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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金富文集》 饱受煎熬的大学岁月 -- 为纪念1963年考入南开大学50周年而作 虽然时过境迁了，但自己总想把内心最深处的苦衷一吐为快。本文涉及的文字是我早就想动笔的。不是为了发泄，也不是图什么报复，回顾历史只能进一步增强鉴别力。客观上讲，趁自己还没有患老年痴呆之前，把过去的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也是对心态的一种自我安抚。 我们这批1942年至1946年出生、特别是当年大学毕业为1968届的人，其实，充其量也就是个“三品人物”----“文革前教育改革的试验品、文革中的牺牲品、再教育的处理品”。客观地算一笔账：从1963年9月入学至1968年12月底出校门，总共是64个月。做个减法：64—10（细线条四清）--1.5（粗线条四清）--1（社教运动）--1.5（治理海河劳动）--5（2年的寒暑假）--30（文革中荒废）=15，这就是我们实际读书的月份数。 好容易考进了大学，真正在大学读了多少书，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所以，从这点说来，赐给我们一个大学本科的学历、又赐给了高级职称、还赐给了不低的退休金，就应该感恩、念阿弥陀佛呀！ 须知：吾一辈人，从1957年---1968年人生最宝贵的12年里，时光不断地被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所打破，我们的学业是不连续的、是破裂、破损的。我们的多数知识是在时间的狭缝中、并且是靠个人自学得到的呀！ 但就是在这15个月内，读书也不是轻松、开心的。如果你的出身不大好，那就更要处处小心。那个时代，挂在口头的“有成份论、 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表面看是很辨证的三句话，其实质仍是要害的一条“有成份论”！。 让我至今都难以揣测的是：为什么一进了南开大学，我就被指定为“年级大班长”和“民兵连长”？是不是因为高中毕业时的班主任评语写的太好了？是不是因为我是本市人？…至今不得而知。 这个学生干部我一直担任了两年。在多数同学的眼里，我可能是被受宠、被信任的学生。其实，我一肚子的话又能跟谁去说呢？那两年里，我最有感触：在政治辅导员与我之间一直存在着一堵墙、一道沟，他们一面在使用着我，一面在警惕着我，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出一种异己的“不信任感”。即使我付出再多的时间和牺牲，都不会得到他们的信任----因为我不是红五类出身。 我的祖籍是山东省广饶县，自祖上爷爷辈以前都是一贫如洗的佃农。爷爷哥俩个，老大29岁时都穷的说不上媳妇。父亲13岁时，因家境十分贫寒，只好骑着小毛驴来天津谋生。当童工、挑挑卖豆腐、学染布…干了不少行当。37岁时结交了两个朋友，拜了把兄弟，合伙干起了皮革行业，此时已经是1944年---我出生的时候。1954年公私合营，父亲加入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全部个人的家当冲了公，被划了个“手工业资本家”。如果是现在，则应是值得肯定的靠个人奋斗成功的企业家。除此以外，我的家史没有一点儿毛病。然而，就是这个“手工业资本家”的出身，成为了我在南开5年里压在心上的一块沉重巨石。 为了谨慎做人，我宁可牺牲自己读书的时间也不能对辅导员布置的工作有丝毫怠慢。诸如：组织频繁的“消灭臭虫”和卫生检查、组织全年级的歌咏比赛、组织安排到杨柳青打靶、负责组织全年级铺设从第三食堂至十二宿舍的小马路、充当细线条四清先遣队、提前到达郑口安排住宿…等等。总之，都是一些为大家服务、又跑腿又辛苦且很占用时间的事务性工作。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就是一头干活的老牛，又须是一只听话的绵羊，不求给不给草吃！ 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事情我只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也就是了。比如：四清入村编组，两次四清我都能感觉出来：总是有意地让一个出身好的当组长，然后再往里掺沙子，每个出身不好的人在四清中的表现都会通过“专线”上传。至于“火线”入党的那几位，则都是内定的根红苗壮目标。所以，客观上在学生中间就已经划出了一条红线。君不曾忘记吧，那位姓王的辅导员不就专门为大家建了一个学生档案笔记本吗？一人一页、记录在案！因此，文革中当谭立夫的“血统论”出笼的时候，社会上立刻就有了“狗崽子”、“红五类”、“黑五类”云云就不足为怪了。 1966年6月，当我们从四清前线返回学校的时候，已经嗅到了火药味。开始，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积极地投入了运动。但“血统论”出台后，很快就有一部分人萎缩不前了。我们班的17名“红战刀”小组成员被指控为“狗崽子要翻天”，至今让大家都记忆犹新。于是，“不能给家庭、父母惹事”成为了许多人必须遵守的戒规！我就是其中之一。 那个年月，我不认可 “八一八”，但“卫东”呢，连个“卫东战士”的级别我都够不上。既然如此，就只能当个逍遥派，感觉上还挺自在。但是，母亲对我有个规定：白天可以在家待着，但晚上必须回学校住宿。否则，“文革结束了，说你没参加文革又怎样解释？” 可是，该我倒霉躲也躲不开！1967 年12月17日，南开大学发生了大型两派武斗，集中的攻打目标是化学系第一教学楼，那时称作“红反楼”。我没有参与那天的武斗，照往常一样，晚上回到了十二宿舍333室。倒霉的是：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人独居。到了夜间2、3点钟的时候，突然有人敲我的房门，我拉开灯绳开了门，只见5、6个头戴安全帽、手持大扎抢的人闯入了我的房间，凶狠地问：“张新辉是住这间屋吗？”我答：“是”，“哪个床位？”我指给了他们。这一下子坏了-----他们先是用抢扎床下的纸箱，可能还不解气，就抱起他的全部家当、被褥拿到楼下一把火烧了， 1968年8月，工宣队入住南开大学，两派学生回归、一起开展斗私批修。这时候，张新辉提出自己的铺盖失踪了的事情是很自然的。没等工宣队调查，干了此事的物理系一年级的几个人就自己坦白了，这一下子，牵连了我---因为我当时指给了床位。于是，斗我的一场小战斗就开始了。我被单独弄进了332室，由一名工宣队员王斌日夜监视。他们的宗旨是：“不承认阶级报复”就别打算过关！ 一切屈辱我都可以忍，“上纲上线”是绝对不能承认和接受的！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见再多的脓水也挤不出来了，工宣队也就逐渐放松了劲头。但是。这一段时间里，却让我擦亮了眼睛----没想到当年入大学时，天天为申请助学金找我说情的那几个人，今日竟然冷眼相对、向我投来凶恶、藐视的目光！更没想到的是，5班的团支部书记张喜增为了整我，非要让我回忆在欢送“曹贤康、周蕚两位老师”的会上，领着大家读的是什么文字？诸如文革中跳出来的小丑、早已下了地狱的孙振东、魏学文之流，也都让我大开眼界、增长了见识。人啊！真可谓“知人知面难知心”呀！ “监视”一旦放松了，我也就豁出去了----我果断地逃离了南开大学。等到分配方案下来的时候，是一天下午由同班的于梦起同学把32K大小的一张纸送到了我家，上面的右上角清楚地写着三个字：“当农民”。 作为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某些执掌别人一生命运的工宣队成员说来，自己反倒把工人、农民视为是社会最底层、最低下的人，把“当工人”、“当农民”视为是对人的一种惩罚，从阶级的角度讲，这到底是谁在报复谁呀？ 老百姓对能说会道、但办起事来却心狠手辣的一种人有这样一句描述-----“说话呱呱的，尿尿哗哗的，办事缺德”！人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点不假！谁做了坏事都会遭报应的！ 回眸50年前的那段历史，我倒希望每一位学友都大胆地去揭露、去反思。作为近70岁的人，有什么不敢讲话？我这里公开亮明自己写这篇回忆录的目的----我并非是冲着张新辉而写，我耿耿于怀的是文革和工宣队。 今天，当我得知与吾辈同龄的那些昔日工宣队员拿着较低的退休金时，面对我们这些曾经受过惩罚的人，不知他们有何感想？ 正是因为“当农民”以及后续30多年的人生经历，我得到了人间难得的锤炼：我懂得了真正伟大、朴实的是农民！ 凭借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我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结局。是啊，人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果然如此呀！ 大家崇尚的胡耀邦其长子胡德平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民不跟我们玩了，我们也就玩完了”。此话听到的实在是太晚了，早一天听到我早就不跟他们玩了。我想：我们都来写写回忆录，至少可以避免我们的子女人生少上当啊！-----这就是我非要一吐为快的内心苦衷之核！ 退休以后好比跳出了三界外，我更加坚定了“旁观者清”的信念。从此往后，我下定决心，好好养生，力争长寿！目的就是一个-----我到底要看看历史的车轮听谁摆布？到底要看看一个个都是他妈的由什么变的？！ 《后记》：我这里纯属是自娱自乐，并非用意挑拨以往两派的仇视。这个年纪了，退了休，时间充裕，写写回忆录是很正常、很开心的事。但真动笔就要一五一十地去写真！我的用心良苦是在文字的最后。如果您看了以后有个人看法和想法，我希望和我单独交流，不要为此扩大事态。没那个必要！南开大学唯独缺乏我们这批学生的校史回忆资料，我自知这篇文字难登大雅之堂，但也算给南开补了一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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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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