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42年1月，属蛇，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这些日子，我一直沉浸在蛇年春节的喜悦之中。在喜悦之余，我静下心来回想起我走过的道路，特别是60年前的1965年这一年发生的事情。

1965年也是我的本命年，这一年对我的人生十分重要。这一年我将结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近17年的学习任务，取得南开大学五年大本毕业证书；这一年我将被分配工作，走上工作岗位，开始人生新的征程。

这一年最重要的事就是毕业考试。在大学五年期间，我们60级学生学习的专业课有：一、二年级是基础俄语；三年级有精读、泛读、朗读会话；四、五年级有精读、泛读、口语、笔语。除专业课外还有：现代汉语、中国文学史、俄语通论、实践语法、俄罗斯苏联文学史、苏联文学讲座、俄语翻译、第二外语（英语）等。必读科目还有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哲学）、毛泽东著作选读等。经过五年对各门功课的系统学习，我们比较好地掌握了俄语基础知识，较熟练地掌握听、说、读、写和翻译的语言实践技巧，具有俄罗斯、苏联文学知识和一定的分析运用能力，初步掌握第二种外语英语，全面达到高校俄语专业本科生的教学要求。我自认为，我在学习方面刻苦用功，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因此进入毕业考试阶段思想压力不大，只要认真复习、做好准备，毕业考试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在最后的毕业考试中，我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在我们紧张复习功课、准备毕业考试的同时，系党团组织对我们应届毕业生进行了毕业前的思想教育，教育我们端正思想认识，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们每个同学都向组织表示：一定听党的话，祖国需要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生根、开花、结果。

1965年8月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下午，由南开大学校团委副书记张承德带领各系毕业生代表20余人乘坐校车赶往北京，当晚八点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听取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向首都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和其他学生所作的重要报告。彭真在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当前形势、知识分子的方向和道路，以及培养革命接班人等问题。这次报告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坚定了我听党话、跟党走、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的信心，对于我走好党指引的人生道路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我是一名体育爱好者。1965年，我参加了天津市和河北省两次重要体育比赛。在上高中时曾是学校田径队和篮球队队员，1960年上半年在一次峰峰矿区全区运动会上越过了1.55米的横杆，获得男子跳高三级运动员稱號。1960年考入南开大学后，正赶上三年经济困难，上体育课主要是学习打太极拳，课外也没有什么体育活动。到1962年全国经济形势好转，学校恢复了体育活动，在一次学校田径队训练跳高时，我主动作了一次试跳，被校体育教研室薛德辉老师看上，让我加入了校田径队，主练跳高。经过一年的训练，到1963年4月，我在民园体育场参加了天津市体育通讯赛，我跳过了1.70米的高度，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到了1964年初，学校师生都到唐山地区参加“四清”运动，为了迎接河北省大学生运动会，校田径队的同学留校进行训练。在4月底召开的省大学生运动会上，我获得了男子跳高第二名。

同年5月，在南开大学举办的全校体育运动会上，在跳高项目上，我跳过了1.76米的高度，打破了1.75米的校纪录。

1965年5月2日，我代表南开大学参加了当年天津市全市体育运动大会，我越过了1.78米的横杆，夺取了全市跳高冠军，再次打破了我保持的南开大学跳高纪录，并获得三级跳远第三名。1965年5月24日，我代表天津市田径集训队参加了河北省第三届运动会，获得男子跳高冠军，三级跳远第三名。这就是说，在大学毕业前，我在男子跳高方面为南开大学和天津市争得了荣誉。

1965年，我们应届毕业生考虑最多的是分配到什么工作岗位。我当时的想法是：新的工作岗位首先是能用上所学的专业，理想的岗位是外交、外事部门，我曾梦想做一名外交官。但是，那一年俄语专业的毕业生没有“外”字岗位，分配的方向基本上是大、中学教师。对待分配，我们的基本态度是首先要服从组织分配，就是分配的岗位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也不能给组织讲价钱，只能坚决服从。到快分配的时候，我听说留校当教师的有三个名额，其中就有我。应当说，留校当教师是比较理想的岗位。在毕业分配方案公布之前，上级决定从我们俄语专业毕业班抽出三个同学分配到公安部门，有两位同学分到北京，而我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就这样，我当上了一名公安干警。1965年8月31日，我离开了学习、生活了五年的南开大学，顾了一辆三轮车，带着行李坐着车直奔和平区唐山道26号天津市公安局政治部报到。

我到所在科室上班后，科长首先找我谈话，给我讲了科里工作任务和要求，鼓励我虚心学习，特别要向科里的老同志学习，尽快熟悉业务，掌握本领，努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这次谈话，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我进行的保密教育。她要求，要严格保密纪律，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问的不问，同事之间不要互相打听业务上事，自己的工作不能给任何人包括家人泄露。在科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这个公安新兵虚心学习公安业务，从点滴做起，从对公安工作一窍不通到逐步熟悉，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1965年10月，根据中苏两国文化合作协议，苏军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继1952年访华后第二次访华，第一站就选择了天津。当时，科里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给苏军红旗歌舞团当翻译。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当翻译。我感到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高兴地接受了这次任务，并决心把这次任务完成好。苏军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于当年10月18日陆续来津，24日晚上彩排，25，26，27日晚上正式演出三场，28日离津赴北京访问演出，在天津待了共11天。这期间，我作为翻译，与天津音乐学院陈继续（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毕业于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一个接待小组。我们两位与苏军红旗歌舞团的人员面对面接触，陪同他们在津参观访问，参加联谊活动，观看演出等，最后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领导的表扬。我感到，大学一毕业，就能有机会当翻译，进行语言实践锻炼，对于提高我的外语水平很有帮助。

总之，1965年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从这一年我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1965，我终生难忘！

（作者系天津市委原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