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庞金富文集》 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马芳塘之死 我于1963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一年以后，刚刚升入二年级就宣布停课搞运动，运动刚一结束就发生了下面的一件事。 按照当年教育部党组的部署，1964年8月下旬，南开大学校党委决定在全校学生中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我的印象里，那场运动的宗旨是：每个学生都要把从懂事的那一天起所犯的错误一五一十地做出自我检查，来一个“洗手洗澡”、“上纲上线”，彻底地与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划清界限。 遵照校党委的指示精神，南开大学物理系党总支从系原子核教研室抽调了部分教师，由几位党员教师带队进驻了物理系二年级6个班的学生中间，他们天天与学生们滚在一起、挖空心思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我革命。 当年，我们这些天真的大学生为了表白自己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的红心和决心，都积极地一股脑投入了运动。那些日子，南开大学“主楼”的教室人满为患、灯火辉煌、彻夜不眠，每个座位均由两个学生日夜轮流占有。回忆过去的一幕幕，可谓是一页页的白纸、写不完的错误……今天看来，当时的赤胆忠心简直就是幼稚可笑和愚昧无知！ 马芳塘同学是当年物理系二年级6班的生活委员，河北省徐水县人，近1.8米的身高和憨厚的面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他来自农村，如此猛烈的社教运动对他说来尤其感到难以承受。当时，社教运动的开展程序是：第一步先在小组里读个人写好的自检材料，即 “洗手洗澡”，第二步再根据情况到班集体中由大家“搓澡”、“上纲上线”。“心路宽”的同学过了关就轻松大吉了，“心路窄”的可能就终日惶恐、寝食难安了，马芳塘就属于后者。 当时，马芳塘同学在自检中交待的是这样一个错误：“上高中时我是班里的班长，班费由我掌握。高中毕业后、大学报到前才发现我手中还有几元钱的班费，当时不知如何处理为妥。时间一长，就把这些钱花掉了。” 马芳塘交待的这件区区小事简直成了他夜不能寝的“心病”，强烈的自尊心让他觉得无地自容，最后竟然导致神智恍惚、精神错乱。 马芳塘的异常表现引起了同宿舍同学们的注意，大家把情况及时地反映到系领导。为了鉴别真伪，当时的年级政治辅导员徐淼指示我（年级班长）和6班的班长张守信带着马芳塘去天津河北路精神病医院前去鉴定。我清楚的记得：当医生让我陪同马芳塘离开诊室到走廊休息的时候，马芳塘曾对我说：“坏了，这点儿事连大夫都知道了，我没脸再活了…”仅此一句话就让我相信了医生的诊断：“精神分裂症”。 于是，从那时开始，6班的班干部就指派程祥炯同学日夜跟随着马芳塘，监护着他的行踪与安全，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1964年9月30日晚，按惯例南开大学在小广场放映电影。那天晚上放映的是上、下集“台尔曼传”，马芳塘同学也去了。当上集结束的时候，马芳塘声称感觉太凉、要回去穿一件衣服就离开了。此时，失误的程祥炯丝毫没有多虑，放松了警惕以致最终酿成大祸。 马芳塘同学回到十二宿舍101寝室后，关闭了门窗和电灯，随后用理发用的剪刀扎向了自己的喉咙。据当时104室的一位同学回忆：只听到一声莫名奇妙的尖叫声，随后全楼就又恢复了平静。 晚上11点多电影结束了。物理系和历史系的同学陆续走进了十二宿舍。由于101寝室正好处于宿舍大门的门口附近，所以显得人很拥挤。此时，因101室的同学推不动紧锁的房门，就绕到楼外企图破窗而入。哪成想，窗户也被锁了。于是，程祥炯同学就弄破纱窗、伸手拔开插销从窗户跳入了房间。当他的脚刚一触地立刻觉察有某种“粘粘糊糊”的感觉，刚走了两步，就触到了马芳塘的身躯。当他来到门口拉动灯绳时，在日光灯启动的那一瞬间，程祥炯立刻被眼前的一幕吓昏了过去。此时，室内已经明亮，满地鲜血、地上躺着两个人。窗外的同学看清了真相后，及时的保护了现场，得到报告的辅导员徐淼也很快赶到了。 今天看来，马芳塘的死是渺小的、可悲的，也是无辜的。因几元钱就丧失掉自己的性命其本身就是一种愚昧无知。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和评论马芳塘之死呢？ 尽管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快就叫停了，至今对这场运动也没有定论，但我认为这场运动从一开始矛头就直指学生，本身就是错误的。应该说，1964年兴起的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建国15年后对大学生的一次大规模“洗脑”运动，是对青年学生心灵和身心健康的一次残酷摧残；其次，物理系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到位、没有及时化解马芳塘的思想包袱、思想压力，其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最后，马芳塘作为来自农村的学生，世面见的不多，加之性格内向、孤僻、缺乏主动与周围的同学进行思想交流也是构成他寻短见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剖析当年发生在南开大学的这起重大事件。 这场教育运动也暴露了那一历史时期的大学生对政治、政治运动的无知和茫然。“命运完全不能自主 ”已成为他们的某种思维习惯，靠着这种思维惯性，在文革中又出现了许多极左行为就更不难理解了。 马 芳塘事件出现后，虽然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立即叫停了，但“极左”思维并没有叫停，也并没有以此为戒，结果“社教运动”死了一个马芳塘，而文革中不知又死了多少个马芳塘！所以，我认为“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是文革运动的预演，而极左思维则继续发展为“文革思维”。 什么是“文革”思维？血统论、武斗情结、领袖膜拜、栽赃污蔑扣帽子式批判、劫富济贫式泛平均主义、决不饶恕斗死斗臭的极端仇恨、从肉体上消灭观点异见者等等，统统都是文革思维的产物。 尽管“文革”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时至今日，人们仍能看到一个怪异的现状：文革作为一场官民共同承认的“浩劫”，却变成受害者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会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反思，后来者不甚了了。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老一代三缄其口，新一辈不求甚解。相反，对文革十年的肯定乃至称颂却悄然而起。现实中，网络上，呼唤文革的人，比比皆是。对文革的反思与清算非但没有深化，反而出现了不少怀念文革的噪音。在这种状况下，要中国人反思文革很难，要权贵乃至利益集团反思文革更难！因为，文革的历史包袱都是沉甸甸的，似乎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中国的传统思维。 当前，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道德滑坡的时代，普遍的道德下降，当然与普遍的缺乏反思有关，不只是老人们缺乏反思，年轻人同样也缺乏反思，我们整个民族都缺乏反思，能够反思的人在中国注定只是小众，绝大部分人都是昏昏噩噩、稀里糊涂地就过完了自己的一生。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活得像植物一般，却自以为辉煌无比，这就是当前中国的国情。 这种现象，显然与文革历史真相的披露是否充分有莫大的关系。仅仅满足于用政治结论来反思文革、清算文革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反思与清算，必须建基在历史真相之上。披露历史真相，寻回历史正义，才是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的一劳永逸之法。 今天我们来客观地分析1964年南开大学开展的“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疑是对母校“文革”校史的一个补充。只有直面历史，正视她、承认她、记录她、保护她、研究她，才符合正确的、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
|
 南开校友及海内外各界朋友信息交流网站 
|
|---|
| Contact 联系 | Last Revised
10/24/2022
| |
敬请大家一起呼吁：祖国文明建设应从央视和国营媒体禁刊酒类广告做起。酒，从精神到肉体已经伤害了无数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