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升初中的日子

一九五五年秋，我小学毕业准备升初中，同学们都在认真的准备着，当时农村教育还比较落后，考上初中是很难的事，七、八个孩子才能选上一个。在那个教育落后、文盲居多的年代，高小毕业就成了文化人了，那时考上初中就像中了状元一样。莱州在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徐建春，就是高小毕业回家务农，而被作为典型广泛宣传的。对这次大考全家都很重视，尤其奶奶还专门买了挂面。记得考试的那一天，天还不亮奶奶就起来做饭，她为我下了一碗挂面，煮两个荷包蛋。准备好饭后，奶奶就叫我起床，我急忙穿好衣服，从炕上跳到地下，由于行动过快，不小心将地下的尿盆踢成两半，立时我有些紧张和不安，奶奶看到后，马上收拾起来，微笑着说：“没事的，别往心里去，快洗脸吃饭吧。”奶奶宽慰的话，使我的心很快平静下来。奶奶看着我吃饭说，为了这顿饭，她早就提前准备好了。的确，平时能吃到挂面和鸡蛋也是少有的事。出门时，奶奶目送我走远，直到我拐弯时，她还站在那里看着我，我心里充满了感动。

第一节考数学。我粗略看了看卷子没有不会做的，心里也就踏实多了。我很快做完了所有的题，又反复检查了几遍才交了卷。中午回家奶奶笑着对我说：“我已找人把尿盆锔了起来，今天是大考，一定要圆圆满满才好。”真是应了奶奶的话，下午考语文也很顺利，自我感觉没有什么错，而很多同学都因没考好数学而难过。

有一天下午，我正和父亲母亲在地里浇玉米，突然有个邻居跑到地里大声喊着“大喜!大喜！你们儿子中状元了！”原来掖县一中给我下了录取通知，说是全县第一，数学100分，语文98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那几天，我也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这真是奶奶的功劳，没有她的细心照料和关怀，哪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呀。

奶奶十分重视学习，无论是早饭，还是午饭她都是提前做好等着全家，我上学从来没有迟到过。在学习中有什么要求，她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我。记得有一次我想要一个乒乓球拍，家里又没有钱，她就找出爷爷开铺子挂的招牌，锯开后做成一个拍子。

进入初中后，全国开始合作化运动，村村都成立合作社，挣工分吃饭。母亲为了养活一家7口人，必须拼命地干活挣工分。当时的分值很低，一个强劳力干一天，挣十个工分也就是三角钱，母亲平均也只能挣六分，不足两毛钱。

奶奶在家做饭，照顾我们几个孩子，生活虽然艰苦，但老老少少都还平安。最难过的日子还是春天，因为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粮食依然很紧张，不得不吃树叶。记得在初二的时候，有一天学校要组织同学到离学校50里远的徐建春合作社参观，早晨出发，带一顿中午饭，下午才能回校，这件事可难坏了我和母亲，当时家里根本没有粮食，每天都是吃玉米面拌榆树叶，带什么呢？母亲说，不行就请个假，这次不去了。我觉得老师反复强调这次参观的重要意义，如果不去，怎么解释呢，且面子上也不好看呀。母亲说：“我去找班主任高老师，说说咱们家的情况，相信老师会体谅的。”事后母亲告诉我，高老师说，带的口粮由他负责解决，原来他和在校吃饭的同学商量好，由他们给我带上两个窝窝头。第二天，我高高兴兴地和同学一起上路了。这件使我尴尬的事虽然已过了60余年，但是当年穷困和饥饿造成的窘境，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

我上初中时，弟弟妹妹都还小，为了养家糊口多挣几个工分，母亲还需起早贪黑拼命的干活，她像男人一样推车子，专找重活干。我在星期天和麦收、秋收放假的时候，也会积极出工。但就是这样，还是会欠队里钱。每当分粮时，因为欠账，母亲往往是提着口袋去，空着口袋回，紧接着就要到处借钱。每逢星期天我都会到队里干活，虽然一天挣不了几个工分，但挣一个多一个，积少成多，这样也可减少欠队里的账。麦收和秋收时学校都会放假，那时也是干活最多、最集中的时候，我会同大人们一起去抢收抢种。记得有时生产队里记乱了账，算不清工分的时候，就会找我来对账，凡是我参与的活，我会一一回忆起来，把当时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

1957年4月9日晨小弟育琨出生了，这是全家第三个小子，奶奶高兴地说：“这回王家可有男人了，要是你爷爷活着该有多高兴呀。”是的，当时农村重男轻女，有了男孩家里就不会缺劳力了，也就不会受人欺负了，父亲母亲自然也都乐滋滋的，因为有三个男孩，同时也就有“三保险”了。当时正值春荒季节，粮食紧张，没有什么好吃的，东拼西凑搞了点小米给母亲坐月子。母亲依然没有卧床休息，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

就在这一年，我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反‘右派’运动，这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很多疑问和震动。当时教我们生物的老师叫王敬东，他讲课生动活泼，很有水平，很受同学们拥戴，前几天他还被评为县模范教师，我们都参加了他的表彰大会，看到他佩红带花上台领奖，当时真替他高兴！可是过了几天，他突然不来上课了，后来才知道他被划成右派了，天天被批斗。没多久，语文教师、物理教师都相继打成了右派，也都挨批斗了。他们都是讲课既有水平，而又比较活耀、同学们敬仰的老师。后来语文老师被监督改造，并改行教体育了，据说他思想反动，不适合教语文。更奇怪的是，高中的学生也有被划成右派的，记得有一个当篮球裁判的学生被划成右派后，不久就被勒令退学了。对这些我们并不懂，也不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但朦朦胧胧已感受到政治运动的残酷了。我们的俄语老师叫罗青，是山东大学毕业的，长相英俊潇洒，据说是在大学就被画成了右派。他得过伤寒，一条腿瘸了，走路一拐一拐的，但他的教学水平很高，讲课很生动。他怕政治上影响同学，所以始终与大家保持一段距离，而对我是例外的，因为我是俄语课代表，年龄又小，学习也不错，他经常送我一些俄语参考资料，指导我如何学好俄语。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晚上九点半下晚自习我准备回家时，他总是在校门外站在一个不易被人看到的地方等着我，然后陪我走到我家的胡同口。要知道每次送我时，都要从马路顺着斜坡下到一条近乎干枯的壕沟，然后再沿着一个土坡爬过残缺的城墙，才能走到回家的路上。我看他的腿不方便，总是说：“罗老师别下壕沟了，回去休息吧。”而他却说：“没关系，我能走，这样也可练练我的腿。”一路上，我想搀扶他，但他总是说：“不用，我自己走。”他从不谈自己的经历，也不谈社会上的事，要么谈谈学习，要么就默默地走路。我知道他的心里很苦，可能和我走路，对他是一种宽慰，也是他最开心的事，我慢慢地领悟到，我所能给予他最好的报答，就是让他陪我一起走路回家。每当走到我家的胡同口，他就会停住脚步，但一定要目送我走到家门口，在黑影里，我向他挥挥手喊一声：“罗老师，再见！”，他即回应：“再见！”。这条回家的路虽然不算很长，但不管时间多久，罗老师一拐一拐默默陪我走路的身影，时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件事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灵深处，至今我对他仍充满着敬意。当时，我真的搞不懂，那些优秀的老师怎么突然就成了右派了呢..... ?

在大饥荒的年代

1958年我顺利考入了莱州一中高中，当时正赶上全国范围的大跃进高潮。开学的第一课就是参加大炼钢铁，同学自己动手建了很多炼铁炉，大家到附近山上找来矿石，没有矿石就用废铁当原料来炼。没有那么多煤，就去乡下砍树，沿途还看到许多人开始扒坟，取出棺材板来炼铁。这全民大炼钢铁一发不可收拾，到处建高炉，处处冒黑烟。

为了支援大炼钢铁，动员各家把多余的铁捐出来。各村都设了收购点，村里也都动员各户将门摇子，站柜、木箱子上的铁件拆下来，捐给国家炼铁，甚至连铜、锡器也都捐了出去。除此，家里有两口锅的，也要捐出一个来，于是很好的锅，送到收购点上就会 “噹”的一声被铁锤敲碎。这种疯狂的愚昧几乎遍及了整个社会。

学校到处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为响应政府号召，校党委提出“大干一周，争先创优，向政府报喜。”当时许平校长是老革命，腿有残疾但他还是经常拖着一条残腿，在夜里深入到小高炉为大家鼓劲。我们3、5人一组包一个炼铁小锅炉，歇人不歇马，昼夜奋战。炼铁需要鼓风机，可学校哪有那么多鼓风机呀，于是大家就昼夜轮流拉风箱。我们七天七夜，没有躺下睡过觉，都是坐着、靠着，迷糊一会就上岗。炼出的铁都集中到大操场上。这哪是铁呀，都是一些铁石渣子。七天过去了，我们几个同学已经疲乏得支持不住了，大家顾不上吃饭，分头到周围麦秸垛里大睡了一天一宿。当我回到家时，全家人都喜出望外，奶奶抱住我哭着说：“你这个大活鬼，可急死我了，你要是回不来，我也就不活了。”

当时到处张贴的口号是：“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要过千上万斤，于是翻地三尺、十尺，开始种试验田，浮夸、吹牛成凤。为了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要求各家停火不做饭，吃公共食堂。开饭的时候，各家各户都拿着盆和碗，到食堂排着长队领饭。刚开始粮食还比较充裕，每家都可领到窝窝头之类的食物，可是没有多久就维持不下去了。
 1959年初，突然间粮食紧张起来了，传说全国遇到了“自然灾害”，开始支援灾区粮食，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粮食，不够吃就只能吃野菜、地瓜叶或者将玉米皮、地瓜茎烤干后再磨成面吃。还未到开饭时间，很多人就到公共食堂排队领饭，为了多吃上几口饭，有的人常会翘着脚去看秤称食物的秤杆，常常为称杆的高低，而吵得面红耳赤。

由于营养不良，很多人开始浮肿，一些年老体弱的人病倒了。我的奶奶和姥爷就在这时，一病再也没起来。没钱治病，也没粮食吃，每天只能设法弄点粥，维持老人的生命。母亲一边照顾奶奶，一边还得外出干活。在那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要是有事请假不出工，就有可能给你扣上消极怠工，反对“大跃进”的帽子。记得有一天半夜里，我们已经熟睡，母亲从队里开会回家后把我叫醒说：“孩子快醒醒，我因为照顾你奶奶，耽误了出工，队长开会批判我，说我偷懒，反对大跃进，我没法活下去了。记住,我们还欠东邻五角钱。”说完就哭着离开了。我如梦初醒，赶紧穿上衣服，追了出去，发现母亲正拿着一根绳子在套间里，我伸手一把将绳子夺了过来，大声哭着说：“娘！你不能这样呀!我们不能没有你呀！”娘也满脸流着泪。我赶紧叫醒二妹，让她陪着母亲，我便快跑到三姑家，找到家祥表哥，表哥同我来到家里，劝说母亲千万不要轻生。天刚蒙蒙亮，我就赶紧到乡下供销社，将家里发生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很震惊，立即同我一起回到家里，并听母亲详细介绍了事情的经过。于是父亲马上找到队长问清原由，他心里有鬼，所以支支吾吾，胡乱做了点解释，后来又假惺惺地到家里来了一趟，事情才平息了。原来母亲曾给他提过意见，这件事纯属找茬打击报复，

我知道，母亲是一个特别正直和要强、要自尊的人，眼里揉不得沙子，当她受到的污蔑和诽谤超过她能承受的底线时，就有可能走向极端。这件事发生后，我的心一直不安，生怕家里会发生什么，每天晚上九点半从学校下自习回家后，总是问问母亲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了没有。有一天回家后，母亲没在家，奶奶躺在病床上说，又到队里干活去了。我感到奇怪，晚上还干什么活？我有一种不祥之兆，急得到处找，后来在牲口棚里找到了母亲，原来她一个人单手在给牲口铡草。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干活？”母亲说：“又是队长安排的。”我知道这是故意给母亲找麻烦的，尽管心里十分气愤，但我知道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是无法抗衡的。我赶紧接过铡刀，由母亲送草，我来铡，这样很快就铡完了。

这一事件给我及全家带来极大的震撼，每当想起它，真有点后怕。如果当时母亲轻生，全家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和重病的奶奶将怎么办？这个家庭就会彻底破碎，我们就会全部辍学，全家就会陷入更加痛苦的深渊，其后果不堪设想。

进入腊月，天气越来越冷了，奶奶的病也越来越重了，还有姥爷也病倒了。因为舅舅都在外地，母亲除照顾奶奶外，还要抽时间同大姨和表哥嫂轮流照顾姥爷。然而，当时一无粮食，二无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老人一天天衰弱下去，而大家却无能为力。

奶奶已有几天不吃不喝了，大家开始准备后事，父亲、母亲和姑姑都守在炕前，奶奶睁开眼看了看大家，断断续续地对姑姑和父亲说：“他娘待我一百成，你们要好好待她。”又看了看我，对我说：“我走了之后，不要大哭，别哭坏了身子……”奶奶在弥留之际头脑依然十分清楚，在残留的最后一息，想得还是她的子孙，在场的人都感动得哭了，父亲跑到外面抱头大哭，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动容。过了一会，奶奶又睁开眼说：“我该走了，把我抬下去吧。”大人们给奶奶穿上送老的衣服后，轻轻地将她抬到正屋地下的灵床上，奶奶闭上了着眼，再也没有睁开，安详得像是在睡觉。1959年初农历腊月21日奶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74岁。全家都在嚎啕大哭，我更是哭得死去活来。奶奶是我的保护神，从小与我朝夕相处、对我百般呵护的亲人与我们永别了，真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悲痛。

奶奶出殡的那天下午，正好赶上期末考试。记得那天下午两点考试，而两点半出殡，我赶紧走进考场，老师发下试卷并开始念题，我顾不上听，便快速答卷，一个小时的卷子，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做完了。我交卷时，同学们都用吃惊的眼光看着我。我一出考场就快步跑回家，正好赶上要出殡了。当出殡的队伍走到学校门口时，才听到下课的铃声。

在病床上躺了两个多月、我所敬重的奶奶走了，走得是那样平和、安祥，但给我们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和遗憾。奶奶生病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且是饿着肚子离开我们的。至今想起当时的情景，我的心仍然充满了一阵阵的悲凉和酸楚。

奶奶走后第七天，也就是1959年初农历腊月27日，在床上躺了两个月的姥爷也去世了，享年73岁。当时已临近年关，很多老人由于饥饿都去世了，街上经常看到出殡的，显得格外凄惨。这一年春节非常寒冷，呼呼的北风夹杂着鹅毛大雪刮个不停，天井里、屋檐上到处都是冰碴子，街上冷冷清清，串门的人也很少，我们家因为失去了祖母和外祖父，这个春节过得格外凄凉。

奶奶临终前曾对我父亲说，很希望和我爷爷葬在一起，然而当时村里规定了新的埋葬地点，所以并未合葬。这是很大的缺憾，总觉得对不住奶奶。1999年祖母逝世40周年，我组织了大型祭拜活动，虽然她的坟地已经被平了，但我还是组织了老家和在外地的表兄弟和表姊妹们，进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之后，育鹏兄弟受全家的委托，又将爷爷奶奶的魂魄，迁到了村里新的陵园，并立碑作为永远的纪念，这才了却了大家多年对爷爷奶奶的亏欠。

1959年冬粮食更紧了，我在学校吃饭，虽然要好一点，但也需掺些地瓜叶吃。进入初冬季节，为了解决大家吃饭问题，学校开始停课，动员同学们三、五人一组分头去找地瓜茎和叶，或者到已收过的地瓜地里复收残留的地瓜。我们五个同学带着铁锅和口袋，直奔东山脚下，因为那里是山地，种地瓜的较多。到了那里才发现，许多瓜地的土壤已经高高的隆起，说明已经被翻了很多遍了。我们并不气馁，继续沿着山路、沟底搜索，在天快黑的时候终于有了收获，不仅找到了地瓜茎，而且还复收了一些小地瓜，大家喜出望外，此时才感到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们就地搭灶，用山泉水将地瓜洗净，开始煮地瓜。吃着地瓜，喝着山泉水真是一顿味美的野餐。天黑下来了，我们在山脚下的高粱秸草垛里，搭好草铺过夜，大家准备好树棍等防身“武器”，以防夜里野狼袭击。虽然半夜里远处不时地传来狗和狼的叫声，有点瘆得慌，但我们已做好了准备，一旦有情况会奋力出击。一夜平安无事，我们又连续搜寻了几天，将这些收获交到了学校。学校将地瓜叶和地瓜茎进行了分类处理，储存起来作为这一冬口粮的补充。
与学校相比，家里的生活更困难，全家人一天平均不足半斤粮食，而且没有油，炒菜会先用蓖麻子代替食用油擦擦锅，但不能多用，否则吃多了会拉肚子的。母亲不停地挖野菜，掐树叶来维持生活。春天榆树叶子几乎都被掐光了，后来吃槐树叶，最难吃的就算是杨树叶了。母亲将杨树叶放到锅里煮，然后再用清水泡两天，直到没有苦味了再吃。冬天家里准备好嗮干的地瓜叶，用水泡后再炖烂，就可熬粥喝，有时还吃谷糠饼子，尽管十分难吃，但为了充饥，还得勉强咽下去。弟弟妹妹们年龄小，吃了谷糠出现严重便秘，母亲就用手去抠，弟弟妹妹痛疼难忍，就大声喊叫。由于挨饿，大人孩子都浮肿了，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很着急，他就到乡下找一些准备喂猪的老白菜帮子运回家，洗净切碎，熬一大锅菜充饥。粮食紧张，大家都特别注意节约，有时喝玉米面粥，最后总是将粘在碗底的粥，用舌头舔，或者用手指抹得干干净净。

至今记忆深刻的一幕是：有一天，刚上小学的育鹏兄弟，饭后慢腾腾地往外走。母亲有点着急，催促他说：“延祥（育鹏的小名）快走吧，再不走就迟到了。”他却猛地回头，歪着脖子大声说：“没吃饱！”母亲无言以对，只是叹气和暗暗地流泪。我看到这种局面，也是阵阵心酸，我使劲捏紧了拳头，暗暗地叨念：“快点长大吧，早一点挣钱，让全家都吃饱！”

在那个年代最苦最累的就是母亲了，她不但要操持家务想方设法给孩子们找吃的，而且还要干活挣工分。当时还只有3岁的小弟弟育琨，无人照料，就只好把他放在家里，告诉他不要乱跑，育琨只得在门口一边自己玩，一边等着哥哥姐姐放学和娘下工回来。渴了他就喝点凉水，困了就在门口的大石板上躺着睡。母亲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常常晚饭后还要加班弹棉花，半夜待她回家时，孩子们都已入睡了。由于吃不饱大家都浮肿了，母亲肿得更厉害，但没有办法，还得带病去干活。就这样，大家在饥饿和贫困线上顽强地挣扎着。

记得1960年“国庆节”学校里破例改善生活，中午每人两个馒头和一份炖肉片，同学们都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因为快有一年没有见到肉了。我吃了一口馒头，突然想起了满脸浮肿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再也咽不下去，我赶紧将肉片塞到馒头里快步跑回家，将夹肉的馒头递给母亲，让母亲先吃，我便领着弟弟妹妹到后院去玩，然而母亲拿着馒头直掉泪，她把孩子们招呼到一起，掐成一块块分给大家。

由于肚子饿，两个小弟弟，经常直不起腰来，所以很小就驼背了。后来育琨长大后因驼背经常被人耻笑，就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矫正，然而育鹏直到长大后，也没有矫正过来。弟弟妹妹们从小就是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自然也就养成了独立、坚韧和迎难而上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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