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伯校友 September 5, 2022

读了王永生同学的《不堪回首的四班》一文，感慨颇多。于是，有了《也说说四班那些事》。

从一张照片说起。 1987年物理系六六届校友聚会，部分四班同学合影。迟来的合影，珍贵，可惜人不齐了。

前排：付素绢、马根源、杨凤祥、孙德润、林以任、闫喜庆 后排：吴浩、吴曙光、徐金铭、王昌泰、闫炳生、刘庆伯

前排：付素绢、曹玲、刘庆伯；后排：王昌泰、孙德润、徐金铭、杨凤祥、吴浩、吴曙光、闫喜庆、胡静山、王永生、闫炳生

在2012年我初次编辑《南开大学物理系六六届同学网上聚会》PPT时，通过电子邮件向全国各地的同学征集照片，1、2、3班都有班级的集体照，唯独没有四班的集体照。我问了四班的几个同学，为什么我们四班没有集体照？都说不知道。不过，在王永生的文章里多少知道一些端倪。

我就是四班的一员。那年我从一班调到四班，和四班同学一起学习、生活。

新组建四班

1961年招生的物理系学生，分物理一系和物理二系，一系是普通班，有三个班，二系是保密班，原子物理专业，有两个班。1962年，南开大学进行院系调整，物理二系和化学二系调整到兰州大学，南开大学地质地理系撤销，学生分到其他系。我们物理一系学生取消“一系”称谓统称为物理系，部分地质地理系的1960级同学分到我们年级，留一级跟我们年级上课。这样，就从原有的三个班中抽出部分同学，同地质地理系的同学，加上一部分休学、留级的同学组成四班，四班就这样成立了。

抗洪期间被调查

1963年暑假，我没能回家，留在学校参加劳动，算是勤工俭学，挣点工钱解决开学的书本费。八月上旬，河北省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地区，连降有水文记录以来的特大暴雨。7天降雨量达2050毫米，总降水量达576.8亿立方米，径流量达302亿立方米，相当于1939年发洪水的两倍多。从8月中旬开始，洪水陆续汇流天津，接连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峰，严重威胁着当时河北省的省会——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8月9日，罗瑞卿总参谋长向天津市驻军发出指示：“要像作战一样，保卫天津市，保卫津浦路，缩小灾区！”我们留校的同学也组织起来，奔赴抗洪第一线。广播社的任务是组织一支抗洪宣传队伍，包括记者、编辑、播音和机电人员。当时电机组在校的只有赵中惠、李永福和我三人，赵中惠、李永福强烈要求参战，执意让我我留守后方坚守广播社机电室工作，征得社长宋志诚的同意，他们二人跟随大部队开赴抗洪前线，我坚守在后方。抗洪期间，我几乎24小时坚守在广播室，随时录制从抗洪前线传来的消息，并完成全天的播音任务，直到抗洪结束。开学后，我被系团委调查，追究逃避抗洪的问题。是当时的广播室社长宋广诚和电机组的赵中惠替我说了公道话。他们一致说，留守学校是广播社的决定和工作需要，小刘出色地完成了抗洪期间的在校任务，应当受到表彰。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后来我知道，是四班的某党员向系团委反映的，团委副书记来调查也顺理成章。我曾经问过来调查的团委负责人，也是这种情况，我也理解。不过，我已经感受到这个四班不简单，要小心从事。

回到四班担任学习委员

1963年广播社电机组解散，原因是有一名转业军人安排到电机组，我回到班里。当时王桂芬任班长，之前，也几次邀请我回班里协助她工作，这次她如愿以偿了，我当上了学习委员。之后，我提议徐承秀、吴曙光、胡静山担任科代表。学习委员的日常工作，就是组织科代表和老师沟通，反映同学的意见和要求，传达老师的意见，期末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复习，特别是地质地理系转来的部分同学。我们经常将我和科代表的自修地点公布给大家，在答疑老师不在的情况下，帮助同学答疑解难。这样做效果很好，我全班同学提高学习成绩很有帮助。到期末考试成绩下来，我都要进行统计和分析。为了让大家明确学习目的，增强克服学习上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在支部和班委的同意下，我组织了一次班级关于“学习”的座谈会，地点在主楼小教室。我记得有五个同学发言，分别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大家反映很好。会后，我将大家的发言整理后，办了一期手抄《学习》报，贴在阶梯教室的门口。形式新颖，吸引了许多同学驻足观看。

“四清”（粗线条）二三事。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20日颁发。《前十条》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前十条》颁布后，中国各地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同志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8省视察工作。7月4日，彭真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彭真同志如实地反映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

早在1964年，即毛远新还在哈军工上学的时候，毛远新就曾成为毛主席的传言人。这年暑假毛远新回到北京，由伯父带着到北戴河，在一次游泳当中，伯父与侄子作了一番关于大学生参加阶级斗争的谈话。开学回到哈军工后，毛远新向院长、政委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哈军工教职员工全部下乡搞“四清”的指示。院长与政委还向毛远新问：“毛主席还讲了什么？”毛远新又将北戴河毛主席的谈话讲了。哈军工党委很快地将毛远新的传达整理成材料，上报给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又形成文件下发。不久，毛泽东“大学生要参加阶级斗争”的指示在全国各大院校得以实行，哈军工的毕业班学生最早奔赴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七月五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1963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 叫“四清运动”。1964年寒假，南开大学全校师生遵照学校的安排，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经受“阶级斗争的考验和教育”。那时农村的“四清”运动俗称为“粗线条”。 
我们物理系1961级的一部分同学分配到天津市东郊区。我们“工作队”一行五人，有物理系团委书记巩茂林老师、物理系系主任江安才教授、物理系团委副书记毕桃李（三班）、还有李学潜（三班）和我（四班）。我们去的村是天津市东郊区荒草坨公社荒草坨大队四小队。毕桃李住在一位大娘家，我们其他人都住在另一家。记得当时在那里蹲点和指导工作的是天津市委刘复生秘书长。 

刘复生秘书长（后排左起一）、李学潜（前排左起二）、刘庆伯（后排左起四）、杨凤祥（后排左起三），其他人是工作队的同志（在职干部）

江安才教授（左一）、毕桃李（左二）、房东（左三）

 “粗线条”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最近，我和李学潜、毕桃李分别找出那时的珍贵照片，勾起了我们对那个岁月的怀念。我们怀念的是那一段经历，以及我们相处的美好时光。
（见《四清二三事》 http://nankaioverseas.net/NKAlumni/LiuQingbo/BiXueQing052913.html）

 “五反”运动

四十天的“四清”结束了，我们返回学校。紧接着学校开展“五反”运动。1963年，“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学校也开展了“五反”运动，大家都要检查，人人过关。这次我学乖了，检查可以，但不要查到政治方面的问题，政治问题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搞不好就掉进去了。傻不唧唧往陷阱里跳，岂不自投罗网吗？！我思考再三，就检查“狭隘的报恩思想”，说自己只想到母亲不容易，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长大了，要报答母亲的恩情。没有想到，这也被刘锦石抓了典型，让我在年级大会上发言检查。心里忐忑不安，不会是要找我的麻烦吧。后来，他们在搞有的同学更大的问题，冲淡了我的检查，没人再做文章。
有一次，刘锦石同学找我谈话，询问于长森的情况。我摸不着头脑，不知何意。他说，于长森对党不满，修正主义思想严重，宿舍里他的铺位墙上还贴过赫鲁晓夫的照片。你知道他的问题应当向组织汇报。我吓出一身冷汗，他们在搞于长森。别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什么我也不能落井下石，我在中学就被同学诬陷，吃的亏还不够吗。我说，别看我们住一个宿舍，我与他接触很少，也没有交谈过，确实不知道。他看我封了口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我的反应是，我无论说什么都会被他们把我搅到一块去，不是“小集团”也是同情者，我有教训，我不上当。“五反”运动搞了一个假期，大家都在宿舍里闭门思过，宿舍楼道里还安装有线扩音设备，搞得声势挺大。我以帮助补考的同学复习功课为由，撤离了“五反”运动的中心，逍遥自在起来。听说，这次运动搞出许多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谁的问题？不得而知，我也不关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刘锦石是党员，个子很高，瘦瘦的，不苟言笑，一说话嘴巴总往左撇，我觉得他很神秘。他好像不是我们年级的，不是转系就是休学或留级的，搞不清。他说自己身体不好，从来不跟同学住在一起，他有自己单独的宿舍，来无影去无踪，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我对他避而远之。在文革中，有一天我还在睡觉，刘锦石把我叫醒，叫我去抄他的家。那时我和他已经不是一个班了，他是金属班，我是光学班，不搭界。他是资本家出身，天津人，感到运动的威胁要争取主动，自编自导了这样一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他挖的一个陷阱，早有准备让同学扑空，一来表现出他积极参加运动，二来让同学证明他家没有问题。我没有理他，继续睡觉。跟随刘锦石抄家的同学回来说，上当了，他们家什么也没有。庆幸我的判断正确。毕业后，大慨是1978年某日，我在廊坊火车站遇见了刘锦石，好像没有以前威风了，不过还是居高临下的劲头，很关心地问我入党了没有。我说没有，不够格。没有多余的话，就此别过，从此就再没有见到过他。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样评价他，是好、是坏、是党的忠诚者？搞不清。但我没有栽在他的手里实为幸运，可能我多虑了，不过谨慎为妙。

四班，不可思议

1963年9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苏修的修正主义，简称《九评》。在这种形势下，党员周来福开始揭露于长森同学张贴赫鲁晓夫的照片事情，这件事我从刘锦石那里耳闻了。据闫炳生说，周来福说过，“于长森，告诉你，我让你毕不了业。”还有更奇葩的事，就是陈家骅的“反革命事件”。事情是这样的：那时候学校开展“五好宿舍”活动，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宿舍阵地。其中一项活动就是早晨起来要高唱《东方红》，由于起得早，还要去操场跑步。陈家骅突然冒出一句：天还黑着呢。现在看不过说了一个自然现象——天黑，但在突出政治、阶级斗争的年代就不得了，加上陈家骅出身不好，一上纲就成了“反革命事件”。那时的逻辑是：大家高唱“东方红”，陈家骅却说“东方黑”，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必定是反革命。这样一“逻辑”就把陈家骅“逻辑”到“反动学生”里去了。这件事我当时不知道，是在毕业分配时，陈家骅（半导体专业）没有分配，是作为反动学生在学校监督劳动，他的爱人林仁娥是我们光学班的，一打听，原来是这么回事。直到中央“关于在文革中定为反动学生的一律分配”的指示下达后，陈家骅才同林仁娥一起分配到山东淄博铝厂第一中学。我听王永生说，当时，班里有四个“四类分子”：于长森、段继海、陈家骅、吴凤华。而他还是边缘人物。我的天哪，如此恐怖！四班大搞阶级斗争，校友聚会时，四班同学“控诉”最多的是周来福，对周来福反应最为激烈的就是闫炳生。每次聚会闫炳生没有一次不是痛斥周来福的，痛恨之情溢于言表，可见在校时受到周来福的伤害有多深。周来福、党员，贫农出身，原地质地理系。现在，我好像发现一个问题，周来福同他地质地理系的同学似乎早就有“深仇大恨”，周来福把这种“恨”或说矛盾，带到了四班，继续用他“党员”身份和“贫农”出身的优势，继续打击他的对立面。他所说的“四类分子”中的四个同学都是地质地理系的。

再说四班没有集体照

周来福既不是团支部和班委会的干部，学习又很差劲，却如此明目张胆又大张旗鼓地整同学，搞得班里人心惶惶。我想，班里的那个神秘人物刘锦石是不是幕后指挥者，值得探究。很可能是“刘（刘锦石）周（周来福）” 沆瀣一气，整治同学。在这种形势下，谁来主持四班留下集体照，谁有心思来照这个集体照。只是在1987年同学聚会时，部分四班的同学照了合影，只可惜是部分同学，再集中四班全体同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闫炳生的愤怒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他们对人的伤害是一辈子的。陈家骅同学分配到淄博铝厂第一中学，工作兢兢业业，成为优秀教师。但他从来就不愿意参加校友聚会，杨思明与他同在一个大单位，也多次动员陈家骅，但陈家骅说，伤害太深了，一到南大就会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于长森同学在毕业分配时，都没有来得及和同学告别就匆匆离开了南开，临去世（2014年6月1日去世）都没有实现回到南开和同学见面的愿望。他任过党的书记、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为“高频淬火热处理”做出过重大贡献。段继海没有确切消息，而吴凤华（吴浩）却是廊坊师范学院物理系系主任，优秀共产党员。王永生同学是保定一中的副校长，闫炳生同学是天津市仪表二厂的厂长，在单位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这些同学都为党和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在学校不可一世的周来福同学也始终没有在校友聚会中露面，大班长孙宝举和他是一个系统，孙宝举说，周来福很落魄。我不是因为周来福“落魄”而幸灾乐祸，而是他（和他们）给同学带来的伤害得用多长时间去疗伤，他的“落魄”是他咎由自取。四班啊，不堪回首！

1987年物理系六六届校友聚会部分四班同学合影。迟来的合影，珍贵，可惜人不齐了。

阶级斗争成了主课

从1963年开始，粗线条四清，到东郊区，四十天；1964年，细线条四清，我们到衡水一年；1965年回校，上课、作毕业论文，同时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一直到1967年毕业分配，大学生全部到农村、农场、部队，接受再教育。
四班的党员，高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把矛头指向同学，采用歪曲事实、移花接木、置之死地而后快等手段，整同学，实在为人所不耻。据说，我们年级有个叫高树梅的，党员，她讲：我就是党，反对我就是反党。那时候的四班，被几个人搞得人人自危。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王永生《不堪回首的四班》从他自己的角度，反映了四班部分同学被整的情况，我认为是属实的。他反映了那个时期，党的路线错误在学校的体现。这种错误以至发展到全面的“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夸张。

南开大学物理系61级四班同学
（代集体照）

南开大学物理系61级四班同学
（按63年9月班级资料的顺序排列）共48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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