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和：母校南开大学—我成长的摇篮

母校南开大学—我成长的摇篮

李清和校友 March 16, 2022

作者李清和

我是1960年从河北省峰峰二中（现邯郸市第十四中学）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的。我在南开大学外文系学习生活了五年，在母校的培养教育下健康成长，为今后的工作储存了能量。我感恩母校，感恩校系领导和所有的老师们、同学们！

考入南开开启新生活

1960年上半年，我即将高中毕业时，开始了高考的准备。当时高考分文科和理科，可由学生选科。我一开始选了理科，准备考医科专业。原因是我家是祖传中医世家，我父亲是我家祖传中医妇科《老字号—仁和堂》第八代传人，按照父亲意愿，我报考医科是为了继承祖传医业。

正当我集中精力复习理科功课时，学校领导接到一个通知，说上面给学校三个报考留苏预备班的名额。学校与俄语老师商量，拟从学习俄语比较好的同学中挑选三名同学报考，因为我的俄语学习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所以我就被选为报考留苏预备班。经与父亲商量，同意我服从学校的决定。于是，我放弃报考医科专业而改为考外语专业。我也从复习理科改为复习文科功课。

经过高考，我所报的第一志愿“留苏预备班”，由于当时中苏关系趋于紧张而被取消，最后被南开大学外文系录取。

我家在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义井镇上拔剑村。一个农村孩子能考上名牌南开大学，亲朋好友和乡亲们都为我祝贺。赴天津报到那一天，我带好行李在我姑姑家附近的和村煤矿火车站坐的火车，父亲和表哥把我送到车站。到邯郸火车站又换车到北京丰台火车站，再换成丰台到天津的火车，最后在天津东站下车。我一出车站，就看见南开大学迎接新生接待站，等待我们的同学热情地帮我们拿行李，把我们送上校车，经过天津繁华的闹市到八里台，车开进了南开大学的校门。十八岁的我，第一次踏进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南开园，一种难以表达的幸福感、自豪感油然而生。

当我到南大外文系报到时，负责报到的同志看了名单后告诉我：“你分在英语班。”我一听便说：“我没有报英语专业呀？我报的是俄语专业。”那位同志说：“我给你问问”。经确认，又把我分到俄语班。这是我第一天到南大报到时遇到的一个“小插曲”。还有一件事，前几年，我们班同学谷恒东告诉我，叶乃芳老师对他说：“谷恒东、邢克、李清和，你们三个人是外文系从中文系要过来的。”后来又听刘蜀永说他也是从中文系要过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四人先被中文系录取了。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人生没有“如果”，如果我上大学时学了英语，或者学了中文，可能会改变后来我的人生轨迹。

1960年南大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招录了一个班，共有27人。这次俄语专业招生是1955年停办后恢复招生的。据肖福堂老师编著的《南开外语历程》记载，外文系俄语专业成立于1950年，到1955年普通俄语教研室已有18名教师，在人数上超过了教公共英语的教师。就在这一年的3月19日，南开大学接到高教部3月18日通知：“南开大学外文系俄文专业因师资力量薄弱，工作甚感困难，决定自1955—1956学年第一学期起，将该专业调整至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俄语专业停办4年后到1960年，“根据外文系党总支跃进计划，把俄语专业复办从1961年提前到1960年夏。设立了俄语专业教研组，由李兴云任教研组主任，当年教师有陈本和、顾治洲、曹世文、杜阿、王秉钦、叶乃芳。1960年招收俄语专业新生27人。秋季新学期开始上课。”我就是这个班的一名新生，从此我开启了五年大学的新生活。

刻苦学习努力完成学业

1960年秋季，我们开始了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课程。教我们班的是叶乃芳和陈本和两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我们上课有分有合。全班27人分成两个小班，由两位老师分别负责，我分在叶乃芳老师那个班。

外文系俄语专业1960年恢复重建后，首先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从1961年开始，俄语专业先后调进一批骨干教师。先是由教育部派来了曾在苏联长期工作的语言专家、老党员陈有信教授。陈在苏联一度蒙受不白之冤被流放西伯利亚，1947年经中共中央营救获释。1953年回国，在教育部专家室、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时，翻译了大量外国教育科学方面的资料。1961年9月27日，由外文系申报并经校方批准，陈有信教授任外文系副系主任、俄语教研室主任。教研室原主任李兴云改任副主任。陈有信教授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在南大外文系俄语专业建设、培养师资力量、教书育人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有信教授到南大后，在他的主持下，发挥自身优势，广揽人才，招贤纳士，孔延庚（莫斯科大学进修教师）、宗玉才（列宁格勒大学归国教师）、曹中德（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留学生、新华社参考消息翻译）、陈云路（列宁格勒师范学院留学生）、罗大雄（北外留苏预备部语法教研室主任）、仇振生、李美盈、杨雯、臧传真，以及苏籍教师苏喜赫（达霞·谢苗诺夫娜，南大化学系留苏教授吴恕求之妻）、安娜·米哈伊罗夫娜等教师相继调入俄语教研组。这批教师中有副教授1人，不少人毕业于上世纪50年代、是有10年左右教学经验的教师骨干，其中5人是苏联高校语文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再加上原有骨干教师叶乃芳（莫斯科大学文科研究生、屠格涅夫研究专家）、陈本和、曹世文等，于是形成了一支科目齐全、力量雄厚的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师资队伍，他们完全有能力担负起俄语基础课、语言理论和文学史论等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各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这样，南大外文系俄语专业的教学水平跻身于全国高校同类专业的强手之林。

在大学五年期间，我们60级学生学习的专业课有：一、二年级是基础俄语；三年级有精读、泛读、朗读会话；四、五年级有精读、泛读、口语、笔语。除专业课外还有：现代汉语、中国文学史、俄语通论、实践语法、俄罗斯苏联文学史、苏联文学讲座、俄语翻译、第二外语（英语）等。必读科目还有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哲学）、毛泽东著作选读等。为我们担任基础、精读、泛读课的老师有：陈有信、叶乃芳、陈本和、陈云路、孔延庚、宗玉才、曹世文、达霞· 谢苗诺夫娜（苏喜赫）。其他课的老师有：文选课—曹忠德，语音课—罗大雄，翻译课—臧传真，语法课—曹静、顾治洲，口语课—安娜·米哈伊罗夫娜，第二外语英语课—邹金泰。外文系俄语专业有这么一支以副系主任、俄语教研室主任陈有信教授为首的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骨干队伍，有力地保证了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的效果。他们怀着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担负起繁重的教学任务。他们学识渊博、业务精通、学术水平高，他们教学有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们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教书育人，在老师们的辛勤教育培养下，我们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

根据教学计划，1964年秋季学期，我们已经进入五年级，系里安排我们班到天津市第四十一中学实习了两个月。按照高中二年级教学要求，我们认真备课，走上三尺讲台给同学们授课，课下批改作业，辅导学生学习、答疑解惑，同学们亲切地喊我“李老师”。通过实习，我们亲身体验到做一名人民教师的崇高使命和光荣职责，更加激起了我们对用知识的乳汁辛勤哺育我们的老师们的热爱和崇敬。

我个人在学习外语方面自认为是努力的、用功的。现在回想起来，大学的学习不仅要学习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更要讲究学习方法、注重学习效果。我学习外语主要注意了这样几点。一是课堂上注意听讲，记好笔记，尽可能掌握住要点，课下认真完成作业，有不懂的地方多向老师和同学请教。二是多念、多说、多听、多练，这是学外语的基本功，还有一点就是多写，这是个“笨办法”，但我觉得有效，有时候念几遍记不住，写两遍就记住了。三是利用一切机会向老师学习。比如，给我们上口语课的是苏籍教师安娜·米哈伊诺夫娜，每次下课后我都主动把老师送到学校门口，从南大主楼到学校门口有很长一段距离，我和安娜老师边走边用俄语对话，走一路说一路，这样等于我又上了一堂口语课。四是不局限于课堂上学的东西，努力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在掌握老师所教授的知识的同时，我喜欢买一些俄语工具书，读一些俄语课外读物。学校的旧书摊、滨江道的外文书店、劝业场的旧书店是我假日常去的地方。比如，我较早地购买了原版的乌沙科夫的俄语词典，查到的生词用俄文解释，增强了我对词汇的理解。我还买了俄语语法修辞方面的书籍，还有中俄对照的普希金、高尔基、波列伏依、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品选读》，课余时间读读这些书籍对我学习俄语主课、写好俄语作文都很有帮助。这些书至今我还保存着。班里每个同学都有一套适合自己的有效的学习方法，如谷恒东、邢克、吴育群等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他们都很讲究学习方法。全班同学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帮助，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促进了大家的共同进步。

经过五年对各门功课的系统学习，我们比较好地掌握了俄语基础知识，较熟练地掌握听、说、读、写和翻译的语言实践技巧，具有俄罗斯、苏联文学知识和一定的分析运用能力，初步掌握第二种外语英语，全面达到高校俄语专业本科生的教学要求。

在党团组织培养下健康成长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校党委、外文系党总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加强学生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教育引导学生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健康成长。

一是，健全组织，切实加强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外文系有党总支、团总支，每班建立了团支部。学生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由系团总支和班团支部来做。吕玉池老师担任系团总支书记。吕玉池1958年毕业於南开大学经济系，同年被任命为系团总支书记，党总支委员。吕书记工作细致深入，与师生打成一片，鼓励师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吕书记在外文系工作近八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国家经济最艰难的三年。在校党委和系党总支的坚强领导下，吕书记同全系各年级学生一道，开动脑筋想出各种办法克服困难，顺利度过难关。吕书记高度重视学生日常的思想工作，经常深入班级和同学当中，与大家促膝谈心，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是同学们的贴心人。团总支和班团支部经常研究学生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理顺情绪，解决难题，调动了大家学习的积极性。1960至1965年，吕玉池书记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三次被评为校级先进工作者。我们读一年级时李维树老师担任我们的年级主任，他工作认真负责、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协助系党团总支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受同学们欢迎。我们班有两位同学是调干生，一位是陈绍贤，曾在唐山铁路上工作过，他俄语基础好，学习用功，乐于帮助同学；另一位是赵宏博，共产党员，曾做过团的干部。赵宏博不仅学习刻苦，生活简朴，而且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能运用做团的工作的经验，深入细致地做好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帮助大家分忧解难，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们“老大哥”。

二是，严格制度，培养学生的组织性、纪律性。严格的管理，健全的制度，是学校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保证。就作息制度而言，应当说是相当严格的，违犯了就会受到批评。还有请假制度，不请假是不能在校外留宿的。健全、严格的制度保证了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为我们营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在校系的教育和管理下，我们自觉地遵守各项制度，在学校就养成执行制度、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这对我们日后走向社会至关重要。

三是，学习理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上世纪60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掀起了高潮。我们班里成立了毛著学习小组，我和袁玉芬、张惠森、张连奎等同学是一个小组，有计划地开展学习，重点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篇目，座谈交流学习心得体会，联系实际学，学以致用，使毛泽东思想在头脑中扎根。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的事迹，对我们学习毛著给予了极大的鼓舞。

四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老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三问”，“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青年周恩来“愿相会於中华腾飞时”的预言和他在南开的革命行动，这些都为我们上了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1959年5月28日周总理视察南开大学时专门到外文系听同学们读外语，翻看书桌上的英文讲义，亲自检查学生的听读能力，并给同学纠正读音。每当老大哥向我们讲述周总理到外文系视察的情景，我们深受鼓舞和鞭策。周总理不仅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为党和国家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而且作为老校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爱国主义典范，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校系还把经常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摆上议事议程。比如，每到清明节前后，我们就组织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1963年清明节，我们班的赵宏博、吴育群和我，与兄弟班的李红杰、刘蜀永、张清水等同学到抗美援朝登高英雄杨连弟家中拜访他父亲杨玉璞老人，学习杨连弟的英雄事迹，激发爱国主义热情。通过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教育，使我们牢记爱国初心、立下报国之志。

五是，在困难的环境里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我们1960年秋季入校时，三年自然灾害给学校生活带来不小的影响。我记得，当时我们的粮食定量不算低，男生31斤、女生29斤，但由于蔬菜副食品供应不足，饿肚子是常事。在食堂师傅把大米分给我们，蒸米饭时自己可多放些水，蒸出来的米饭量大，名曰“增量法”，但这样做也解决不了吃饱的问题。为了保证老教授的身体健康，系领导派我们给他们送营养品“小球藻”，我给系主任李霁野教授送“小球藻”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后来我们一部分同学其中也包括我浮肿了，只好卧床休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系党团组织到同学们当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给我们送来了关心和温暖，坚定了大家克服困难的信心。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国家提高了大学生伙食标准，生活逐步得到了改善。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大家都省吃俭用过日子。我记得，在大学期间，衣服脏了自己洗，裤子破了自己动手打个补丁，被褥脏了自己拆洗自己做。在困难的环境里，我们迎着困难前进，磨炼意志，努力养成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

六是，开展形势教育，振奋革命精神。在三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大家情绪饱满，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系经常开展形势教育。1961年4月，我们为中国乒乓球队在二十六届世乒赛上取得的辉煌战绩而欢欣鼓舞。1964年10月，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际，时任校党委书记、副校长的臧伯平同志给全校师生做了一次形势报告，大家听了报告情绪振奋，激起了发奋读书、报效祖国的热情。1965年我们毕业前夕，我有幸在校团委的组织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聆听了彭真同志的报告，他鼓励青年大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次报告会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毕业教育，坚定了自己响应党的召唤、服从组织分配的决心。

七是，学习英雄模范人物事迹，坚定理想信念。上世纪60年代先后涌现出王进喜、邢燕子、雷锋、欧阳海、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系团总支及时组织我们学习，对我们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应当指出的是，1963年3月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品质。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立了学习雷锋小组，举办了学习雷锋事迹展览，扎扎实实开展学雷锋活动。学习雷锋同志从自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雷锋以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雷锋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强劲动力。

八是，积极参加体力劳动，锻炼意志品质和吃苦耐劳精神。毛主席强调“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对学生参加劳动高度重视，每个学期都作出周密的计划和安排。通过参加劳动，让学生接触社会，接近工农，树立劳动观点，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大学期间，学校每个学期都要安排一定时间的体力劳动。印象深的有这样几次：1960年9月我们入学时，教学楼—主楼刚刚建好。我们一入校就能在宽敞明亮的新教室上课，感到很荣幸。到了10月份，为了保证冬季取暖，新建的主楼要安装暖气片，但由于数量不够，学校把我们班和英专一年级的男同学派往秦皇岛一家公私合营的通用机械厂参加制造暖气片的劳动。我和邢克、诸葛宝瑞、张连奎、赵文耀等在翻砂车间当翻砂工，谷恒东在车床车间劳动，我们与厂里的工人师傅一起劳动，在直接接触中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完成任务后才返回学校。1963年8月，河北省遭遇193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水灾。学校积极响应市委号召，把我们外文系的同学开赴离学校不远的防汛西部防线王顶堤堤段参加抗洪斗争。我们与解放军战士一道，筑埝固堤，抢修险段，为全市抗洪作出了贡献。1964年暑假，俄专李红杰同学主动到南开区清洁队劳动锻炼，收获很大。他向系里汇报了收获和体会后，系里让他为我们安排了一次特别的劳动，跟随南开区清洁队参加“磕灰”劳动，就是拉着排子车到每家每户清理粪便。这次劳动，使我们亲身体验到环卫工人的辛苦，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劳动模范时传祥那种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1964年上半年，外文系的师生被派到唐山地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因留校参加备战河北省大学生运动会的体育集训而未能成行。此外，我还在农场推过轱辘马，在建筑工地搬过水泥，在工厂运过钢筋等。现在回忆起来，五年大学的劳动课是丰富的，劳动使我们的身心得到了锻炼，培养了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劳动精神。

九是，加强体育锻炼，争做“三好学生”。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就对青年学生提出了“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三好要求。遵照毛主席指示，学校加强了体育教学和体育工作。我在上好体育课的同时，还积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通过参加体育活动，达到增强体质、锻炼意志品质，争做“三好学生”的目的。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我参加了学校田径队，主练跳高。在薛德辉老师的指导下，经过刻苦训练，成绩取得突破，曾两次打破南开大学男子跳高纪录，1965年5月我先后参加了天津市体育运动大会和河北省第三届体育运动大会，两次获得男子跳高冠军，为学校和天津市争了光。

十是，丰富课外生活，营造培养学生兴趣爱好的广阔空间。青年学生培养兴趣爱好，对提高自身素质、增长本领、坚定生活信念，都有重要影响。校系领导重视和鼓励同学们培养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学校成立了篮球队、排球队、体操队、田径队、民乐队等，有兴趣有特长的同学可以参加活动。课余时间，在宿舍走廊里，有练二胡的，有拉小提琴的，有吹笛子的；在操场上，有打篮球的、有玩排球的，冬天的新开湖上滑冰的同学自由地在冰面上穿梭着……我们班的黄世奇喜欢拉二胡，吴育群参加了天津市群众艺术馆的合唱团，刘蜀永参加了学校摄影小组等。我既爱好体育，也喜欢吹笛子。我吹笛子虽有些基础，但达不到独奏水平。我就向高年级的侯精诚同学学习，向学校民乐队的孙健同学请教，孙健还想让我参加学校民乐队，但由于我已参加了学校田径队而作罢。经过刻苦练习，我的吹奏水平有了较大进步。1964年在欢送英专毕业生的联欢晚会上，在以张迈曾老大哥领衔的民乐队伴奏下，我成功地演奏了笛子独奏曲《我是一个兵》，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在校期间，我积极靠拢党组织，要求进步，认真学习党章和有关知识，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严格按照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积极争取组织上的帮助，虚心向同学们学习，及时改正缺点，认真做好自己所担负的社会工作，努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在党组织的精心培育下，在入党介绍人吕玉池、赵宏博的具体帮助下，我于1964年5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和我一起入党的还有同年级英专的高东山同学。我们是1960年入学后第一批学生党员。从入党那一天起，我立志要牢记入党誓词，永远忠于党、听党话、跟党走，时刻不忘自己党员的身份和责任，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在各方面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美好的回忆深刻的启迪

回味57年前五年的大学生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美好的记忆。2019年10月南开大学百年校庆时，我应邀先后参加了外国语学院和学校的庆祝活动。我看到，几十年过去了，母校发展变化很大，但在我陈旧的记忆里，南大的校园、这里的一草一木，又在眼前鲜活起来。我记起：在主楼的明亮教室里我们专心地听老师在讲课，在宿舍的走廊里听到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在图书馆宽敞的阅览室我们在翻阅着喜爱的书籍，在学生食堂里我们吃着香甜的饭菜，在操场上大家在踊跃参加课外体育活动……这一幕幕大学学习、生活的美好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五年的大学生活，不仅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而且使我得到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后来几十年的工作经历看五年大学生活的收获，我得到了以下几点启迪：

启迪一：大学是一所知识的宝库。在大学，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我们首先要向授课老师学习掌握应知应会的专业知识，在此基础上，可以广泛地阅读更多课本之外的书籍，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学习要讲究学习方法、探索学习规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重学习效果。学习要有毅力、有韧劲，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要多读书、多动脑、多积累、多使用，学以致用、学用相长，努力把知识转化为能力。

启迪二：大学是政治思想进步的舞台。在大学，党团组织高度重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学好政治理论课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要学好毛泽东著作选读，努力用理论武装头脑。要严格要求自己，从点滴做起，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积极靠拢组织，主动汇报思想，争取组织上的帮助。要积极参加学校和系、班的各种活动，培养集体主义观念，维护集体的团结和荣誉。要增强组织性纪律性，模范遵守各项制度。

启迪三：大学是接受锻炼、经受考验的熔炉。我们在校期间，正赶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后期和经济的恢复调整，作为学生我们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如何克服困难，是我们进入大学遇到的第一个考验。五年中，我们在学习上，在劳动中，在体育训练中，在前进的道路上，曾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难题，大学给我们提供了经受锻炼和考验的机会和空间。面对困难和考验，坚定意志品质，敢于面对困难，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在不断与困难做斗争中战胜困难，继续前进。这一点，可以说是我在大学里的一项重要收获。

启迪四：大学给我们提供了提高素质、增强本领的平台。现在想起来，参加工作后做好工作所需要的知识、素质、能力等，应当说，许多是在大学里学到的。有了这个基础，才能通过后来的不断学习、不断提高，逐步适应各项工作的需要，把工作做好。因此，在大学首先要增强学习的紧迫感，珍惜学习的时间，学会独立地支配学习的时光，不放过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利用好学本事、长本领的每一个平台，在完成学业的基础上，多方面锻炼，尽力挖掘自身的潜力，展现自身的才能，为将来适应社会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结束语

1965年7月，我们班20位同学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领到了红色封面、由校长杨石先签名的《南开大学毕业文凭》。五年的大学生活，在人生漫长的岁月中是短暂的，但它对于走好今后的人生道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五年，我学到了外语专业知识，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政治上走向成熟，入了党，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朝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目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自身素质和能力得到了提高；在校园生涯和社会实践中，面对困难和挫折，锻炼了意志，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五年的集体生活，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与同学们共同生活中产生了亲密的感情；在学习和工作中及时改正自身的弱点与缺点，加强自我修养，达到自我提高的目的。

大学毕业后，原本留校的我因工作需要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1978年又调到天津市委办公厅，曾任天津市委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天津市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于2007年退休。四十多年的工作实践证实，母校五年的学习，五年的锻炼，五年的积累，所给予我的知识、素质、能力，都十分珍贵，为我步入社会后从事各项工作、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路走来，远去的已经模糊，但母校五年的生活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母校情、师生情、同学情，情深似海！党团恩、老师恩、朋友恩，恩比天高！

（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1960-1965年校友。）

大学俄专毕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