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伯校友 October 29, 2022

1969.1——1970我在天津警备区五七干校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去五七干校

1967年7月，六六届毕业生开始分配。9月领取工资46元5角。我留校了，参加了物理系光学教研室的教师活动。

1968年年末，传来一个消息，说分配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六六届同学，统统到部队锻炼，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到三大革命中接受改造。我问了许多留校的同学，他们都不知道是谁发起的。文革中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明明是事出有因，总说是群众的愿望。尔后，传来毛主席1968年召集北京“五大领袖”的谈话，又有毛主席的一句话：全国67、68两届大学生都有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事情已经清楚了，就是当时所说的“斗批走”，分配到天津市其他单位的同学都到了山西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没得说，都得走。

在1969年1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天津警备区五七干校（农场）派来了一名王连长、一名苟姓指导员和四名解放军排长。我们的行李按要求捆好，并做好标记，扔到卡车上。留一个背包，像解放军战士一样，背着背包行军。两校的同学（现在应该叫老师）统一编队。我们是一个连队，共编四个排，第一排是女生排，二、三、四排是男生。每排都有一名解放军担任排长，副排长由解放军连长指定一名大学生担任。我被编到四排十班，四排排长叫王树陆（正规军），副排长由天津大学的一个同学担任，十班的班长叫林汝昆（南开大学经济系），副班长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叫什么名字忘了，这个班还有我（南开大学物理系）、韩凤奎（南开大学哲学系）、张厉声（南开大学经济系）、朱宝福（天津大学化工系）、还有天大一个同学，个子很高好像是少数民族。我们班共十个人（因为时间久远，其他三个同学的名字想不起来了），按照编队的规模，总共大约有120人以上。我们在解放军的带领下，一二一开步走，我们背着背包，解放军空手带领我们前进。我们还年轻，无所谓，能够坚持。其实苦了女同学，特别是已经怀孕的女同学。从南开大学八里台到警备区五七干校（杨柳青），大约24公里，我们走了5个多小时。

行军路线图

我们终于到了。天津警备区五七干校坐落在天津市杨柳青青光镇的北部，104国道（京福线）的西边，是一个占地千亩的大农场，是天津警备区的后勤保障基地。那里是一个团级配备，我们住在一座楼里的一楼，楼上还有其他连队（正规部队），我们住处离团部还有1公里的距离。前些日子我开车探访过这个地方，已经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了，在网上搜索也找不到“天津警备区五七干校”的位置，能找到“青光农场”的位置，时隔40多年，那段往事虽然不能从记忆中抹去，但随着斗转星移，历史的痕迹也渐渐消失。但这个地方留下我太多的记忆。

整理内务

我们一个班住在一个两间的房间里，屋里是大通铺，一个挨一个的睡，就像农村的大炕一样。排长住在靠门边的单人床上，我睡在大通铺中间位置。初到部队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内务，就是整理宿舍。要求宿舍里的所有东西摆放整齐，比如，毛巾悬挂一条线，不论毛巾什么规格，挂起来长短、宽度都得一致；还有漱口杯摆放要整齐，牙刷要一边倒，牙膏要高矮一致；再就是床上，床单褥子要一样宽，被子要叠成豆腐块，这一点最吃功夫了。排长给我们作示范，我们是叠了拆，拆了叠，忙了一个小时才有点模样，比起排长的样板还有不小的差距。人家正规军的被子是不薄也不厚，而我们的被子什么规格的都有，特别是有的同学被子特厚，总也叠不成，累的满头大汗，其中那个河南籍的副班长，就被排长奚落了一番。我还好，老伴是北方人，给我做了一床不薄不厚的被子，叠起来省事，我还有一条小薄被，冷了可以搭在上面。床上除了被子，其他的东西是不能放的。没有柜子，其他的东西都放在床底下，或放在箱子里，或塞在提包里。除了晚上睡觉，其他时间是不能动用床铺的。每人发一个马扎，休息、看书、开班务会，都坐在马扎上，午间休息也只能坐在马扎上趴在床边眯一会儿。还有一项训练就是学习打背包。打背包谁都会，但打得又快又好就有技术含量了。正规军排长可以在10秒钟内完成打背包，让我们惊叹不已，佩服。我经过努力还真学会了。

新兵训练

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自然就要受最严格的训练。新兵训练异常艰苦，每天天不亮就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哨声中惊醒，以最快的速度穿戴、集合、跑步。全连一百多人跑步，步调一致，也不会太快。连长领跑，各排排长带领各排，到底跑多少也不得而知，也没有跑道，沿着田间机耕道跑（机耕道是耕作机械行进的道路，比较宽），每天跑到筋疲力尽汗流浃背为止。跑步完毕，解散整理内务、洗漱。哨声又响起，吃早饭。先是各排集合，按1、2、3、4排的顺序，在食堂门前列队，有副排长率领读毛主席语录，诸如，阶级斗争、浪费可耻、斗私批修等等，仪式完毕后依次进入食堂。进入食堂后还不能吃饭，站立等候，等到全连都进去了，连长一声号令：“开饭！”全连一百多号人嘁哩喀喳吃起来。食堂里没有凳子，都是站着吃饭，一日三餐都这样。吃饭时食堂里没有声音，大家闷头吃饭，谁要说话是要挨呵斥的。

一天吃午饭，吃着吃着，突然一阵紧急的哨声响起，连长大声发出口令：“集合！”大家不知所以，放下筷子，赶忙冲出食堂，按班排集合。就这样，饭没有吃完（严格地讲是还没有吃饱），中午也没有休息，就又开始了下午的训练。这样的情况后来也发生多次，无端地吃饭中间集合，或训练、或执行紧急任务、或突击检查某班不合格的内务等等，大家也经历了，也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为了不挨饿，吃饭时集中精力，埋头吃饭，三下五除二把自己塞饱，我从此养成了吃饭快的“毛病”。现在，在家里，家人刚吃一半，我的任务早已完成了，还比他人吃的多，这也常常受到老伴的规劝：“吃慢一点，细嚼慢咽。”但总改不了。因为我们有工资，在部队吃饭是要交钱的，大概是每人10元，吃的很好，而且吃饭不定量，随便吃不限量，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好的待遇，可能是因为我们也种田的缘故吧。那时候，我们连队有自己的“自留地”，种红薯和各种蔬菜，炊事班还养猪，都为连队改善生活提供了保证。午饭后，有一个暂短的休息时间，大家回宿舍休息。开始大家都不适应。在学校养成了一种“毛病”，中午都要午睡，学校作息时间也这样安排，到这里却取消了午休，开始很难受，后来也慢慢习惯了。

白天的训练项目很多，列队、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左转、右转、后转，接着就是瞄准射击（真枪无子弹）、投掷手榴弹等等。到了晚上，首先要进行“晚点名”的仪式，不论五冬六夏雷打不动。晚点名就是对一天的情况进行总结，对好人好事提出表扬，对坏人坏事提出批评。晚点名时，有时站着，有时坐在地上，但都不能随便动作，一有小动作被发现，就要被出列罚站。晚点名时间或长或短，夏天蚊虫叮咬难受，冬天寒风凛冽坐在地上实在难受。不分男女同学一律对待，女同学来例假也不能例外。晚点名后各班召开班务会，或学习、或开展批评等等。晚上有时看电影，这就要集合统一到团部去看。我们每人带一个马扎，统一拿马扎的方法，整队去整队回。回来后，该睡觉了，但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放哨。从十点算起，每一小时一班，前一个叫起后一个，直到早晨五点起床为止，每天晚上轮流值班放哨。这样，从早晨到晚上就结束一天的训练生活。

劳动

我们的训练大概进行了一个月，进入了正常接受再教育的流程。警备区五七干校实际上是一个农场，农场经营上千亩地，种植小麦、玉米、红薯、芝麻、花生，以及各种果树。

劳动，是我们在部队接受再教育的主课。除了下雨和冬季，几乎天天劳动。农场有近千亩的土地，种植小麦、玉米、花生、芝麻等。我记得农场有一个机械班，从大学生中选出几个同学担任，对他们的管理和活动不甚了解。

挖树坑。这个活我印象较深。任务是每人每天要完成挖十个树坑，规格是一米见方（高1米、宽1米、深1米）。排长手里拿着一根1米长的木棍，验收树坑的质量。开始我按照标准尺寸开挖，可是到一半的深度后，铁锨在下面就施展不开了，土上不来，只好扩张坑口。有了经验，一开始就按1米2挖，这样才顺利达到标准。体力劳动很累，更紧张的是精神。正规军的排长在地里来回溜达，他不仅要求挖坑，还要突出政治。就是一边挖坑一边高喊毛主席语录，还不能重复。谁要是没有喊语录就会受到他的斥责，你说累不累。又怕完不成挖坑任务，又怕喊错语录。我想了一个办法，找简单的语录，把一条语录分几次喊，挖一会喊一句“下定决心”，再挖一会喊一句“不怕牺牲”……。排长离我远了我就不出声了，同学也不会揭发，他自己还顾不上呢。

挖树苗。有一次，我们四排接受一项任务：到杨柳青挖树苗。这次劳动很平常，完成一次任务而已，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当时很冷，许多同学穿着棉袄，不少同学在棉袄外还系了一根绳子，暖和许多。完成任务后，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的返回驻地。走到半道，学生副排长别出心裁，说前面有敌情，要求把前面的沟填平，让部队迅速通过。这当然是他假想的，但对于劳累一天的同学也是一个负担，军人排长支持，大家也只好照办。呼哧海喘地干了起来，实在是累了。队伍继续往前走，半道遇见一帮女社员，他们很稀奇。大声喊：你们看啦，这帮犯人走得多整齐！我们都听见了，内心五味杂陈。我们穿戴实属寒碜，这是批评我们的穿着呢，还是表扬我们走得整齐？不得而知。

纪念“五七指示”

团部通知，要在1970年五月七日举行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四周年的庆祝大会。在大学生连队找了两个人，撰写领导报告，我是其中之一。按说，这是件好事，说明领导重视，欣赏自己的才能，至少是团领导看得起咱。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听说，这次撰写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要从学生中选拔人才，将来入伍。入伍是我的短板，毕业分配时，我就回避了入伍，国防、机密、绝密等去向一概不考虑，尽管那是我曾经的向往，因为老伴的家庭因出身问题还挂着，我不敢有任何发达的奢望，我要去部队，奔自己的前程，在那种阶级斗争形势下，就会有组织出面，让我做出舍弃老伴的选择，这是残酷的选择，也是我不愿意的选择。因此，我明白该怎么做了。我从团领导那里得到近两年的文字资料，利用业余时间写讲话稿。那时，没有空闲的办公室，经请示连长，让我在一间储藏室里写作。我没有一点压力，按照以往的资料，按照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内容，好歹编辑了大约7000字的讲话稿交了差。5月7号那天，团政委的讲话没有我写的影子，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我没有认真写，但是不是另一个同学所写，我就不得而知了。后来，“再教育”结束，确实有几个学生留在了部队，算是参军，有我们排的学生排长，也有另一个报告执笔者，万幸了，适得其所。

排长王树陆

王树陆是我们四排的排长，是正规军，他是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县级）人。十班的张厉声（经济系）是他的老乡。张厉声和他的关系甚好，大家不以为然，在当时的形势下，和正规军搞好关系少吃些苦，不为过，也能理解。王树陆升高一米七以上，不胖不瘦身体健壮，一表人才。据说到大学生连队之前，当过警备区首长的警卫员，猜测是班长级的警卫员，到学生连队提为排长。

他和我们同住，他就住在一进门的位置上，我们睡通铺，他睡单人床，他说这是为了管理的需要。每天早上，他带领我们出操，训练认真，要求大家也严格，开始，大家对他的印象还不错。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要在解放军身上发现優點和优良品质，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有一次，在训练走步期间，我们班的韩凤奎因碰到电线杆的拉纤，被绊了一下，差点摔倒。突然，排长王树陆上前猛然踹了韩凤奎一脚，将他踹到在地，韩凤奎手、腿和脸部都被摔破。这件事引起了大学生连队上下哗然，学生们是敢怒不敢言。不知是谁将这件事捅到了团部，可能是团部查问下来，引起了苟指导员（有同学说，指导员姓华）一顿训斥。在全连大会上，苟指导员说，有的人接受再教育的态度极其不端正，对抗正常的教育方式，对于正常的考验都不能接受……。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异议，没有一个人敢对这种非人道的行为提出抗议。我突然感到，我们是如此的悲哀和无助。开始，我还认为我们青年学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力，是祖国的未来，可是，受到这种非人道的对待，是被改造对象，没有讲理的地方，只好忍气吞声了。从此，我对王树陆有了看法，对苟指导员有了看法。有的人从此给苟指导员起了个外号，叫老苟（狗的谐音）。苟指导员大概听出了味道，还是有人向他告密了，一天连长宣布苟指导员改姓“敬”，叫敬指导员。

王树陆的“轮流执政”。十一班的王云谦（南开大学物理系）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在连队劳动积极经常在业余时间做好事，就是爱提意见，被王树陆盯上了。一天，王树陆宣布，要民主管理连队，选出战士轮流担任排长，第一个就是王云谦。我想，就是想看王云谦的笑话，出他的丑。不过还好，王云谦也有一套指挥才能，“排长”当的像模像样，并没有出丑。不几天，王树陆也就偃旗息鼓了，没有继续往下整人。

团支部丢钱了

以后发生的事情有些匪夷所思了。大学生连队成立了团支部，我记得是李文祯同学负责收缴团费，大概是组织委员。一天，他发现他保管的团费丢了，报告了连部，据说在同学们出工期间，连部组织人员对宿舍进行了突击检查，但无结果。后来，还发生了同学的裤衩丢失，接连一其他东西丢失。问题有点严重了。一天，全连集合，指导员训话。他把大学生臭骂了一顿，最难听的是说，作为大学生干这种事，真不要脸！他认定钱和东西是学生偷的。大家很气愤，居然有这种人，真给大学生丢人。不知有谁喊了一嗓子：“坚决揪出大学生中的败类！”是义愤，是不服，还是抗议？不清楚，反正我心里不是滋味。一种互相怀疑互不信任的气氛在大学生连队蔓延，很长时间同学关系十分紧张。

看场

秋收季节，我们十班担任看场任务。说实话，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活，负责晾晒粮食，比如，花生、芝麻等。常常还能吃点东西，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下班，张同学总提着一个提包，满满装着一提包东西，花生、芝麻等。张说，是王排长委托他拿的，要给警备区首长送去的。天天如此，班长不说，大家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是住场的，住在场里的窝棚里并负责场里的粮食出入登记。

看场的劳动不累，但责任很大。防火、防盗。

我成了清理的重点

指导员传达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按照中央部署和部队首长指示，要在大学生连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他讲了意义、方针、方法、步骤，最后交待政策，诸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等等。顿时，连队开始紧张起来。然后是各班开会，学习文件、领会精神、端正对运动的态度，这样学习了一周，就开始交待和揭摆问题。

一天晚上，林班长召开班务会，很严肃地说，今天要接触实质问题，有的人企图蒙混过关，革命群众绝对不答应。下面谁有问题赶快交待，这是给你的最后机会。会场沉默了，没有人发言，都低着头不说话。
“刘庆伯，你怎么不说话？”林班长突然向我吼道。

“我说什么？”

“你的问题你不清楚？要老实交代！”

“我不清楚我有什么问题！”我顶了回去。

这时会场一片沉寂，没有人说话，气氛十分紧张，大有揪出阶级敌人的架势。我不是敌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我自己心里有数，无论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后，我都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问题或“罪行”。我没有“打砸抢”，没有“反军”、没有整过老师。当时，我真不知道林班长想干什么，或者说是秉承谁的旨意要对我干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借运动在搞派性。

没人说话，也没人揭发。林班长沉不住气了，他胸有成竹地说：“你交待你和陈伯达如何勾结，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林班长言之凿凿，有人物、有事件、有目的，岂不罪该万死。我心里知道是这么回事，那时，陈伯达已经在庐山会议上倒台了，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开始。

“笑话，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是中央常委，我是学生，你说我怎么和他勾结？又搞了什么破坏？”我和他顶上了牛。我知道他是“老八”派的（文革中的对立面），早就想借机整我，或者说借部队解放军之手陷害我。我知道他是不敢明目张胆地用派性来整人，所以，我敢理直气壮地质问他。我说，不是批判政治骗子陈伯达的“先验论”吗？你在没有事实的情况下，无端给我扣帽子，是不是“先验论”。这里有哲学系的同学，你们说，先说你有问题，再让你交待，是不是先验论？！

“你说说，是不是陈伯达接见了你？”林班长抛出了杀手锏。

“各位，南开大学两派在1967年发生‘4.27’武斗，中央文革为了解决南大的问题，派陈伯达来解决天津各派大联合的问题，其中包括南大武斗问题。”因为有天津大学和其他院校的同学在场，我就说得详细一些。“陈伯达接见了南开大学两派（卫东红卫兵、八一八红反团）的学生代表，在场的有北京军区的郑位三，他当陈伯达的翻译（陈伯达口音太重，他翻译成普通话）。陈伯达先说了说‘我是小小老百姓，受毛主席和中央的委托……’之类的话，讲了大联合、讲了‘不要以暴易暴’等等。之后，大约凌晨4时陈伯达到了南开大学，到化学系宿舍看望同学，与同学交谈。接见时，我担任记录，转天，我在全校大会上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接见时的情况和陈伯达讲话的全部内容。”

当时，我说的内容可能还要多，大概讲了半个小时。最后我说：“林汝昆，我告诉你，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想借刀杀人办不到。不行你试试！”我是叫板了，整个会场只有我和他在斗嘴，没有任何人发言。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话，搞清楚了再说，散会了。也不知是烦了，还是解围，都十二点了，大家就此解散。从此，我和林汝昆结下了怨恨。其实，在来农场前，我并不认识林汝昆，只知道他在学校是“老八”红反团的，是预备党员，没想到他盯上了我，和我过不去，要把我往死里整，推进反党集团的火炕，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叫“何其毒也”！

还有更毒的。全连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十班的清理工作在我这里搁浅了。为了推动运动开展，全连举行了大批判会，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批判政治骗子陈伯达。每排出一名发言。发言千篇一律是从报纸上抄来的文章，但也是精心安排的，各有侧重，并不重复。指导员宣布，为了增强批判的效果，要让刘庆伯上台上来听。我听了一愣，这是报复我，叫我“陪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有一百个不乐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上去了。林汝昆批判陈伯达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我挺立上身，直直地盯着他，直到他讲完，他也不敢看我一眼。那时，我不感到害怕，因为我有思想准备。我自己知道，在文革中，除了写过几篇有影响的文章和主持过一次辩论会，既没有斗老师、又没有抄家打人，我何罪之有。这种派性的小把戏我见多了，不在乎。晚上的班务会上，林汝昆继续挑衅，他问我，对今天的批判会有什么感想？我沉默不语，不屑一顾。班务会没人发言，大家都知道林的小伎俩，也默不作声。林只好在那里自说自话，念了一段报纸了事。此后，这件事就没有人再提，也就不了了之。有的同学支持我找林某人或指导员，要一个说法。我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没有结果的，找不到说法，在这种大气候下，只能忍了。

当选为军人委员会副主任

革命军人委员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建立的全体军人的群众组织。由全连军人大会选举产生，经中国共产党连队支部委员会审查批准。委员会主任一般由干部担任，副主任一般由战士担任。其任务是：在党支部领导下和连长、政治指导员指导下，开展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组织课外活动。

在连队党支部指定候选人的情况下，选举军人委员会。我自然不是候选人。当场选举当场计票。选举结果，我以多数票当选，还有同样不是候选人的王云谦，同时被军人委员会推举为委员会的副主任。连队党支部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经请示团部，选举有效。这是我们连队大学生扬眉吐气的事情。

我虽然是副主任，但我知道只不过是连长指导员手中的工具而已，我也就不会主动开展什么活动。我被分配负责连队的板报，定期出刊表扬好人好事。搞板报是我的强项，信手编来就有声有色。其中登载过一篇表扬十班班长林汝昆的稿件：他在秋收时节，不顾个人安危，在胃穿孔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劳动第一线，最后住院抢救治疗，还动了手术。还歌颂了新调来的连长舍己救人的事迹。

说起新来的副连长，叫刘文才。高高的个子，为人厚道，经常和大学生打成一片。我们都很喜欢他。有一次，连队进行手榴弹实弹训练。有一个同学由于紧张，手榴弹没有扔出去，脱手掉在了身后。当时十分危急，这个同学的身后站着许多同学，一旦手榴弹爆炸，就涉及许多同学的安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这位副连长挺身而出，迅速将嗤嗤冒烟的手榴弹捡起并扔了出去。随着一声巨响，在场的同学都安然无恙！这件事在同学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位副连长临危不惧，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大家的安危，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是我在五七干校收到的最大的教育。

一天，我的老伴到部队找我，告诉我，我的儿子病了，高烧很厉害，要我回去一趟，说姥姥、老爷都害怕了，负不起这个责任。当时我也很紧张、担心，决定找领导请假。我找到排长王树陆，申明原因，要求请假。他说，商量一下。不一会，他告诉我，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连长不同意。我无话可说，我老伴流着泪离开了干校。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

再说王树陆

王树陆升任连队副指导员。我们四排新调来一名军人排长，名字忘了，好像是南方人，人很好，从不发脾气。我们排的气氛好像轻松许多。不久，王树陆副指导员调往团部，任团助理员。

时间不长，消息传来，王树陆团助理停职反省了。这个消息在我们连队不亚于引爆一颗炸弹。事情逐步明朗：连队的团费是他偷的、连同学的裤衩也偷、通过他的老乡以给首长送礼为名运走大量场裏的花生等，据说，从王树陆家里抄得四卡车物品，东西应有尽有。

同学们知道后，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把王树陆拉回连队，接受革命同学的批判。当然不会有结果。

在我们即将结束“再教育”离开部队的时候，连长召集军人委员会的会议，讨论连队是否可以被评为 “五好连队”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现任连长、指导员、以至排长的升迁，连队十分重视，但必须过军人委员会这一关，因为他代表群众的意见。讨论热烈而分歧，我是否定派：一个连队的副指导员王树陆是盗贼硕鼠，影响极坏。从小处说是一个领导班子不合格的表征，从大处说是严重破坏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的伟大战略部署，根本不够“五好连队”的标准。大家的意见逐渐转向我这一边，连长一看不好，出了举手表决一招，他以为委员会的多数会倾向于他，表决的结果5:2，5票反对2票（包括连长1票）赞成，“五好连队”告吹。消息传开同学们欢欣鼓舞，

一年的五七干校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原单位。

敬请大家一起呼吁：祖国文明建设应从央视和国营媒体禁刊酒类广告做起。酒，从精神到肉体已经伤害了无数国人！
-《海外南开人网》敬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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