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和校友 January 11, 2020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为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五七”干校。当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被送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劳动锻炼。

我所在的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也建立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坐落在杨柳青镇附近的一个市公安局所属的被弃用的劳改农场。

1969年10月初，我儿子出生后不到3个月，我就被派到市公安局“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我是1965年8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工作的。在公安局机关我也算是个知识分子，“文革”中知识分子都被称为“臭老九”。“文革”期间，由于“砸烂公检法”，公安机关的革命化显得更加紧迫、更加重要。当时，一部分公安干警被下放，一部分被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之所以被派到“五七”干校学习，一个目的是让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劳动中改造思想，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另一个目的是给我这个年轻的公安干部一次重新学习的机会，在劳动中进一步接受教育改造。

市公安局“五七”干校的是1968年建立的，我们1969年进干校的是第二期学员。学员的主要成分有机关干部（包括被打倒的“走资派”）、知识分子、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少部分“老战士”（部队复原战士），他们是军管时调入公安局的。当时“五七”干校是由军管小组领导，干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我所在的连队是第三连，军代表是连队的领导。我们在干校的称号叫“学员”，自喻为“五七战士”。
“五七”干校学员们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体力劳动。

刚到干校的一段时间，我们干的主要活儿是翻地。翻地用的是一尺多长的铁锨，干一天下来手上便打起了血泡，到了晚上，感到累的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干这么又重又累的活儿，午饭后应该有午休，但是我们三连的领导不让学员们在床上躺着，叫大家到院里晒太阳。

在干校，我们的主要劳动是种水稻。从整地、插秧、挠秧，直到稻田管理、收割，整个过程都是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我虽然出生在农村，从小就下地里跟着爷爷、父亲干农活儿。但那都是旱地里的活儿，种水稻从来也没有干过，插秧、挠秧等都得从头学起。在稻田里干活儿，不仅挨晒受累，有时还挨虫咬。有一次在稻田里挠秧，一个蚂蟥钻进我的腿里，鲜血都流出来。有经验的同志告诉我，不能用手拽蚂蟥，那样容易把蚂蟥折断，一半留在腿里就麻烦了。他用手掌使劲在我的腿上拍打，不一会儿，蚂蟥就被拍出来了。种稻子的活儿虽然又苦又累，但确实使我经受了锻炼，思想上受到了较大触动。曾记得，唐朝李绅的一首《悯农》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通过劳动，对这首诗的涵义理解得更深了。

在干校，冬天我们窖过冰。何谓“窖冰”，就是把湖面上结的冰一块块窖到冰窖里储藏起来，到第二年夏天再用。窖冰的条件，一是湖面上的冰要结到一定的厚度，二是窖冰要在冬天最冷的时候、一天最冷的时间里进行。正值数九寒天，每天夜里十二点、一点左右，冒着严寒和凌冽的寒风，我们来到离干校不远的湖面上，每个人都穿着棉袄棉裤、戴着棉帽，手里拿着一个很重的冰镩子，用冰镩将冰面切割，每一块切断的冰大约长一米，宽60、70公分。然后用挠钩将切断浮起来的冰块拉上湖面，沿着湖面把冰块拉到附近的冰窖里，码放成垛。窖冰不仅活儿重，而且要在极冷的夜里进行，上了年纪、体力差的学员干起来就很吃力。有一次，一位五十多岁的同志在镩完冰块、用挠钩拉冰块时，由于体力不支，脚下一滑，两条腿掉进冰冷的湖里。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几位年轻的同志扔下冰镩，急忙伸手去拉他，由于他穿的棉衣浸水后增加了重量，大家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从湖里拉了上来，然后送他回宿舍休息了。就这样，学员们每天深夜里到湖面上窖冰，一连干了多日，直至把冰窖装满封好。

在干校，为了给田地里增加肥料，一些学员主动自觉地在马路上拣马粪。从我家到干校大约有25公里。每星期一早上吃完早点，骑上自行车就赶往干校开始一周的劳动。那时候，到干校的路上马车比较多，马粪也随处可见。为了拣到马粪，我准备了一个竹筐、一把铁锨。我把竹筐用绳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带着铁锨，骑上自行车朝着干校的方向奔去。在路上，一边骑车一边看着前面的马路，看见马粪，左手扶着自行车的把，右手拿着铁锨把马粪从地上捡起来，放进后边的竹筐里。遇到马粪多的地方，我下车把车放好，再用铁锨一锨一锨敛起马粪放进框里。就这样，骑一路捡一路，带着满满的粪筐准时赶到干校，开始新的一天的劳动。捡马粪不是校方的硬性要求，而是部分学员自觉的劳动行动。这种主动劳动、自找苦吃的精神，受到了校方的肯定。

在干校，我除了参加体力劳动外，还积极完成连队领导交给我的各项任务。比如，为了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加强学员之间的思想交流，连里决定办墙报，并把这项任务交给我来完成。每期墙报的内容都要用毛笔在纸上写出来，然后张贴在宿舍一侧的墙上供大家阅读。每期墙报从版面设计、组稿改稿、用毛笔抄写、张贴等，我都认真对待、努力做好，尽可能让领导和学员们满意。为了提高办报水平，我买了学写美术字的书，从报纸上剪下各种图案，并且虚心向学员中写字好的同志学习。在连队领导的支持下，在全连同志的帮助下，我圆满地完成了办墙报的任务，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校方还交给我一个任务：在干校的汽车上写牌照号码。干校有几辆中小型货车，车的后帮上的牌照号码由于天长日久发旧了、看不清楚了。校方看我办墙报时毛笔字写得不错，就找到我写写汽车上的牌照，我欣然答应。此活儿看似容易但做起来也不易。我拿着美术排笔，蘸着白油漆，站在高凳上，先把汽车后帮擦洗干净，然后把牌照号码一笔一笔地描写清楚，使其看起来像新的一样。这算不上什么苦活儿累活儿，但需要的是认真、耐心、仔细。我体会，这也是一种劳动锻炼吧。

在干校的后几个月，我被从连队调到了干校政工组。在政工组我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印刷《五七战报》，另一个任务就是参与校领导有关文稿的起草。《五七战报》是干校宣传教育的阵地，主要刊登校方的重要动态，学员们的学习劳动情况、体会，交流各连的信息等。战报出刊时间大体上每周一期，有时也不定期。办《五七战报》由我和从另一个连队调来的刘自良同志俩人负责。从组稿改稿到编辑成稿，从刻蜡板到在油印机上印刷，直至分发到连队，都由我们俩人分工负责地完成。完成这样的任务，白天我们组稿改稿，晚上连夜加班刻蜡板，有时要干到早上四五点钟，第二天上午再推油印机印战报。这样做虽然累点辛苦点，但当我们看到一张张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战报时，心情无比愉悦，也就忘记了劳累。在校领导的支持和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战报越办越好，在干校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参加“五七”干校劳动，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至今我对在干校的生活仍记忆犹新。大家知道，“五七”干校是在“文革”的背景下创办的，“五七”干校在办学过程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差和问题，一些学员甚至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这段历史可以任人评说。就个人来说，短短一年的“五七”干校生活，使我得到了一次“重新学习”、多方面锻炼的机会。艰苦的劳动，“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磨练了意志，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总之，在干校的那些日子里，清贫的生活，艰苦的劳动，将永远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作者李清和，系南开大学外语学院俄语专业1960-1965年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