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和校友 December 12, 2020

1942年1月我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义井镇上拔剑村。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

上拔剑村位于太行山支脉盘龙山脚下。据1983年邯郸市地名办公室编写的《地名资料汇编》记载，“拔剑村”的来源是：“据传，隋末唐初，沧州刺史窦宗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战败逃到这一带。窦宗过王看向东而逃，到一村旁被窦建德追上拔剑而战，窦宗招架应战，后拨马而走。向东二里许，窦建德再次追上，拔剑又战，重伤窦宗。为纪念此事，当时村民命这两村为拔剑。”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上拔剑村是一个有300来户、1000多人口的村庄。村中以李氏、杨氏、王氏人口为多。村民大多以务农为生，也有一些农户生产陶瓷用品，人称“开碗窑”的，窑场设在村南边和村西边。

我们家是祖传中医世家，专治妇科疾病。1999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河北省村镇辞典》在介绍邯郸市峰峰矿区义井镇上拔剑村时写道：“村里李氏祖传治女科病，享有盛誉。代表人物有李义照，男（1926年--1993年），出身中医世家，自幼随父李景堂习医，生前著有《李义照妇科治验选》，培养人才多人；第九代传人李清义曾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搜集和整理了先人和祖传的一些医籍，行医近40年，现为邯郸市第四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级）。”

《河北省村镇辞典》中所说“村里李氏祖传治女科病”，就是指我家祖传中医老字号--仁和堂。我们家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世家。祖父李景堂（1894年--1951年）是仁和堂第七代传人，我父亲李义照是仁和堂第八代传人。我的叔伯弟弟李清义、胞弟李清平是仁和堂第九代传人。爷爷、父亲在世时，在我家堂屋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仁和堂”三个金色大字。祖父李景堂弟兄四个，他行三，人称“三先生”。我大爷爷、二爷爷去世早，只有我爷爷和我四爷爷在村里行医，四爷爷创立字号“仁义堂”。解放前，我四爷爷去世，我家的祖传中医事业就由我爷爷李景堂继承下来，一直沿用“仁和堂”这个中医老字号。1957年联合诊所成立前，门前还竖着一块牌子，上边写着：“祖传七世专治女科胎前产后经脉不调一切病症，本堂每月凡逢初一十一二十一施舍胎前产后丸药”。据记载，仁和堂祖传中医历史悠久，从创建到现在已有300多年历史。

我们家位于上拔剑村东头。大门朝南，门前有一个长长的高台阶。我们家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院子不大，有北屋又叫堂屋，南屋、东屋、西屋，北屋带有东西两个里间，爷爷奶奶住北屋，父母住南屋，我和弟弟住北屋西里间。东屋是厨房，西屋放东西。后来，我的两个表哥在我们家学医，也住在北屋西里间。除院内这四间房外，临街还有一间房，门朝过道开着。这一间房借给一位姓段的孤独老农住着，他没儿没女，爷爷、父亲帮助照顾他，不仅给他房住，还经常做饭给他吃。老人去世后，这间房就改为联合诊所的药房了。

我记得我们家也有几亩耕地，是亦农亦医之家。爷爷、父亲既是有名的大夫，又是务农的好手。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我爷爷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我大爷）叫李义元，在旧社会英年早逝；我父亲行二，从小跟随爷爷学医学农。姑姑家在离我们家12里地的和村，姑父早年在天津谋生，解放后回到老家与人合伙经营鞋店。姑父母有两个儿子，就是我的两个表哥，后来都在我家跟我父亲学医。
我父亲从小读过私塾，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主要靠自己的刻苦努力，由爷爷言传身教，自学成才，很好地继承了自家的祖传医学。他不仅医术好，而且农村的活计样样都能干。解放初，由于家境困难，爷爷到外乡行医，父亲在本村磁窑上学徒干了三年苦力。爷爷1951年去世后，父亲就担负起行医务农、养活全家、教育孩子的重担。我母亲董秀清是离我们村20里地的彭城镇人，姥爷叫董老兴，姥姥叫董李氏，他们就有我母亲一个女儿。母亲结婚不久，我姥爷、姥姥就搬到我们村居住。我母亲勤劳贤惠，既能干活又能吃苦，碾米磨面、洗衣做饭几乎所有家务活儿都由她来做。我奶奶在世时，身体不好，胳膊抬不起来，母亲每天帮她梳头，伺候她吃穿，竭尽儿媳之孝。母亲平常操持家务就忙，赶上过年过节忙得更是不可开交。除了做家务外，母亲还要帮着父亲抓药、料理药铺的事儿。母亲在街坊邻居中人缘好。我们家辈分高，左邻右舍的都喊她“婶婶”或“奶奶”，大伙儿只要有求于我们家的，母亲是有求必应，尽力帮忙。

上世纪50年代，我们家有我和我叔伯弟弟李清义两个孩子。清义弟从小没了父母，我的父母就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从小我们俩就像一对“双生子”，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模一样。父母这样做在村民中赢得了好评。

小时候，走亲戚对我们来说是件高兴的事儿。姥爷、姥姥在搬到我们村住之前住在彭城后街。父母有时候带着我去看望他们，父母回家后把我留下再住上几天。姥姥家的院子很大，院里有一棵大树，树边上有一个花池子。一到夏天，花池里的西番莲花盛开，沁人心扉。有时候姥姥还领着我到街上转转买买东西。除了到姥姥家走亲戚，我和清义弟还经常到姑姑家。姑姑家在和村何庄，因家境不好，两个表哥从小没能好好上学，经常到矿上捡煤渣儿。后来他们到我们家，大表哥跟我父亲学医，二表哥在碗窑上做工。我们在姑姑家，晚上有时由表哥领着到和村戏园子看戏。赶上庙会，我们与表哥到街上逛庙会，玩个痛快。

从记事儿起，我和清义弟就开始学习中医了。爷爷、父亲教我们哥俩背医书，从《药性四百味》背起，“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荣养卫”。后来又背《汤头歌诀》，“四君子汤中和义，参术茯苓甘草比。益以夏陈名六君，祛痰补气阳虚饵。除却半夏名异功，或加香砂胃寒使。”还背过《药性赋》，“本草明言十八反，半蒌贝蔹及攻乌。藻戟遂芫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这些都是中医的基础知识。除了学习医书外，随着年龄增长，爷爷、父亲还让我们学习认识中草药，帮着“逮斗子”（药柜的小抽屉）抓药，碾药、炒药、炮制药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长大了继承家里的祖传医药事业。母亲虽然识字不多，但也努力学习医书，去年我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了母亲亲笔抄写的“十八反歌”、“十八畏歌”，看着母亲那一笔一划的工整字迹，就知道母亲学医是多么认真！我们从小长在农村，没见过世面，至于长大了将来干什么，想都没想，爷爷、父亲让我们学医继承祖业，我们就听他们的话，长大了像他们那样当一名医生，这就是我童年的梦想。

每天晚上，我们哥俩就坐在北屋大方桌旁的“太师”椅子上写“大方”，练习写毛笔字。那时候没有墨汁，写字前要把墨研好。写字用的纸是包药的草纸，这种纸既吃墨又好用。爷爷、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经常指导我们写字，但主要还是临帖，有柳公权的《玄秘塔碑》，颜真卿的《多宝塔碑》，还有一本叫《东方红》的楷书字帖。在我们上小学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练习写大字，直到上了初中住校了，就把写大字的事撂下了。但不管怎么说，小时候学写毛笔字，为后来学习书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河北省邯郸地区于1945年解放。我和清义弟刚满6周岁就上小学了。我们的小学位于村西边的一座老庙里。一开始上学，没有课本，由老师给我们写字条，叫我们念字识字。“人，一个人，两只手”，我记得这就是我们最早学的字。就是这些“字条”，开启了我学习知识的广阔道路。后来，学校调来了段祥士、索子良老师，还有戴老师，是他们教导我们学知识，完成了初小的学业。那个时代的小学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小四年、高小二年。本村只有初小。

我们哥俩在本村小学上了四年，这期间经历了不少事儿。我记得，每到逢年过节，村里、学校就组织宣传队，在大街上扭秧歌、数快板、演节目，向村民们宣传时事政治，活跃农村的文娱生活。凡有这种事，我们都积极参加，母亲给我们穿上新衣裳，到学校后老师再给我们化化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参加到秧歌队里，在大街上演出，随着锣鼓点翩翩起舞。村民们对我们的表演大加赞赏。

提起上世纪50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记得当时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村里有一个业余的、由乡亲们自发组织的落子剧团。落子剧就是武安落子，是河北省古老的地方传统剧种之一，流行于邯郸广大地区。武安落子、河南豫剧是当地群众深受欢迎的剧种。记得有一次村里请来了一个河南豫剧团来村里演出，舞台就搭在我们学校的对面的广场上。剧团在村里演出了4、5天，每次演出本村的村民，还有来走亲戚的，成群结队聚集在广场看戏。有一次，剧团演的剧目是《抬花轿》，剧中的周凤莲由剧团的台柱子佟美蕾（音）出演，她扮相俊美，演技出众，嗓音明亮甜润，观众看的如痴如醉。一些日子，豫剧和佟美蕾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我们村里的小剧团每到过年过节也要演出些剧目，供乡亲们观赏娱乐。由于我们村剧团的阵容不整、角色不全，到演出时还要请外村的演员、伴奏人员来支援。每次演出，戏台搭在村东头的高台上，就在我们家门口。节日演出一般都在晚上进行。吃过晚饭后，乡亲们有的带着孩子、有的搬着凳子三五成群地走向戏台前面，去得早的就可以占个好位置。每次看戏我用不着占座，搬个板凳儿坐在家门口的高台阶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有一年春节晚上，正戏开场前，我和同学们还演过一出抗日的活报剧。

正月十五元宵节，村里特别热闹，从村东到村西在树上挂上鞭炮，晚上放烟火，煞是好看。在大街上搭起了秋千，男女青年都喜欢荡秋千。到了晚上，不少家门口点着用土坯垒的大火，人们坐在大火的周围说说笑笑，不亦乐乎。在村西边的空地上用木桩搭起“灯地”，每根木桩上放着几盏油灯，把灯地的路线设计的很复杂，人们穿着新衣服成群结队地去看花灯转灯地，一不小心新衣服上就会蹭上油，或者迷了路转不出来。一片片灯光、一阵阵笑声，全村呈现出浓厚的节日气氛。

在我们家北屋的两栅门有父亲写的一副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家庭教育是对一个人影响最为深刻、最为深远的教育。它印在你的骨子里，影响你的一生。

爷爷、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我们不仅要帮着家里干家务，还要到地里学着干农活。比如，每天早上要把屋里的地、院子里的地打扫干净，下午要把煤油灯的玻璃灯罩擦干净。我们那个地区盛产煤炭，厨房烧火做饭不用柴草，而是用煤，就是把煤面子与黏土用水和在一起，做成煤膏，放在火上燃烧。和煤膏也是我们常干的活儿。那时候农村吃的用的是井水。厨房里放着一口水缸，挑水的活儿由大人干，后来我们长大一些，也到井上去挑水。为了安全起见，一开始由大人跟着，到井上先学会使用辘轳，用桶把水从井里打上来，再把水担回家去。我们老家人爱吃面条，做拽面、面条由母亲和面、擀面，后来村上有了轧面条机，就有我们拿着白面去轧。那时候村里没有电，轧面条要由我们自己摇机器，这对我们十多岁的孩子来说也算是个累活儿。总之，凡是能干的家务活我们都干过。爷爷、父亲不仅医术好，而且是务农的行家里手。我们家有十来亩耕地，都是旱地，主要种谷子、玉米、小麦、棉花等。爷爷、父亲下地干活儿经常带我们一起去，一招一式地教我们干农活儿。耪地、锄地，摘棉花、摘玉米、摘豆角等我们都干过。小麦熟了，谷子熟了，收割完了运到村东头我们家的打谷场上，碾压、扬场、把粮食装进口袋里运回家里。看着这一袋袋的粮食，全家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爷爷、父亲的为人处世，他们的言行，对我们的成长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他们严谨细致，做事认真，在给患者看病时，问病仔细，切脉精准，处方恰当，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家买进来的中草药，父亲总是让我们用簸箕或箩把药里的灰土和杂质去掉，确保药的质量。每次我们照着处方抓完药后，父亲就让我们对着处方一味一味核对，发现差错立即纠正。父亲治家有方、要求严格，平时很少说话。有一次我们哥俩和两个表哥在西屋房顶上挫玉米，嬉笑打闹，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事虽小，但这次教育使我终身难忘。父辈们用自己的言行教育着我们、影响着我们、鞭策着我们，对于我们以后的成长和品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爷爷、父亲的良好医德医风使我们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积德行善、仁爱之心的品质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扎下了根。解放前后，农村缺医少药，离大医院又远，交通不便，本村村民常常找我爷爷、我父亲看病。我家祖传中医主要以治疗女科病为主，但是在农村行医，什么病症都会遇上，因此，凡是找上门来看病的，不管是妇科的还是儿科的，我爷爷、父亲都尽力所为给予医治。我记得，我家用中药配制了止血消炎药，研磨成药面称“刀剪子药”，村里有孩子、大人身上磕破流血了，就跑到我们家取些“刀剪子药”敷上止血止疼。我家还备了一些常用的丸散，有的孩子发烧了，就来取些成药服用，再配上喝几副中药，用不着上大医院病就好了。从我爷爷那儿定的规矩：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凡是来看胎前产后疾病的患者，都给施舍丸药。用现在的话说，实际上这几天就是“义诊”。我们家热心村里的公益事业，在钱物上给予支持。刚一解放，农村卫生条件差，流行瘟疫易发，为了防止流行病发生，我家用中药制成“防瘟散”，在村里的中心位置“老槐树”底下，向全村村民免费发放，我当时还不到10岁，爷爷就让我和我叔伯弟弟一起去帮着发药包。我爷爷在世时，为了让下地的村民不受大风雨淋，在自家的地头上自费建造了一间小屋，人们叫“避雨屋”。这间小屋就成了村民和行人避雨的好地方。这间小屋经过近70年的风风雨雨至今还屹立在那块地头上。小屋是我爷爷一生行医从善的一个缩影，是他为人做事的真实写照。

到了1952年，我和清义弟初小毕业要上高小了。上高小义井全学区学生要经过入学考试。经过考试我以全区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义井小学位于义井村的东边，离我们村三里来地。我所在的班是义井高小一班，全班有30多个学生，来自义井和周围几个村，学生中有我们这样初小毕业小年龄的，也有年龄大的，还有个别同学结了婚的。我们村上高小的有十来个学生。每天早上我们从自家出发，步行到义井小学上学，因学校没有学生食堂，中午我们回家吃饭，饭后再返回学校上课，这样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后来，解决了中午吃饭的问题，中午就不再往家跑了。到了冬天，教室里生地火取暖。何谓“地火”，就是在教室中间的地上挖个坑，在坑前边垒个灶，每天早上由值日生把灶点着。因为没有烟筒，一点火就弄的满屋子烟，熏得人直咳嗽。我们哥俩对上学很尽心，为了能按时起床，临睡前把闹表上好。有一回，上错了表，我们半夜就起床要去上学，闹出了笑话。提起教学，学校对我们高小一班很重视，配备了很强的师资，宋绍书老师既是班主任又是数学老师，他管理有方，要求严格，教学认真，因人施教，很受学生欢迎。在老师们的教导下，同学们的学习成绩都有了较大的提高，我的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除了上课外，每天早上老师领着我们在操场上跑步，课间同学们喜欢的活动是踢毽，几个人围在一起踢，有时踢得满头大汗。毽子虽小，但踢毽对身体的发育成长确是一项十分有益的运动。

在上高小期间，学校组织我们在义井戏院听了一次形势报告，主讲人是一位访问苏联代表团的成员，他讲苏联人民生活如何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这次报告让我们感到新鲜、好奇，激起了我们幼小心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一次，从义井到彭城的公路修好了，要举行通车典礼，学校组织我们参加，我们兴高采烈地站在公路两旁，看着那崭新的大卡车缓缓地行进着，个个都欢欣鼓舞，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到汽车呀。

两年的高小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1954年，我们高小毕业后一部分同学考上了初中，一部分年龄大的同学回家务农或到工厂做工了。

童年的时光是美好的，童年的记忆是珍贵的。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感恩父辈，感恩师长，感恩那美丽的家乡！

（2020年12月12日稿）

（作者李清和，系中共天津市委原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南开大学外语学院俄语专业1960-1965年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