶关北面的山岭逶迤连绵，平素为沟通南北的雄关要道。历代曾派以重兵把守。而顺江开凿的山边铁路随地势延绵，跟随着北江和东江的丰富的江水直奔岭南。那一路江水上放排的队伍接连不断，把成排的新砍伐下来的木材通过水路运进大城市。随着地形的逐渐平坦，列车慢慢地驶进了珠江平原地区。就在那个时期，村庄的周围，甚至县城的外围很远的地方就已经是成片开发的绿油油的菜地，那肯定是向城市供菜的种植基地。不过也许当时不叫什么组织，但是已经形成了南方特有的时令蔬菜种植区域性规模化的格局。总的印象就是，到处都充满着绿色，到处是忙碌的人们，到处都被充分地利用和开发。很明显，广东地区的土地开发是很充分的。特别自古以来从北方以各种名义来到这里定居的客家人，生存的需要把它们积聚在山区零星的盆地和小河流域，开辟生产，休养生息，繁衍发达，逐渐成器。变成了遍布世界的不可小视的客家脉系不下几千万人。使得岭南的开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荒蛮之地，而成为面对东南亚国家开放很久了的水陆码头，开放交流的前沿基地。我这时候才感觉得到，我们国家确实太大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太悠久了，我们能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到这岭南之地本身也许真的是一生中神奇的经历。”

《五》关于汕头及其麦贤得英雄主义的记忆

我们从高元祥《追逐太阳》的许多章节中，似乎都能看见构成中华民族这一凝聚力的坚实基础。而作品当中关于汕头及其麦贤得英雄主义的记忆实际上是整部作品构建中华精神的核心部分。作品中通过对未知环境的兴奋，对原始土地开垦的愿望，对未来蓝图的展示等一系列属于理想主义的构建，明显增加了高元祥文学创作的批判现实主义态度。这种兼杂着农村记忆，城镇记忆，军旅记忆，英雄记忆的复杂记忆尽管在《追逐太阳》的其他章节中也有所展示，但是，由于海军英雄麦贤得在作品中的出现，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崇拜的普遍情结。

高元祥记忆中的目的地是位于汕头市区近郊的澄海县的莲塘镇。他在作品中以史诗般的回忆语言记录与描述了在那个物质匮乏时代中华民族精神不衰的构建机制：“那是164师的师部所在地。我们的车队要在那里集结。由于那个年代从广州至汕头没有高速公路，更没有铁路直通。必须经过惠阳过轮渡，然后沿着惠来县和海丰、陆丰县，取道隶属汕头地区的惠来县、澄海县等到达目的地。虽然下火车改坐军车需要一天的路途颠簸，因为行军沿途经过的所有地区都是人生的第一次经历，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所以一路的旅行让我们都倍感惬意。重要的是师部派来迎接我们的政治部干事叫麦贤友，是“八六海战”著名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得的哥哥。这倒让我们喜出望外。”

功能主义人类学家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是研究它的全部社会生活,专注于这个现实的民族志社区中的各种制度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他们的理论工作就是把资料组织成理论假设,然后通过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去验证。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田野调查应尊重整体论原则,他主张田野调查不能只是猎奇,或仅仅研究某一个方面,而是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 中国的人类学者运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思想对中国境内各民族进行了田野调查,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民族志作品。中国的民族志对文化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了解中国各民族情况的重要基础;是民族学学科开展国际对话的条件;是民族学本土化的重要资源。民族志方法研究具有三大原则:学者应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和准则;自己应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指完全生活于其中而无须他人介入;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收集、整理和核实证据。格尔兹认为民族志是阐释性的,它所阐释的对象是社会话语流,这种阐释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抢救对这种话语的“言说”,把它固定在阅读形式中,此外还可能是“微观的描述”。

“还记得前面我们在北外学校课堂上与外教老师讨论麦贤得重伤不下火线，坚守轮机岗位确保战斗胜利的英雄事迹么？对于我们这些对英雄人物充满敬仰和崇拜之心的青年学子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讲还没见到师部首长，就能与英雄的哥哥同车旅行，也不能不说是件幸运之事。出于对英雄的敬仰，自然也对麦贤友领队提出了没完没了的问题。这似乎也算是一种人生应该值得记忆的经历了。什么关于麦贤得的伤后治疗的情况啊，关于牛田洋农场兴建的历史和现在的分布啊，我们就要驻扎的营区的外围环境啊，我们来这里的主要工作啊等等。甚至在经过惠阳轮渡和穿过海、陆丰山地丘陵的时候，人们自然想起了在我国第一次农民革命战争时期涌现的澎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革命运动，和“南昌起义”失利后周恩来和陈毅等先驱们在汕头一带坚持转战斗争的传说等等。真的祘是行走在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的南粤大地上，使得着实枯燥的军旅之行一下子变得活跃而有意义了。这自然也大大减轻了长途旅行的几分单调与寂寞。想起来也算是人生的一种缘分。麦贤友领队与同行给一天的旅途增添了几分浪漫和传奇的色彩。

“我们三部委学员与广东高校先期来到的部分同学穿插组成各个排。据说这样是为了避免产生地方小团体和派性。我们从北京来的各部委学员也是按名单随机选择编班的。就连后来做了国家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同学就属于外交部放在北外的英语研究生班学员。他就和我们同车到达，分配在东牛田洋参加劳动锻炼。就这样，经过一整天的长途转移，我们终于算是安营扎寨了。后来正像在2006年前后，李肇星出任外交部长的后期曾出版的一本诗集中的感触那样，他即使在最繁忙的工作中始终也没有忘记的，是对曾经在牛田洋一起战斗过的，已经牺牲了的，和如今依然健在的分布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战友们的那份眷念和祝福。

“夕阳不知不觉已经落山，而那天灿烂的黄红色的火烧云还挂在天边。极目望去，江河、海堤、稻田、军营映照在夕阳余晖之中被涂抹上一片浪漫的带有几分神秘的金黄色。学子们，不，军垦新战士们兴奋的心情真的难以描绘。牛田洋，这闻名全军的南海军垦基地，我终于来到了你的怀抱，你那开阔迷人的风景一下子就拴住了我的心。我来了，牛田洋！按照军营的作息制度，晚上十点钟连队必须晚点名。经确认全员到位没有缺席，值班主官还要指挥大家高唱一首军垦流行的军旅歌曲，然后连长或指导员简单点评一下一天的工作，再度代表联队对我们表示欢迎后就要就寝了。同学们按规定安排了夜间的轮流岗哨，大就带着疲惫和兴奋就寝睡觉了。牛田洋显得格外恬静和神秘，同学们迅速进入了第一个甜蜜的梦乡。”

《六》记忆中的地区差异与对比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记忆当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东方大家庭，无论是在道德观念，文化趋向，饮食文化等方面在求同的同时，也存在着强烈的地域差别。这种差别既有传统观念的成分，也有经济发展的成分，抑或兼有现代文化冲击的成份。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差异的普遍存在。

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每种文化的独特之处都不会相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各种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应放在它所属的价值体系中进行。文化相对论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放弃批评而赞成或接受某一特殊人群的所思所为,而是意味着将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在20世纪5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民族中心主义,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认为本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优于其他群体、贬低其他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成就受到质疑。

在今天多元文化浪潮中,人们发现,多元文化主义一开始就被包裹在白人中心主义的胶囊中,在那些自称是世界上解决民族问题最好的国家,有限的多元政策似乎变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恩典。在尊重文化相对论的同时,我们应以什么样的价值评判标准去看待异文化,是用科学的、理性的、进步的、人权的还是其它?把文化相对主义推向极端,成为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它本身存在矛盾。那么,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必须立足于当地实际,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意识、地区的复杂性、独特性。

“来广东的第一餐饭是在由部队派来迎接我们的首长安排在极其平常而普通的路边饭店吃的大米饭。其中所有的菜都是第一次吃到的。两寸长的菜心皮剥的不干净就嚼不断，这是南方人吃青菜讲究鲜嫩和火爆。后来1988年我和一位老教授到深圳参加《全国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研讨会》的时候，也吃了一盘广东风味的炒菜心。结果一棵菜塞在了他的牙上，他顺手一拉，竟然拉掉了半个槽牙，逗得大家真的是喷饭大笑呢！那是后话。至于豆豉暴炒油菜半生不熟，特产风味“白斩鸡”血筋相连，空心菜“无缝钢管”不咸不淡都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广东人吃“鲜”的口感。本来这些常规蔬菜应该说烹调的都很到位。但是对于新来乍到的我们这些北方人而言，也算是倍感新鲜的那种经历。

“我们迫不及待地在街上买香蕉吃，结果很多人都把那又短又粗略带酸味的芭蕉当成了香蕉。特别是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地路过惠阳县城，需要等着轮渡过码头后小憩的时候。领队的164师的干事就一再叮嘱必须按照地方的习俗吃东西。我们却都没明白也未在意。沿途在很多路边店里都有新鲜的菠萝出卖。很多店主都把削好皮的菠萝放在盐水里浸泡。我们吃了处理过的菠萝是不会拉肚子的，但是一些同学贪吃，偏偏买上一大个菠萝自己坐在车里边削皮边吃。吃完了因为糖分高，很容易口渴，就又猛喝刚刚在饮水站里补充的热开水，结果立竿见影，车队还没走十公里，就有人腹中告急，急忙停车去找厕所。就这样我们走走停停，整个车队晚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让师部的领导着实着了一顿急。我们也从谈笑中感觉到，对于我们这些北方人来说，水土不服似乎也不可小视。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积累在南方生活中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些实用的生活经验。”

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导言中对自己的方法原则作了陈述:民族志资源具有不可质疑的科学价值,借助它,我们可以在两类现象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一方面是直接观察、记录当地人的陈述和解释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作者在他的普通判断力和心理洞察力基础之上的推论。

结束语:社会评价高元祥

他的译著《人口学词典》是我国引进较早的人口学工具书，他曾先后参加了“出生性别比”“跨世纪中国人口·河北卷”“四普资料分析研究”以及全国人大委托的《地方计划生育条例立法技术》等课题的研究工作，他就是高元祥。

高元祥生于1945年，是天津市武清县汊沽港镇二光村人。1963年河北杨村中学高中毕业后，高元祥相继就读于南开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1968年本科毕业后，他先后在广州部队和深圳边防检查站工作。1980年代，他开始在河北师范大学从事人口研究、人口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的创建与实践，并在全国高校人口研究机构中率先成立了人口法学研究室，开设了高校人口法学研究课。现任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正处级调研员、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2年，高元祥参加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全国首批人力资源管理师河北试点培训、考核和鉴定工作，任专家组成员。现被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调查报告委员会专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CHRP项目鉴定专家、国家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人才测评师特聘培训师、中国企业联合会等中企就业工程河北首席培训师、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特聘专家、河北省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培训鉴定人力资源管理师专业考评师、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项目专家。由他主笔撰写《国有纺织企业上市后的人力资源整合——常山股份裁员案例》，

高元祥2005年被中国企业评价协会评为首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大奖成果银奖。高元祥参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咨询中心全国金融行业人力资源制度建设调查项目等，多年来担任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一至四级)、人才测评师培训考评师、全国CHRP高级国际认证人力资源管理师的答辩专家组成员。

他还是中国国家人才网、河北德源人力资源咨询公司、金伯瑞培训公司特聘培训师。高元祥负责常山纺织股份、中国网通石家庄分公司、河南省高速公路局、石家庄公交总公司、河南农业大学、郑州纺织学院等单位人力资源建设咨询项目，为多个公司做过中层干部竞聘和副总的选拔的人才测评，成功推荐过数名专业人才到一些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的猎头业务职业资格认证培训、职业生涯指导和项目合作等。2006年责任编辑全国第一卷本《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与实践研究—河北卷》公开出版，为人口科学的全面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高元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夜以继日地为我国的人口资源研究工作撰写一些有价值的著作，著有英译汉《人口研究入门》，法译汉《人口学词典》以及专著《人口学概论》《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研究》等。他被聘为东西方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港澳台画报》高级顾问，并出版自传体诗文集《追逐太阳》和《港澳台画报》专刊《跟着火炬看中国》诗集。

苗洪：专业文艺评论家
张西：西安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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