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先哲 砥砺向前

—在2019年4月2日“霁野讲坛”上的发言

常耀信校友 April 2， 2019

【编者按】

2019年迎来了南开大学百年校庆。自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李霁野先生曾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今外国语学院）担任系主任长达30余载。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南开外语校友会倡议发起了“霁野讲坛”，通过邀请权威专家来校举办学术讲座，推动南开外语学科的发展。4月2日，“霁野讲坛”启动仪式暨首场讲座在外国语学院举行，李霁野先生的学生、外国语学院教授常耀信以“缅怀先哲 砥砺向前”为主题做报告。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在习主席刚刚视察过我校、做了重要讲话、全校师生受到激励都在争先恐后发扬南开精神、力争取得新成绩的时刻，在我们庄严地纪念我们的老系主任李霁野先生115年诞辰之际，南开外国语学院和外国语学院校友会做出一项重大的决定，这就是设立霁野讲坛。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这不仅是一件对南开外国语学院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而且是关系到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讲坛要纪念的不仅仅是一位先贤对于一个学院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发挥的引领作用，而且是在纪念他所属的一代先贤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我这样说是因为，霁野先生和他们一样，都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先进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在我1960年进入南开外文系时，霁野先生就早已声名显赫，是我们年轻学子心目中的偶像级人物。他在新生入学典礼上的讲话，妙语连珠，又用意深邃，又给我们增加了一层神秘感。之后我有幸接近老先生，听取他的教导、建议和批评，对他慢慢有了一些了解和理解。今天我能借此机会谈谈我与先生接触的一些感受与体会，感到无限的荣幸和激动。

霁野先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和爱国者。他在20年代很年轻的时候就追随鲁迅先生参加革命活动。这些都不用我在这里多说了。我只说两件事情，以表明霁野先生的爱国和革命情怀。1947年他在台湾教书，新中国一成立，他就在1949年回到大陆。他一向拥护共产党，一向拥护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此，在经过严酷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在改革开放的七八十年代及其后，他的这种爱国和革命的态度始终如一。就说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霁野先生全心全意地拥抱这个全新的时代。他曾经说，我们现在正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他对党忠心耿耿。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因事去拜访他。当时他对不满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作品及艺术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他对我说，你们年轻人要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没有错。他还说，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说共产党的坏话，中国没有共产党不行。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听了这些话非常感动。记得当时回到学校，忽然想起，在霁野先生家里只顾心情激动地聆听先生的慷慨陈词，却把前去拜访请示霁野先生的事情给忘了办，后来只好再约前去办理。
    
霁野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长达30余载。他带领我们步履维艰，锲而不舍，走过了风风雨雨，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为我们外文系和外国语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对南开大学和外文系的感情非同一般。他多次说过，南开大学和外文系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应当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出突出成绩，走在队列的前面。南开大学外文系（现已发展为外国语学院）能有今天的声望和成就，霁野先生作为带头人功不可没。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霁野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们外文系（和外国语学院）成为一个在国内颇有名气的学术单位。特别是在文革之后，当外文系一片惨淡的时候，李先生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为整顿外文系做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当时霁野先生已过古稀之年，但他不服老，其表现很有点拳打脚踢的样子，满腔热情地担负起全系的管理工作，以胜似一个年轻人的活力，直面外文系百废待兴的情况，决心打造出一个新外文系。

他遵循鲁迅先生的教导，坚持“路是人们走出来的”思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与时俱进，敢于走新路，善于走新路。他是我们南开外文系在新时代如何砥砺前行、再上一层楼的设计师。我们系在这个时期的关键时刻所实施的重要举措，追根溯源，其主要想法都是源于霁野先生、或是受到他的启迪而构思而成的。今天，“霁野讲坛”让我讲第一讲，我在诚惶诚恐之余，认真回忆几十年前的情况，忽然悟出一个道理，这就是，在那些年里，李先生做了三件重大的事情，力把南开外文系推到了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前沿，其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可在外文系和外国语学院的历史上大书特书一番。

首先，霁野先生认真整顿了外文系被文革完全搞乱了的教学秩序。李先生一向非常重视教学工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成为当务之急。霁野先生当时事必躬亲，不断召集系级及各专业负责人开会研究这一课题。我当时作为英语专业的副主任，多次参加了这种有时长达几小时的会议，亲眼目睹和聆听了李先生的指示和教导。令人非常感动的是，一个年近耄耋的人，在长时间内，总是正襟危坐、目光炯炯、毫无倦意地听取发言、插话、并发表意见。他提出，要鼓励教师解放思想，放手做好教学工作。在教材和教学方法方面，他多次说，我们要相信老师，相信他们的思想水平，不要过多地干涉。对在教学中出现的先进做法，霁野先生总是不失时机地加以总结和推广。他采取的有效方法之一是举办教学观摩课，选出比较出色的课堂教学做示范，请全系老师观摩，有时也邀请兄弟院校老师和领导前来指导。霁野先生非常重视提高课堂授课的效果。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凡是讲话，特别是授课，一定要言之有物，又要让人赏心悦目，这就要求我们老师们事先悉心准备。他在一次教师会上强调说，讲课是要尽心准备的，必要时可把讲稿变为腹稿，上课时尽量少看讲稿。他还说，为了活跃课堂教学气氛，教师有时不妨向相声演员学习一点“扔包袱”的技巧。

在整顿和提高教学水平的同时，霁野先生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也非常关心。他警告我们不要满足于做“教书匠”，而要做个学者型教师，切不可虚度年华、浪费天赋。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为人师者不可误人子弟”。又说，一个好老师应能让学生在多年后仍然感到有些值得回忆的地方，没有厚实的学术底蕴很难做到这一点。他的这些教导既为我们提出了目标，也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在李先生的指导下，外文系的教学秩序和质量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这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有些细节就我不再多说了。吕聪敏学长在他的致辞中称霁野先生为“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史上杰出的教育家”；这是对霁野先生在我国当代文化教育史上地位的最准确的界定。

霁野先生当时所做的另外一件大事是开设新课、编写教材、填补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的一些空白。先说我们当时在李先生的指导和督促下，在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所做的事情。文革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界为例。在教学方面，当时虽然有些院校开设过单项的英国文学课程，例如我们南开外文系当时开设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维多利亚小说等，但这样的院校为数不多。至于英国文学史等课程，能够有人开设这些的更是寥寥无几了。文革以后，心气高的李老先生坚持在我们系开设英国文学史。长话短说。当时全国外国文学教学战线出现了开新课、补空白的热潮。尤其在英美文学方面，开设英国文学史及美国文学史的呼声此起彼伏，日益高涨。南开外文系历来重视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英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曾经是我们系的长项之一。按照常理，开设英国文学史对南开外文系来说，应当不是大问题。但在文革前后，批判之风让文学教师胆战心惊，十年浩劫更是大大损伤了我们南开外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传统的元气。现在新时代来临，要求我们重整旗鼓，再操旧业，没有人手和教材不说，而且时间紧迫，我们当时都感到措手不及，感到此事是可欲而不可求的。但是，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霁野先生当时的思想却出奇的明确。在一次系务会议上，他口气坚定地说，南开不可辱其使命，应当竭力，一马当先。他当即决定，由老教授李宜燮先生帮助一位年轻教师即刻着手准备在一年内开设出英国文学史课。他把手中有关英国文学的藏书都拿出来，还和北京图书馆打听、并借用这方面的有关著述。我们克服困难，终于在1980年秋开设出英国文学史课。南开外文系成为文革后国内第一批为数很少的开设这门课程的外文系。

在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当时的情况就更惨了。当时除社科院一些有作为的学者们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努力外，全国就没有一本美国文学史和美国文学选读读本。今天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可用的书籍及研究成果了，但在文革之后，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荒原”。中美建交，开设美国文学课程突然成为燃眉之急，甚至超过了对英国文学的重视。但是我们对美国文学感到非常陌生，说到教学与科研，当时既缺人才（没有教师），又缺教材。所以，亡羊补牢也好，临时抱佛脚也好，从教育部到高校，大家都在做努力，赶上形势。例如不少学校开始派留学生到美国去。霁野先生与系里领导决定立刻派青年教师去美国、澳大利亚和马耳他等地学习，以期几年后可以在英美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为开出新课、编写教材做长远准备。事实证明，几年之后，这些决定都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这种情况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所改变。据说当时派到美国学习的一些教师开始回国，北外和南开各有一位美国文学博士同年学成回国。大家都在努力填补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的空白。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霁野先生，先生对我说，在编写教材方面，南开义不容辞，要担负起这个重任。他虽已退休，但仍然心系外文系，极其关心美国文学教材之事。他亲自请也已退休的李宜燮教授出马，领导我们一组十余位中青年教师组成《美国文学选读》教材组。我们大家很有雄心，制定了一个编写一套五卷本的“美国文学系列教材”计划，其中包括两卷《美国文学选读》、一册《美国文学简史》、两卷《美国文学评论精选》。在教委教材委员会和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苦战几年，完成了这一任务。当时我们每出版一卷，就给霁野先生报喜，老先生犹如幼童拿到红包一样地心花怒放。我系成为第一个编写出美国文学系列教材、供全国大专院校使用的工作单位，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和赞誉。这几本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填补美国文学教材的空白的作用，迄今几十年过去，依然在再版，受到兄弟院校的推崇和使用，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我们当时还年富力强，不满足于所取得的成绩，我们要求为申请英语语言和文学博士点而做进一步努力。开始李先生对此有些犹疑，觉得不可刚学会走就要跑。但他很快受到我们的热情的感染，开始尽力支持我们的努力。我们终于在1990年获得国务院学科评审组的批准，在我系设立英语语言和文学博士点；这是在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内所设立的较早的一个博士点。我还要说到，在老先生还未退休之前，就设法得到学校和教育部的批准，请来国外资深的英美文学退休教授来我系授课，其中有一位罗伯特•科斯比教授与李先生私交很好。他在我们系任教十三四年，为我们系的英美文学教学做出了非同小可的贡献。在那些年里，我本人活动在霁野先生的左右，深深体会到他对我们这个外文系的热爱和期望。在几十年后的2018年，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会议主持人在介绍南开外文系时，称我们为“我国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领路者”。这说明李先生成功地把我们外文系推到了这个领域的最前沿。

但这并不满足李先生的期望。他有更深远、更宽阔一些的见解。在他的心目中，他不仅仅怀着我们南开外文系，他的视野涉及到全国。霁野先生的热爱祖国、老骥伏枥、多为祖国办事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感动了我。记得在美国文学教学教材系列完成之后，李先生在一次接见我的谈话中，似有所思、也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天津是中国的三大都市之一，应当做出更多的贡献。”他看出我的茫然不解，就接着说，“咱们南开如果再能出版一些关于英国文学的书籍就更好了。那样我们天津、我们南开外文系就成为既在美国文学、又在英国文学两个方面都做出了独特贡献的唯一的城市和唯一的外文系了。”我听后感到鼓舞，但也可能露出了为难情绪；因为再拉起一套撰写英国文学书籍的写作班子、再奋战几年、实现李先生这个美好设想的难度太大了。李先生笑着说，“不是让你马上搞。先休整一段时间。但你有这个优势：你教过英国文学史，在英国读的也多是英国文学作品，再加上这些年的积累。当然，也不一定搞，但时间和条件都允许时，不是不可以考虑。”我点头说是。说过这话之后几年，李先生驾鹤西行。我很惭愧，因为各种杂务和其他项目之故，就把这件事置诸脑后了。但我没有忘记。我们的另一位老系主任刘祖才先生也在一次谈话中对我提到过类似的话题，说南开外文系有能力在英国文学方面也有所作为，做些大事。事过十余年后的2007年，当时外国语学院的高书记和李院长在接见我时提到，要我领头搞一个在国内影响较大的学术项目。我立刻想到李先生和刘祖才主任曾经提到的英国文学方面的课题。我向他们提出组织一个撰写“英国文学通史”的项目组。他们立刻表示支持，并主动提出出席撰写组的成立会议。我们当时行动很快，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制定出写作大纲、作品目录和注意事项，然后就开始动笔了。成员多是我们学院的老师和我的在外校工作的博士生。我们十几个人奋战五年，写出了三卷本、260余万字的南开版《英国文学通史》，初步实现了李先生的心愿，即使得天津和南开外国语学院成为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内唯一一个写出有着自己特色、在国内有些影响的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学术著作和教材的城市和外国语学院。

现在我要说到霁野先生为我们南开外文系所做的另外一件大事，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三件大事。这就是代表南开外文系参与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工作。当时霁野先生对学术界的形势非常敏感，不止一次地在会议上嘱咐我们大家要关心国内英美文学界的动态，积极参与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界内有益的活动。老先生确如我们常说的“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他自己身体力行。他第一时间注意到，当时山东大学校长、哈佛博士吴富恒先生正在筹划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的事情。

几十年前由吴先生发起、开始策划并组成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当时是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界一件盛事。它一扫文革带来的乌烟瘴气，给学术界刮来一股和畅的风。学术界顿时感到面貌一新。当时国内前几所大学、外国文学界的诸位先哲，一时都在山东大学荟萃一堂，在吴富恒先生的领导下，讨论在新时期我国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问题，决定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这可能是改革开放后在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界成立的第一个一级学会。霁野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表示了南开外文系的坚决支持的态度。他认为，这样一个学会可以引导、启发和汇总在我国刚刚起步的美国文学研究工作。以霁野先生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身份，他的支持对学会的成立发挥了很大影响。霁野先生高瞻远瞩，认真参与了这一组织活动，使南开外文系成为该研究会当时为数不多的发起单位之一，成为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带领南开外文系走向全国。这次会议的影响很大，研究会的成立大大鼓舞了我国这个领域内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如大家所知，这个研究会的会员单位现在已经遍及全国，在推动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做出了卓尔不群的贡献。2018年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的参加者竟高达四百余人。我们南开外国语学院现在是这个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单位，每次会议我们都有人参加，我本人有时也为大会赠书，以示支持。

我在这里和大家讲一个细节，说明李先生对成立这个研究会所表现出的认真及严肃态度。当时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决定，会员单位要交纳一定的会员费。几十年后，研究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告诉我，当时只有一个单位缴纳了会费，这就是当时霁野先生担任系主任的南开大学外文系。后来先生因年事渐高，欲从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位置上退下，他先嘱我代表他参加理事会，并鼓励我发表研究成果，后来就向理事会提出让我担任常务理事的建议。几年后我担任了研究会的副会长，先生得知以后颇有欣喜若狂之状，其情景煞是感人肺腑。他不是为某个个人感到高兴，他是在为南开外文系能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崭露头角而感到由衷的激动和兴奋。在他的心目中，南开外文系在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界的举止和形象就应当是这样的。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处于恢复与发展阶段，学术界像全国各条战线一样热气蒸腾，首先与国外研究情况接轨，介绍进不少新作家、新作品、新思潮。李先生时刻注意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状况，唯恐南开外文系赶不上新时代的步伐。他激励我们中青年教师争分夺秒，认真读书与思考，在短时间内拿出像样的科研成果。他鼓励我们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出版研究成果，如果有哪位教师写出了文稿，发表了文章，或哪位老师在翻译界初露锋芒，哪位在某领域内正进行着深入的研究，等等，霁野先生必然是消息灵通，喜形于色，在全系教师大会上予以表彰。霁野先生还利用一切机会鼓励年轻才子脱颖而出。例如在1979年秋南开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霁野先生几次召集会议，为外文系的校庆活动而举行的学术讨论会进行详细准备。他亲自审阅稿子，以保证质量。他还从校外请来一些客人为此会造势。当时全系情绪高昂，很有一种跃跃欲试的热烈感觉。这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霁野先生亲自指导，落实细节，并且不顾年高体弱，场场必定出席，坐在前排，为教师们打气。

在这个时期，霁野先生的思想非常活跃。他不辞劳苦，出外参加学术会议，及时向我们传递信息，以使我系跟上步伐，创出新成绩。记得当时有一个下午，霁野先生突然通过系办公室通知大家到系里开会。我们当时感到诧异，一向慢条斯理的李老先生突然精神抖擞、风风火火地动作起来，必有要事和大家讲。果然，他向大家介绍了国内正在兴起的外国文学研究热潮，提到了詹姆斯•乔伊斯和现代派这些我们当时都很陌生的作家、作品及研究课题。霁野先生的言行感染了我们。我们都感到，一个新时代到来了，教学与科研的春天到了！霁野先生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宛似一声春雷，瞬间就把我们惊醒，成功地把我们南开外文系推至新时期的起跑线上。大家顿时振作起来，个个摩拳擦掌，在我系几个专业内，有人开始编教材，有人在国外发表文章，有人搞翻译，系里开始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科研与出版风气。在短短几年内，外文系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在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内的全国性研究会中发挥了南开应有的作用，巩固和提高了南开外文系在国内本领域内的声名，没有辜负老系主任对我们的殷切期望。霁野先生在鼓励全系认真研究的同时，还不断找一些个人谈话，依照这些人的专业特长，提出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并介绍有关领域的动态，鼓励他们更上一层楼。他特别向我们强调，“南开的希望就在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肩上了”。后来我系各个专业果然不负所望，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最后，我要说到霁野先生对年轻教师们的身体健康的关心。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不少学者都聆听过霁野先生的这种教诲。我们的不少老师和同学都写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以志纪念。大家都记得，霁野先生总是对我们说，做学问是一件长远的事情，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他常引用毛主席的话，“风物长矣放眼量”，要认真做学问，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注意劳逸结合。他说，例如一上午，坐在屋子里不停的读和写，时间长了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损害。劳逸结合最好的方法是，每隔四五十分钟就站起来休息一下，比如洗洗手，擦擦脸，喝点水，吃点东西，等等。这样一上午下来就可以有效地休息三四十分钟，在做艰苦的学问的过程中，这是最好的身心调节。他还多次强调，万万不要养成开夜车的习惯，要善于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提高白天的工作效率。这些话对我的同代人里的不少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谷雨(谷恒东)老师和徐齐平老师等，肯定都听过李先生的这种教导，都会有这种感受。对我来说，这些话犹如箴言，我深记在心里，几十年来一直都在照着做，感觉效果非常好。

霁野先生教导我们要注意锻炼身体。他要求我们必须舍得拿出时间来，不惜一切，锻炼自己的身体。他以自己的身体锻炼经历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他说他自幼身体多病，家人都担心他能不能长大成人。但是他笑着说，老天不会轻易放弃他的造物的。他本人自幼就注意锻炼，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由于身体底子差，中年发现有心脏病。他说他没有灰心。他为自己制定了一套锻炼的计划。那时候他住在北村。他每天坚持从北村走到水上公园，然后再走回来。回到家后擦去身上的汗水，喝一杯茶，就开始读书写字。他这样坚持了多年。同时注意晚饭后散步。霁野先生和夫人一家晚饭后在大中路上散步的景象，我相信不少人都看到过，至今也记忆犹新。

霁野先生的话对我鼓舞很大。这是因为，我幼年身体也非常不好，直到大学期间，我还有“老肠炎”的绰号。在大学期间和从国外回来以后，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教师，没有和李先生单独谈过话。我记得有一次在主楼5楼李先生从办公室里出来在中厅见到我，就笑着但口气不无严肃地对我说，“你面色不好，要注意饮食和锻炼。”在那之后，接触多了，他就不止一次对我说锻炼的重要性。一位好心的体育老师也对我说，我的体质太差了。当时对我刺激最大的一次是1965年夏天到北京培训准备出国。我们培训的第1课是接受军训。当时负责我们军训的是一个营长。他也就是30多岁吧，人很英俊，满面红光。当我们排好队伍聆听他讲话时，他似乎一眼发现了我。他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小伙子，你要加强锻炼，这样的面黄肌瘦可不行”。这足以说明到了25岁我仍然是一个非常缺乏年轻人的健康气质的人。

但是我听了霁野先生的话，没有气馁。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锻炼计划。每天必须在操场慢跑四五圈，直到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汗津津的。我每天随时坚持锻炼，跑步，做俯卧撑等。同时我坚持注意饮食。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吃凉性食品，比如让人垂涎的冰淇淋和和冰棍儿。这些年来我一直谨记李先生的教导，每隔四五十分钟必然站起来休息一下。我在图书馆读书，也坚持每小时休息10分钟。同时按照李先生的指示，活动一下眼睛和肢体。现在老了，但天气好时，我都争取每天坚持三四十分钟的漫步，在电脑上也设置提醒每隔一段时间就休息10分钟的机制，我坐在屋里，无论是看书还是写字，电脑都不断地提醒我注意休息。几十年坚持下来，我觉着受益匪浅。我想这是李先生一生从病弱的身体开始，到后来却能长寿，活到90多岁的秘诀之一吧。

1996年夏天一天午后，我去看望老先生。其时先生已经92岁高龄，但依然是鹤发童颜，精神爽朗，耳聪目明，谈锋不减当年。我们促膝长谈，老人虽已久不视事，但投入心依然如前，一说起外文系就滔滔不绝，感情激动。他为外文系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对正在努力成长的年轻一代学子满怀骄傲、充满期望。当时他似乎在用手指掐算，如数家珍般点出这些人的姓名，那一份兴奋和骄傲溢于言表，甚是感人。最后他深有感慨地、深情地说，“古人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永恒的真理呀！”多年来和先生的多次谈话中，我曾听过他对我们的多次鼓励，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对我们做晚辈的成长所表示的满意、肯定的话。语意之深沉，可令人终生回味、咀嚼。我们当然远未做到“胜于”，但话从先生口中说出，就别具一番韵味; 它也表示出先生的谦虚、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现在先生业已过世，每当回忆起自己能和这位全国闻名的诗人、翻译家、教育家接触多年，当面聆听他的多次亲切的教导，就鞭策自己再接再厉，决不可有半点松懈，不可有愧于先生的深切期望，方可对得住先生的这一番知遇之恩。

现在回忆起来，霁野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就是对祖国、对党的忠诚和对南开的挚爱、对南开的使命感。正是这种忠诚、挚爱与使命感，激励了我们全系、全院坚持不懈、努力向前，始终站立在全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前列。我逐渐认识到，有了这种忠诚、挚爱与使命感，南开就有了光辉的未来。

祈愿霁野先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发言人介绍】

常耀信，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教于南开大学及美国关岛大学，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著有《希腊罗马神话》《美国文学简史》《英国文学简史》《精编美国文学教程》《美国文学史（上）》《漫话英美文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英国文学大花园》等；主编有《英国文学通史（三卷本）》《美国文学批评名著精读（上、下）》《文化与文学比较研究论文集》等。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阐述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先后被选入《远东及太平洋名人录》及《美国名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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