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龐金富校友 September 24, 2022

我于1968年适逢24岁离开天津，2004年60岁退休于廊坊航天学院回到天津，历时整整36年。

36年划了360度一个圆，又回到了原点。时至今日，退休已经5年多了。最近一年，我才觉得有点儿自知之明，明白了自己是老几。于是写了如下一首诗：“和尚业粗德庸，不悟禅机乱撞钟，酒囊饭袋罗汉腹，行尸走肉一场空.”    今天被学生邀请回来，说点啥呢？我就粗线条地说说我在永清的17年。

我是于1970年5月30日踏上永清这块土地的。来到的第一天，被安排住在招待所的平房里，第二天就开始了对我们这批臭老九的训话。当时负责给我们训话的是文革中冒出的极左人物刘国栋。（他原来是里澜城大队的一名小学体育老师，文革中成了造反派的夺权头头，竟在文革中当上了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后来此人被划为三种人）。训话休息的时候，我和几个人出去采购急需的物品，归来后发现花了不少钱，就信口开河地说了一句电影“乌鸦与麻雀”中的台词：“钱，大洋钱！”这句话刚好被刘国栋听到，他怒气冲冲地质问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人民币怎么是大洋钱呢？你是什么出身？”我解释道：“这是电影的台词”，他反驳说：“什么乌鸦、麻雀，一个大，一个小，合在一起拍那家的电影？”我无可奈何，只好不作声。由于他也一天瞎忙，顾不上我，后来也就过去了。第三天，我被大马车接到了南关中学。 

从1970年至1972年，我一直教书。教的不是物理，是“工业基础知识”，实际上就是三机一泵。  

1972年南关中学与东关五七学校互换校址，我从那以后，就来到了县城的永清东关中学、后来称为永清一中。当时的中学受五七指示的影响，不重视教学，只重视劳动和校办工厂。学生每周要回家打草向学校交草。 

我从1973年至1975年6月被领导指定搞校办工厂。当时第一个办起的是电机修理厂，代了几个徒弟。现在永清一中还有其中的一位。第二个工厂是电镀厂，其整流设备是我组装的，所有部件都是我从天津破烂市采购的。第三个工厂是无线电修理车间，当时永清384个农村大队的150瓦扩音机有一半多都是我修理的。 

1972年，当时从上到下传播着反林彪的诗词，诗词也传到了永清县，我顺手也抄了几首。后来，从上到下又纠察，就查到了我的头上。当时的校长姚德福指令我写出私自抄写诗词的动机、目的检查。我看此人很左，就故意在检查中这样开的头：“听姚德福校长说，这几首诗词是反革命诗词…”。这一下子可触怒了他，1975年9月，他变相报复我，破格让我下乡去搞农村学大寨工作，于是，我来到了后奕大队南辛立庄，跟着当时的县委副书记陈宝文同志一起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农村学大寨。 

1976年10月，学大寨一年满期归来。回到学校，姚德福仍怒气不消，给我安排的工作是：打钟、送报、守电话兼跑腿传电话。 

1978年，姚德福调到了廊坊。永清一中来了宫汉民校长和吴宝忠副校长。他们看我是个材料，推荐我去省里参加当年的高考试卷阅卷。阅卷归回后，就让我担任了1979—1980年二年制的重点班高中物理教学。结果，1980年的高考考生中，出了个物理96分的郝策和93.5的张会君。一下子，我的名声大振。1981、1982连续两年又让我担任了高考补习班的物理教学。 

从1982--1985年，我完完整整地教了一届高中，1985年那一年也是我要求调动的一年。县长窦勇不放我，我就磨他，最后我们双方订立了君子协议：1985年的永清高考物理成绩如果能在地区排行倒数第三、正数第七，就批准我的调动。没成想，我玩儿命了四个月，那一年的高考物理拿了全地区的正数第三名。后来又经过一番艰苦、曲折的工作，终于在1986年5月31日实现了我调离了永清的愿望。 

这期间，还有一件趣事最让我难以忘怀：1984年我刚好满40岁，但我不是党员。当时上头有个精神：要目测有培养前途的人发展其入党。一天下午，当时的张国儒校长来到了我的办公室，站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庞老师，跟我来一趟！“仅这一句话就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以为是犯了什么错误，跟在身后腿都打哆嗦。进了他的办公室，先是沉默许久，然后突然一句：”庞老师，你也不上进，怎么连入党申请书都不写？回去写一份，明天交上来！“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我是一头冷汗啊！竟还有如此发展党员的呀！  

总之，在永清的17年我总结为如下的四句话：“受了一点气儿；干了一点事儿；觉得不对劲儿，所以必须：抬屁股换个地儿！”    现在，回过头看，这都是人生的一场闹剧！

敬请大家一起呼吁：祖国文明建设应从央视和国营媒体禁刊酒类广告做起。酒，从精神到肉体已经伤害了无数国人！
-《海外南开人网》敬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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