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雷厉(退休干部) 整理 彭绪艳校友 October 31, 202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只有和工农兵相结合才有出路。

从1968年下半年至1970年上半年，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全国有数十万即将投身富国兴邦事业的“天之骄子”被下放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宣恩县教研室退休干部雷厉也是其中的一员。

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雷厉回首往事，一方面是对自己结束“再教育”40周年的一个纪念，同时也让那段不同寻常的经历给后人留下更多的思考。

在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

1964年，我从宣恩一中考入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自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师也无心上课，学生无心学习，更没有教材可学（以前的教材均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学生们整天无所事事。到1968年，全国的大学里已经囤聚了三届毕业生，众多的“革命热情颇高”的大学生长时间在校园里，总要给他们找条出路吧。

1968年12月底，等待毕业分配的我们突然接到系里通知，要响应毛主席号召，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带薪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

1969年1月初的一个上午，一辆辆“解放”牌军用卡车开进校园，大学生们将铺盖、脸盆、书本、箱子等行李搬到卡车上。时值严冬，我们蜷在敞篷汽车上，迎着呼呼的北风，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奔赴军垦农场——湖北军区农场（位于现在的天门市）。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下车举目一看，满目荒凉，周围1公里范围内没有人烟。当晚，除了女生安排在简易平房宿舍外，100多号男生就挤在一个大仓库里，每人睡在垫有稻草、不到1米宽的地铺上。

从此，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军垦农场生活。

这个军垦农场很小，在大学生去之前，包括场长、政委在内的解放军总共才10多人。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被称为学员，所有的学员单独编为学生连，分别来自华师的政治、历史、物理、化学4个系，以及湖北艺术学院、武汉药检专科学校，共计200多名。大学生连的学员不穿军装，但按部队管理。

大学生连设有战斗班、炊事班等，我被分在炊事班，除了班长、副班长是解放军外，其余8名学员均是大学生。我们除了负责全连200多人一日三餐的伙食外，其余的时间就是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

炊事班的学员每天轮流烧火、做饭、洗碗。刚开始，我最怕的工作就是烧火，平原地带不像山区有柴烧，烧的是棉花壳，我生怕烧不燃火影响学员开饭的时间。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学会蒸饭、炒菜。一次，有学员生病，班长要我做几个“病号饭”——面条。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老家平时所吃的干面条。后来，还是一个来自襄樊的学员帮我解了难，他将面粉和成面团，擀成细细的面条，后来才知道是“手擀面”。从此，我也学会做手擀面了，这也可算作我接受“再教育”的一点收获吧。

农场生活苦中亦有乐

因为刚去的那个农场太小，我们在那呆了两个月后就转战沙洋农场六分场。同时，连队对人员也重新作了调整，分有战斗排和后勤排，我被分到后勤排的养牛班（另外还有炊事班、养猪班）。

知识分子到部队接受“再教育”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能吃苦，耐大劳。战斗排的男学员负责农场几百亩水稻的耕种和收割，女学员则要负责几百亩棉花的耕种和采摘。

对于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但都不敢有半点怨言。来自湖北艺术学院的一名学钢琴的女生，她是武汉市人，因不会种地感到很彷徨，但还是咬着牙坚持，从行动上不敢有半点抵触情绪。

相对于战斗排学员的劳动强度，养牛班的工作还算轻松，10个人养40多头牛。春耕之前，将牛牵到地里放养；春耕期间，一部分人将牛群赶到离场部10公里开外的丘陵地带，一边放牛一边割草，一部分人则在场部除牛粪。

刚开始，我们对放牛还有点新鲜，每天一大早就将牛赶出来，跟在牛屁股后面跑得飞快，赶在太阳升起之前将牛赶到丘陵地带吃草。天黑之前，再将牛赶回场部。除了放牛，我们还带上猎狗抓野兔，改善生活，给寂寞、无聊的放牛生活增添一点乐趣。

寻求快乐是人的本性，更何况我们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爱好、有活力的年轻人，环境再恶劣，生活再艰苦，我们仍然要寻求快乐。劳动之余，我们与附近农场的学员进行篮球、乒乓球比赛。

后来，连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就是文艺演出队，演出节目的形式有唱歌、跳舞等，内容无一例外是歌颂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农闲时节或春节前后，连队都会组织唱《毛泽东语录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翻身农奴把歌唱》等红歌，学员们也会自编自导一些节目，自娱自乐。

政治学习丝毫不敢放松

我们在农场接受“再教育”期间，正是疯狂的“文革”时期。每天除了劳动和军事训练外，就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毛泽东选集》和《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章及社论，还要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学习《毛泽东选集》已经不是停留在背“老三篇”上，了解历史事实，掌握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原因，重要意义才是目的。

每个学员心里都绷着一根弦，生怕“政治上不合格”，毁了自己的前途，自然也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表现的机会。

196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农场附近的一处民房发生火灾，学生连迅速集结跑步去救火。一路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学员喊口号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大，似乎声音越大才能代表态度积极。

在1969年，我因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实现思想革命化，成绩显著”，被湖北军区农场评为“五好学员”。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有点滑稽可笑，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是一项很高的政治荣誉。

在我们连队，有几对学员来部队之前就已结婚。在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有将思念深埋心底，谈恋爱或与家人团聚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些想法都有悖于一心一意接受“再教育”的宗旨。

连队的几对已婚学员，有时在晚饭后悄悄约会一下，农场的政委发现后，以为他们是在“谈恋爱”，在大会上批评他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炸毁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东西”，这对学员都是敲一次警钟。

在部队接受“再教育”的后期，上面对学生连的管理有所松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增加了一些人性化管理措施。节日期间，连队用芦苇将宿舍隔成几间小房子，让同在一个连队接受“再教育”的夫妇团聚三天。

离开农场接受“再分配”

在农场，和生活艰苦、劳动辛苦比起来，学员最大的痛苦在于精神上的压抑和对前途的渺茫。

原本以为大学毕业后可以将所学到的知识，连同一腔热情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哪想到，一场“文化大革命”成了“臭老九”，在大学混了几年后，又要在这样的劳动中消磨青春。

1970年3月，连队突然传来喜讯:在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一律分配工作。在离开农场前，我们还面临一次“再分配”，分配权力掌握在连队领导手中。当时，大家都在猜测自己将被分到什么地方，其中很多学员希望留在部队，积极争取机会。

部队有关部门令行禁止，从简从快，很快方案就下达，我被分回原籍恩施，具体单位由当地再定。

离开连队那天，没有出现军民恋恋不舍的动人场面，我和恩施的几个同学坐车赶到码头，登上了去巴东的轮船。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军垦农场，告别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农场“再教育”生活。

刚一下巴东码头，我就被一名工作人员带走了，他说把我分配到鹤峰县下坪公社的一所中小学（当时中学、小学在一起）。从此，我在下坪从事教育工作8年，之后调到鹤峰一中、宣恩县委宣传部工作，前几年，从宣恩县教研室退休。

在军垦农场的这段经历，也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这段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练就了我不怕艰难困苦的品格，也给人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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