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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比知青的老五届大学生
最近网上传来了上海交通大学水声专业70届毕业生郭锡瑶的小视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许是我们属于同类的原因吧，都是老五届大学生，他的苦难的遭遇和目前的困境让我心里感到隐隐的刺痛，留下了深深的刺激！ 郭锡瑶1970年从交大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六盘水地区去挖煤，他兢兢业业、辛辛苦苦一直干到煤矿破产，然后孑身一人回到了家乡上海，父母去世后他竟然没有栖身之地，先是租房度日，后来老了，农民怕他死在家里晦气，赶他出来，只好一个月2500元的代价去租一个小旅馆居住。度日一切的经济来源都是依靠贵州的劳保--每月2000多元。 郭锡瑶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他的遭遇是极端的个例，为什么会如此落魄？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位忠诚于党和组织的老实人！党安排他到哪里，就在哪里，决无二心。不然，绝不会一直干到煤矿倒闭。直到公有制的饭碗砸了才离开贵州。回想到1970年我们大学毕业时的分配工作，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70年6月，在学校里窝了多年的老五届同学，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盼来了毕业分配的消息。在学校里闷了4-5年的64和65级学生终于可以离开校门了！尤其是64级同学，莫名其妙地被压在学校一年，没有任何说道。到哪里去？中央给出的指示是：“三个面向”面向工厂、面向部队、面向基层。当时，国内经济形势一片萧条，哪个工厂愿意要人？只好分配到新建的三线工厂，反正来了就参加基建，一条扁担两个筐，有的是土方。说实在的，文革”中老五届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和“知青”上山下乡很有些类似，严格的说，老五届就是没有戴帽子的知青。“文革”开始以后全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无法正常安排这些人的工作。再就是“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政策。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造成上述“一锅端”的局面。郭锡瑶被分配到贵州六盘水煤矿不算是太差的单位。因为毕竟煤矿是一个现成的老单位。比起一片荒野的三线工厂，还是好的。我大学毕业时分到了九江地区六机部214工程，这个“工程”就是预备造船厂，两个三线厂一共分来了哈军工学子140人，还有上海交大、哈工大、浙江大学等8个学校，共500多人。谈何专业对口，谈何技术工作？当时住的是大芦席棚、一律睡通铺，喝的是浑浊的长江直接打出来的水，每天工作就是挑土、爆破。夜里，蛇和野猫在铺底下乱爬，闹得女生胆战心惊。一天夜里雷雨交加，大风吹走了芦席棚，我们被大雨浇了个透心凉。 几十年后我写回忆录，把这段经历写了出来，一位年轻的干部看了，很很感慨地说：你们那个时代真艰苦，放在现在早跑了！可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我们还是硬着头皮，顶了下了。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声明一点，我的经历绝不是最苦的！看看别的同学的遭遇吧。 郭某某，哈军工4系65级毕业生，因为家庭父母是走资派，成为当时的“可教育好子女”，这样的人连三线工厂都进不去！政治上打入另册，到地方上非保密单位分配工作。郭某毕业被分到自贡井盐厂，当过盐工，每天在平底锅上熬盐，工作服只有一条短裤和一个围裙，连上衣都没有，工间休息时两根扁担一搭，脖子挂一根，双腿挂一根，屁股掉在中间悬空，就能呼呼大睡，郭某告诉我，能睡着不是功夫，是累的。熬干盐中间有四个小时的间隔，但是，你得守在那里，车间里潮湿，闷热，也没有地方放床板，有也不让放，人挂在那通风， 防潮，防热。能找到支扁担休息一下的地方就是惬意啦！ 郭某刚到厂里报道时还干过厂里的宣传队，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郭如是说。 我到盐厂的政工组报到，组织科的人一听我讲话，马上眼睛一亮，立即与工会主席通电话：“赖主席！才分配来一个大学生，讲话和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一模一样，还带了一个，一个……什么？“吉他。””我看让他去厂文艺宣传队报到吧。” 到了文艺宣传队，试弹吉他，的确不行。但是我这所谓的京腔京调，报幕员是推不掉了。 一上台，就洋相百出，走路不会台步，报幕拿不准腔调。一开场不用说话，那几步台步就让下面哄堂大笑，更别提那念书一样的报幕了。 能去文艺宣传队是当时最肥最肥的肥缺，每天好吃好喝好住全管，另外一天还补助3毛钱，你可别小看这3毛钱，一个月就是9块钱，相当很多工人三分之一的月工资，令所有人垂涎。 请神容易送神难，不好意思让我走了，于是，给我找了份力所能及的工作，为演出打追光。 那时的条件设施很简陋，每次演出前，得先把我捆在观众头顶的房梁上。有时真不知观众是看演出的多，还是看头顶上那个“梁上君子的我”多？ 我背靠柱子，屁股坐在梁上，脚耷拉在下面，双手抱个两千瓦的追光灯，在35-36度的室温下，那个热呀！那真是煎熬，七窍生烟。更要命的是在上面要捆四个多小时，开场前先上去，散完场才能下来。不能喝水，口干舌燥！喝水，没法撒尿啊！实在是狼狈至极。 这样的艰苦，这样的痛苦，谁能忍受？！但是，郭某某挺下来了。 顾某某、因为家庭父母问题，也成为当时的“可教育好子女”顾某是哈军工2系63级同学，毕业后受父母牵连，被降级分配。所谓降级，就是不能进军事机密单位！分配到了长春，负责安排工作的是军代表，同情顾某原来是个军人，给他安排了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单位，可是，有一对上海来的夫妻大学生被分配到有色金属冶炼厂，他们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坚决不去！怕艰苦。顾某属于那种同情心极强的人物，慷慨的向军代表表示：换给我吧，我去！他坚信毛主席的教导：“不吃苦不能当左派！”就这样，在他自己自觉自愿下进了有色金属冶炼厂。 他到沈阳本来已是降级分配，他还要从条件好的单位主动要求调换到最艰苦的冶炼厂，直到最艰苦的铅冶炼车间和最艰苦的电解、电调工种。看似偶然，但这绝非一时冲动和脑子一热。他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因为他坚守“不吃苦不能当左派”这个信念。当然为了信念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从此掉进了无尽的苦坑。当时技术工艺十分落后。工人每天在电解槽里提铅板，每块四十多斤，要屏住呼吸、憋着一口气，小心翼翼，往上提铅板。每天上下几百次，一不小心掉下去就被酸液烧坏了。一个礼拜下来， “腰疼得直不起来，骨头架子全散了，一想到第二天还要上班干活，心里真打怵—明天怎么能顶下来呢？连续七天夜班下来，人就像害了一场大病，整个人像没了魂似的！那种软性的痛苦和无奈，无以言表！……这么落后，这么笨重，这么高温，这么辛苦，这么污染，真叫人无法理喻，难以接受。那时前途茫茫，也不知要干到哪一天？！ ” 更可恨的每天吃的是一股霉味的玉米发糕。到了嘴里老是咽不下去。长此以往弄了个严重营养不良。就这样，靠坚强的意志力量战胜了精神和体力上的困苦，顾某一干就是10年，10年来他还坚持技术改造、科学管理和进行社会调查，为厂里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面对艰苦生活在环境里，在冶炼厂艰难的岁月没有沉沦，保持着清醒，作过详尽的社会调查，给厂里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还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对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们冷静观察、妥善处理。对苏东剧变的分析、对哈军工中八八团及捍联总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独到的见解。他不愧是哈军工学子，走到哪里都忧国忧民，为党为国分忧。 由于长期的劳作，顾某现在腰骨质增生、铅中毒等病都发作了。但他不后悔，不怨天尤人。 何某某、哈军工65571班同学，一个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优秀大学生，竟自我下放农村当农民！一干 11 年！一个从小在大上海长大的孱弱书生，为公社救马竟拿生命去拼！简直是那个时代都绝无仅有的革命极致！ 一年春天，在春耕、春播的日子里，天气大旱，全仗着牲口拉水浇地播种。可偏偏此时队里的主力队员大青骡子病倒了，兽医站说急需一种疫苗，才能救命。可是，这疫苗只有哈尔滨才有。队里考虑何某是哈尔滨来的学生，地理熟悉，派他去。何某二话没说就上了路。从肇东县涝洲公社到通哈尔滨的火车站需要步行40公里，队里给了他唯一的一辆破自行车代步，可是，在风高月黑、伸手不见五指的东北寒夜，何某迷路了，更倒霉的是车也摔坏了。怎么办？何某鼓足勇气，找老乡存了破车，踏上征途，终于爬上了火车，到了哈尔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买到疫苗，还是原路返回，还是步行。两天两夜没有合眼，步行200华里，两天两夜吃了一个玉米面饼子，喝了火车站厕所里的自来水。最苦恼的瞌睡和劳累，边走边睡，简直是连滚带爬走完了这段艰巨而又漫长的冬夜的路。两天两夜如期完成任务，大青骡子得救了。何某清晨又继续战斗在抗旱的队伍中。 这种煎熬和绝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当何某在农村割谷子和大豆时，腰疼得要断掉了，手掌如针扎般的痛，磨出的鲜血渗红了包扎的破布，忍不住不断抬头远望，怎么还有那么远啊？长长的垄沟一眼望不到头，何时才是个头啊？这时的绝望甚至生不如死！当然，在这样血与火锤炼出来的人，今生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呢？在巨大的代价面前，何某挺过来了，就是巨大的财富。我的人生就是这样铸成的。 何某在农村当一名普通社员挣工分维持最低水平的生存，一呆就是7年，后来到工厂当工人又是11年！他不是为了当官发财在农村工厂体验生活积累升官的资本，他当时的信念就是认为大学生应该在农村工厂里改造世界观，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这是一种拉赫美托夫似的自我锤练和自我放逐，和那些被迫上山下多的知青不一样。他这种人简直举国无双！轴而真诚着！但他是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正是他这18年经历，使他对中国社会和革命价值观有了清醒的思考！他虽轴而执着，但是个有思辩的人，他从自己从最底层和群众共同生活的实际中来观望现实，所以才能对工人下岗提出比国策更人性更合理合法的设计！ 徐某某、哈军工5系65届毕业生，相对说他是幸运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铁岭一个老兵工厂，生产导弹的专业厂，可谓专业对口。在厂里学徒半年，厂里北大荒农场需要人种地，大学生必须锻炼，厂里二话没说，就派他去。徐某在北大荒春播秋收什么农活都经历过，徐某吃尽了苦头，最惨的是收庄稼，累得像狗熊一样，爬不上炕。北大荒最厉害的是小咬，咬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痛痒难忍。 一年过去了，回到厂里，这时碰上了贵州遵义兴建三线工厂，老厂需要派人支援，徐某作为骨干又踏上了新的征程，来到了遵义。一干就是35年。整个一辈子都献给了穷乡僻壤的边陲小镇，献给了他一生钟爱的国防科技事业。由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专家，高级工程师。毕业30年班里北京聚会徐某来了，带来了一身山沟的气息，但是他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为了他孩子的工作安排，大家想尽了办法，让孩子走出了山沟。 蓝某某，1965年8月从北京101中学报考入伍，进入哈军工学习，1966年随学院集体转业。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林彪发布了1号命令，全国立即处于紧急战备状态，黑龙江边境成了最前线，当时边境急需翻译，于是沈阳军区立即到各大学选取学俄文的学生，蓝某就是此时二次入伍的。 入伍后，被分到黑河军分区，由于中学时间，俄文基础特别好，所以，不用集训就被安排上岗，直接当了翻译。珍宝岛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会合处，（黑龙江下游地区）属于合江地区，另外在黑河地区的吴八老岛和七里沁岛（黑龙江中游地区）也是形势特别紧张的地区之一。有一天，营里指示一个小分队登上吴八老岛，进行示意性的生产，表示吴八老岛是我方的领土。小分队一上岛，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新战士任久林登岛后，立即被对方苏军开枪打死。蓝某和战友们侥幸生还。战场是无情的、子弹不长眼，如果第一个上去的是蓝某，今天我们就少了一位同学。 在黑河时，冬天总有人冒险越境，有几次发生越境者在对方冻死事件。这时对方就约见边防军去对方处理。这对我方来讲，是一个大难题。结冰时节，可以从冰上走过去，但出事时，不巧冰已经开始融化。怎么办？边防军只好冒险从开化的冰上淌过去，用竹竿探路，走在冰上嘎吱嘎吱作响，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掉到冰下。那时年轻，也不在乎。对方看我们年轻就挑拨说：“你们首长也太不近人情，太不关心你们啦！”这时蓝某就背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当我回忆往事时，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一生都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壮丽的事业。”这时，对方有苦说不出，因为当时，苏联还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只好表示赞同。 蓝某后来成为将军，授陆军少将军衔，他的军衔是用生命换来的！ 胡某某，是哈军工5系65级同学中在国内唯一的博士生导师。他的荣誉来之不易！原先他被分配在新乡四机部工厂，他不甘寂寞混日子。别人工闲都变着法的玩，他不，他努力补习科学文化知识。 1978年机会来了，各地大学对老五届办“回炉班”，他考入了华中科技大学，因为成绩优异，被学校留下当教师。从此，进入了通信技术的殿堂。 我们不去说，他在教学中创新问题，也不说他带了多少硕士和博士问题，这里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在科研创新方面的成就。他成功的解决了神5发射杨利伟上天后与地面指挥通话质量客观评定问题。这是技术界的重大突破。为此，他们夫妇受到了长江日报的专题采访，照片登载在长江日报上，买菜的老板认出了他夫人，愣是不收她的菜钱。人民崇拜英雄！ 北大卢达甫在《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描述了北大几十名来安徽同学的境界，总的感觉是老五届同学生不逢时，交大郭锡瑶的遭遇更是如此。但是，我的事例中的人物，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和不利，主人公们总是精神抖擞与天斗、与人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最终，每一个人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比较完美的结局，起码说不比老五届以外的同学差！ 我的结论是，事在人为、眼界有多高，事业有多高。 20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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