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龐金富校友 September 24, 2022

饱受煎熬的大学岁月
“唯成分论”盛行，在冷眼下艰难度日    

大学，正当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别人的大学生活有花前月下，有师生情谊，有歌舞欢愉，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而我的大学生活却尝尽了运动冷酷，致使我人生挫折，心理扭曲，学业夭折，岁月无情。

我是于1963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的。“三品人物”是我对我们这批1963年入学、1968年毕业的大学生称谓：

文革前教育改革的试验品；

文革中‘闹革命’的牺牲品；

毕业后接受再教育的处理品。

1963年9月1日刚一入学，我们就奔赴前线“抗洪救灾”，停课近一个半月；一年级寒假刚过，又面临“粗线条四清”停课下乡一个半月；二年级一开学开展“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停课了一个多月；三年级刚上了一个星期的课，第四次被停课下乡参加“细线条”四清长达一年；四清结束返回学校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掐指算来，从1963年9月入校门至1968年12月底“毕业”出校门总共是64个月，我们实际也就上了15个月的课。

全校上下乃至同学之间都需要面对这种“折腾”，但对我说来却还有另一番特殊的异样感受--“如果你的出身不是红五类，那可要处处小心”。那个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评价一个人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表面看这三句话很辩证，其实质仍是“有成份论”，它带给我的伤害尤其刻骨铭心。

我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后，被指定为“年级大班长”和“民兵连长”，并且一直担任了两年。在多数同学的眼里可能我是被信任的学生，其实，我一肚子的话当年是无处倾吐的，只能默默地品味、默默地承受。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政治辅导员与我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堵墙、一道沟，他们一面在使用着我，又一面在警惕着我。我即使牺牲再多的时间来完成交付的工作任务，也不会得到信任。其原因就是：我不是红五类出身。

我的祖籍是山东省广饶县，自爷爷辈以前都是一贫如洗的佃农。爷爷哥俩个，老大29岁时都穷得说不上媳妇。父亲13岁时，因家境十分贫寒，只好骑着小毛驴来天津谋生。当童工、挑挑卖豆腐、学染布，干了不少行当。37岁时结交了两个朋友拜了把兄弟，合伙干起了皮革行业，此时已经是1944年我出生的时候。1954年公私合营，父亲加入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全部个人的家当充了公，为凑够“指标”被划了个“手工业资本家”。如果搁在现在，则应是值得肯定的靠个人奋斗成功的企业家。然而就是这个“手工业资本家”的出身，成为了压在我心上的一块沉重巨石。

平时我对辅导员布置的各项工作不敢有丝毫怠慢，甚至要牺牲大量自己的读书时间。如：组织频繁的“消灭臭虫”和卫生检查，组织全年级的歌咏比赛，组织安排到杨柳青打靶，负责组织全年级铺设从第三食堂至十二宿舍的小马路，充当细线条四清先遣队提前到达郑口安排住宿…等等。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只能做一头干活的老牛，一只听话的绵羊！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事情我不能说出口，而只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四清入村编组，辅导员总是有意地让出身好的当组长，然后再往里“掺沙子”（“沙子”即指出身不好的同学，他们在四清中的表现都会受到监视并通过“专线”上传）。能够在“火线”入党的是极少数，那都是早就内定的“根红苗壮”目标，所以在学生中间早早地就被“划了线”。辅导员王×ד左”的出奇，他专门为学生们建了一个档案笔记本，一人一页贴上相片，言语行为一一记录在案！由此可见，当文革中谭立夫“血统论”出笼的时候，南大校园里立刻就有了“狗崽子”“红五类”“黑五类”云云就不足为怪了。

1966年6月，当我们从四清前线返回学校的时候，已经嗅到了火药味。最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积极地投入了“文革”运动，但很快就有一部分人萎缩不前了。我们班的17名“红战刀”小组成员甚至被人指控为“狗崽子要翻天”。南大校园里出现了两派，即“八一八”派和“卫东”派。当时我不认可 “八一八”，而“卫东”派呢，又有“卫东红卫兵”和“卫东战士”的区别，出身不纯净的只能列入“卫东战士”，这说明“卫东”派对出身不好的人也是十分介意的，这自然地就出现了“逍遥派”，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母亲对我有个规定：白天可以在家待着，晚上必须回学校住宿，否则，文革结束了，说你没参加文革怎样解释？ “别给家庭、父母惹事”，这成为我暗自提醒自己的戒规。

可是，该我倒霉的事躲也躲不开。1967 年12月17日南开大学发生了大型两派武斗，“卫东”派集中攻打的目标是化学系第一教学楼（那时称作“红反楼”）。照往常一样，晚上我仍回学校十二宿舍333室住宿。那天晚上宿舍里只有我一人，到了夜间2、3点钟的时候，突然有人敲我的房门，我拉开灯开了门，只见5、6个头戴安全帽、手持大扎抢的人闯入了我的房间，凶狠地问：“张新辉是住这间屋吗？”我答“是”。继续问：“哪个床位？”我只好指给了他们。这下子可坏了--他们先是用抢扎床下的纸箱，还不解气，就又抱起他的全部家当、被褥拿到楼下一把火烧了。

1968年8月，工宣队入驻南开大学，两派学生回归一起开展斗私批修。这时候张新辉提出自己的铺盖失踪了的事情，没等工宣队调查，干了此事的物理系一年级的几个人就自己主动坦白了，这下子牵连了我--因为是我当时指给了床位。于是斗我的一场“小战斗”就开始了。我被单独弄进了332室，由一名工宣队员日夜监视。他们的宗旨是：“不承认是阶级报复，就别打算过关！”虽然我出身不是“红五类” ，但是上纲上线至“阶级报复”，我是绝对不能承认和接受的。在受监视的屈辱之中，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工宣队也就逐渐放松了劲头。“监视”一旦放松了，我也就豁出去了，我果断地逃离了南开大学。等到分配方案下来的时候，是一天下午由同班的于梦起同学把32开大小的一张纸送到了我家，纸的右上角清楚地写着三个字：“当农民”，我成了全年级“当农民”的5个指标之一。

令我不解的是，有权决定学生分配去向的“工人阶级宣传队”中的某些人，他们反倒把“工人”、“农民”视为是社会最底层、最低下的，把“当工人”、“当农民”视为是对人的惩罚、侮辱和报复，我终其一生也没弄明白这一命题的理论逻辑。

“为什么‘大班长’会当了农民？犯了什么错？”，成为了不少同学回忆当年、当面向我质疑的不解之谜。也就是从这个人生节点开始，我进入了长达17年的人生逆境，开始了漫长的逆境突围。

确切地说，1968届大学生的毕业“分配”方案不如说是“处理”方案更为恰当：工厂、农场、马场、盐场、林场、兵团、基地、插队，悲哀又滑稽的毕业处理方案，不仅让我、也让所有同命运的同龄人开始猛醒，渐悟了罪感人生的理性回归。在这种背景下，我靠着“永不言败”的南开精神，毅然决然地奔向了接受再教育的人生之路。

从此，吾一辈人的政治神经更加敏感，观察社会的视角更加独特，思想深处更加独立和深刻。是的，特殊年代打造出来的一届大学生必定具有与“古人”、“来者”的不同之处，那就是迂腐的“书生气”在我们身上必定会趋于消亡。

大学毕业“当农民”     

1968年12月30日，我作为“当农民”的大学生，来到了河北省文安县，转天就被派来的马车接到了小务农场。

文安县一共有五个农场，四个农场位于文安县的东部，分别叫作“黄埔”、“李庄”、“新桥”、“界伟”，小务农场位于文安县的西部与任丘搭接。农场的职工并不算太多，近200人左右，多数是1964年从天津来的初中毕业生，还有10几个各类刑满释放犯。

农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劳动强度也很大。就说住宿吧，10几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睡的是火炕，每人也就2尺宽的一条，睡觉时褥子都是互相叠压着。就在这不大的屋子里还要盘个砖炉以备取暖，屋内就再没什么插脚的地方了。由于住宿条件差，又怕中煤气，就故意在门窗上开了些大大小小的窟窿，其屋内冷暖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让人唯一满意的就是吃饭不计定量，那个时候，全国各地还都是吃粮靠定量供应，而在这里一律凭“钱票”，吃饱为止，伙食的质量也还算过得去。

这个农场很大，拥有可观的可耕地，场部西侧有不少经过改造的“台田”，大多种的是果树。农场的大部分土地除种些粮食作物如小麦、玉米、高粱、豆子等外，还种植棉花、芝麻、各种蔬菜和瓜果梨桃。

农场的内部管理模仿军队实行的是民兵连队化。当时一共有两个排，分六个班，来自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学院、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等学校的16名大学生就分别安排在这六个班里。

在一年多接受再教育的日子里，我几乎经历了从种子落地到最后收获的全部农耕过程：播种、间苗、锄地、施肥、除草、浇地、收割、打场、装包入库；除此之外我还学会了开拖拉机、编锅盖、编菜篮子等等。尤其令我最难忘的是，三伏天光着膀子只穿一个小裤衩跳进猪圈里淘猪粪、一天四趟跟着汽车去砖窑运砖、背200斤的粮食麻袋装车运输进库……我作为难以胜任重体力劳动的文弱书生，在接受所有这些再教育内容的同时，更加渐悟了知识分子早被定义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道理所在。在罪感人生的第二个节点上，我仍然靠着“永不言败”的南开精神，咬紧牙关经受住了再教育的考验。

1969年4月，“全国合作供销总社“选择了小务农场作为他们的五七干校，干校的大军足足有七、八百人，他们先暂时被安排在临近的小务村。不久，为了减少给小务村村民添麻烦，干校开始自己动手盖起了房子。当时，我也参加了盖房运砖的重体力劳动，每天跟着汽车去史各庄砖窑装砖，上午两趟、下午两趟。直到今天，小务农场东南角保留的那片砖瓦房都是当年五七干校留下来的。

1969年7月初，干校发生了一起重大的食物中毒事件。那天天气很热，食堂做的是凉拌面，菜码中有用开水焯过的豆角，没想到，中午一点刚过，就有10几位干部开始了中毒反应。紧接着，一批又一批，持续到下午四点多已经有七、八十人了。这些人的共同症状是上吐下泻、头疼头晕。我是最晚发作的一个，症状更重，连小便都困难了。于是干校急忙用大卡车把中毒者送到了文安县医院，经过一夜的输液绝大多数同志转危为安了，重病号中最后选择了三位送进了北京阜外医院，其中就有我。

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后，原来的“极左”事态也就随之升级了。

1969年正是党的“九大”刚刚召开的一年，“极左”已经进入了登峰造极。那时候，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早请示”，即集合站队面对毛泽东主席画像举手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动摇”；早饭过后、下地之前则是一天一次的背诵“老三篇”；下午收工后的晚饭前，要集体一起跳“忠字舞”；晚上是雷打不动的“晚汇报”，即面向主席画像汇报自己一天的学习心得体会，检查有没有“一闪念”的错误念头，这就是当年所谓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

开小型“批斗会”更是家常便饭，农场里随便拉出来一个“劳改犯”斗斗那是现成的事。至于“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祝福声，更是不绝于耳了。在那个年月，谁最慷慨激昂就意味着谁最效忠领袖，谁最能“上纲上线”就意味着谁最赤胆忠心，那种“红色革命”的氛围构成了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全部内容。您想想“食物中毒”事件能轻易放过吗？

当时食堂的管理员叫马玉田，本来出身就不是“红五类”，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后，能对他不严加审查吗？天天写检查、天天要交待的结果是：马玉田终于神经失常了。

经过各种化验，食物中毒的起因终于由阜外医院给出了结果：“豆角生物碱中毒”，这一结论可算避免了一场后果严重的政治案件的发生。

1970年5月，我结束了近一年半的农场和干校生活，作为第一批再教育合格者再分配了工作。“再教育”的这段历史也成了我不可多得的人生经历，这段经历让我终于“开悟”了。

终生难忘的永清一中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正确的育人之路    

1970年5月我正式进入教育战线工作，此时也恰是落地伟大领袖“五七指示”的时候，大、中、小学都要学工、学农、学军。那时的中学物理课已被《工业基础知识》替代，学习的内容是“三机一泵”，即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和水泵。为了节省一颗线，当时农村浇地的“三相电”采用的是“两火一地” ，导致电压的不平衡，会经常烧毁电动机改用柴油机，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现实的社会需要与自己的知识、能力构成了尖锐的冲突，在我面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根本不合时宜了。一个“名牌大学生”，如果选择退缩、放弃、逃避，至少是一种耻辱。我开始意识到，理论结合实际、调整知识结构是我面临的两个重要选项，也是必须坚持长久要做的两件事。虽然 “三机一泵”对我来说是“短版”，但为了农村人才的培养需求，我又一次“永不言败”决心下厂进修实习。我从修理水泵、修理柴油机、修理电动机的捷径出发，不长时间就从原理到结构把“三机一泵”掌握了，在收获许多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基础上，教学内容不仅得到了改变，教学效果与教学风格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通过实践，我还写出了“电机的转速与改极”、“怎样焊接金属铝”两篇文章，后在“河北科技报”得以发表。

1973年学校让我主持校办工厂，看到当时农村普遍使用的4.5千瓦的三相四线制异步电机由于电压不稳损坏率很高，故障修理成了难题的实际，我决定上马电机修理厂。一般情况下，电机的转子不会损坏，坏的就是定子。定子一共36个槽，修理定子线包要用1.35的漆包线借助线模绕3组，每组6把共18个线圈，最后出6个头，再按三角形接法或星形接法处理好线头，浇上绝缘漆送到烘干炉就算修好了；后来，我又看到当时的很多农村副业承揽制造弹簧、螺丝但面临无处镀锌、镀鉻的实际，又办了电镀厂。电镀需要整流设备，我就从电力局要了一台坏变压器，把线包拆了重新绕制，从天津破烂堆买了大量硒整流片，制成了汇流排。把实验室的电压表、电流表重新扩大了量程，白手起家把整流设备解决了，办成了电镀厂；那个年月，我经常给校内外的人们修理“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和“半导体收音机”，还经常背上一个书包，里面装上万用表、改锥、钳子等工具，骑上一个破旧的自行车下乡修理扩大机，索性就又办了“扩大机修理部”。正是这些锤炼,让我品尝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育人之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教育之路，这也为我后来坚持多年的物理教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考阅卷引发的思考    

1978年，我时年34岁，也正值“文革”结束后国家恢复统一命题实行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第一年。6月中旬，我接到了县教育局的通知，让我按指定的日期自带行李赴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报到，参加该年的高考物理试卷的阅卷工作。

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生人数是相当之多。除了应届的高中毕业生外，更多的则是那个岁月的社会知识青年。尽管从数量上看阅卷任务十分繁重，但真阅起卷来并不吃力，因为居多的考卷都是零分，忙的就是翻页和签名的事。偶尔要是碰上一张答题不错的卷面，阅卷老师还真是从内心兴奋不已，一边仔仔细细地阅着，一边还自言自语道：“准是个老三届！”

1978年也是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二年，人们思想深处的拨乱反正还没有开始，文革中“白卷先生”张铁生的形象在不少学生中还记忆犹新，“知识无用”、“造反有理”在个别学生身上还是火药味不减当年。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河北省易县的一个考点中，一名考生在高考物理试卷的正中间作了如下的一首诗：“儿子出题难，孙子监场严，老子不会做，白交五角钱”。望着这首“打油诗”，我开始发愣、后陷入了沉思，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的心灵再次受到了伤害和凌辱，我在想：“难道这不正是十年文革灾难结出的一个典型“恶果”吗？如果再发生第二次“文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又会演变到什么程度呢？学生如此无知、低下的文化、道德素质，能担当起未来的“四化”重任吗？…”我暗下决心：必须付诸行动，献身教育，挽救孩子！

多少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丑陋的恶作剧，都让我在回忆文革灾难岁月的同时痛定思痛！我多次感叹：“科教兴国、尊师重教的醒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呀！”……

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教学秩序逐渐得到了调理，我“如鱼得水”开始了正规的物理教学。

1980年的高考也是对我执教两年制高中物理教学的一次检验，高考物理成绩出现了96分和93.5分的两名学生，且总平均成绩在各科中遥遥领先，领导决定让我担任来年的高考补习班。

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通过观察和座谈，结合分析、研究当时的高考形势及学生学习物理的心理特点，我完成了“学生学习物理的心理研究”和“用改革的精神搞好物理总复习”两篇调研报告，分别获得了“河北省教育科研成果奖”和“廊坊地区教育科研成果奖”。随后，我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写出了“美国物理教材的习题特点”、“一则力学的极值问题分析”、“由漏孔水桶联想若干有趣的共性数学规律” 、“雨中的思考” 等20几篇文章，相继在全国各物理期刊得到发表。

长期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使我的课堂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我授课从来没有从公式到公式的演绎推导，比如，静摩擦力是难讲的知识点，但我只用了一根筷子和一杯小米就能达到非常满意的教学效果。平日里，我自己动手制作了不少“土教具”，直观说理直截了当，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大增，也不再与物理为敌，成绩提速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不平凡的1985年  

1985年我时年41岁，是我来到永清一中工作的第16年，也是我平生41年以来事业走向辉煌的一年。这一年里，我收获了用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换来的丰硕成果，获得了永清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记大功”嘉奖，并且被载入了永清县志。

1985年是永清一中高中由二年制变为三年制的第一年，永清一中也是全县具有高中毕业生的唯一学校。换句话说，这一年永清一中的高考成绩就代表了永清县高中教育的成绩，而我的工作调动也恰是从这一年开启了程序。1985年的3月7日，我走进了窦永县长的办公室，经过多轮谈判终于达成了“君子协议”：只要达到窦县长期待的高考物理成绩目标（高考物理成绩由地区9个县市排名倒数第一变为倒数第三，即可放人），我的工作调动就放行通行证。我们当场立下了“军令状”，双方签了字、画了押。
距离高考的日子7月7日整整还有4个月，我采取了指标“分解”战术，对学生也一一设定了奋斗目标。日夜加班、马不停蹄，除了睡眠心中装的就是：永不言败，坚决打好这场漂亮的高考翻身仗！

按照省里的规定，担任高考毕业班的老师不再参加高考阅卷，我被安排为考场的主考官。高考来临的那一天，我作为主考官有权提前3分钟打开试卷。当试题一一展现在我的面前时，长时间的劳累、紧张、兴奋、喜悦的混杂情绪立刻交织在一起，竟然当场晕倒在现场，考场乱了，我被紧急地送往了县医院。

当晚，当我醒来的时候，窦县长、县教育局长、校长等人正站在我的面前，可能已经等候多时了。窦县长带有挑衅且是半开玩笑的第一句话至今我都记忆犹新：“怎么样，老庞，这回砸锅了吧？”我微微一笑自信地回答道：“您就等好吧，80%以上的高考试题都被我押上了，我这是高兴的崩溃了呀！”

果然，那一年的高考物理成绩远远超出了窦县长的预期，（物理高考成绩地区排名正数第三），在整个廊坊地区都引起了轰动。1985年的教师节也是第一个教师节，我被请上了主席台，亲自从县委书记王国强的手中接过了“记大功”的嘉奖证书。

河北永清一中是我走出南开大学校门进入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单位。那里，既有我16年青春年华的闪光日月，也有我充满磨难和丰富的蹉跎人生故事。最重要的是，永清让我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这是我人生最具成就感的16年，我的心血和汗水都留在了永清一中，而永清一中更让我终生难忘。

回首17个青春年华，我争分夺秒、没有虚度、没有满足，边教学、边充电，在时空的夹缝中顽强自修。先后跟着电视大学进修了“模拟与数字线路”、“计算机汇编语言”等8门课程；夯实和强化了两门外语，编译发表了近十篇的教研、科普文章；补救了被耽误的部分大学课程、广泛涉猎了许多知识领域；调整和加强了文理交融的知识结构，迅速地掌握了计算机应用技术，靠着“永不言败”的南开精神，扼住了命运的咽喉，迎来了自己继续发光发热的新舞台，实现了逆境突围，最终以94.5的试讲成绩跨入了大学从教之门。

不能再走应试教育的歧途    

退休了，我被永清一中聘为校长顾问又回到了永清。角色变了，但责任和信心没变。我从深入课堂听课、参加物理教研室的教研活动做起，和青年教师谈心、交流，一点一滴言传身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面向全校教师做了“教改动员报告”，对应试教育我做出了如下的剖析和批判：

在我的印象里，应试教育的端倪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显现其身的。记得1990年或是1991年，数理化三科的高考试题突然加大了难度，并且连续几年难度不减、越演越烈！说老实话，这给当时的高中师生带来了严重的挫伤。随着重点中学地位的不断提升，文理分科、封闭办学、英语升温，“升学难”等矛盾也日渐尖锐和突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高考试题加大难度带来的挑战，驱使和促进了广大师生的激烈应战，这是毋庸置疑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

正是这种上下互动的驱动结果，才演绎出种种应试教育的“精彩”史篇。如果用物理学的语言加以描述，应试教育的惯性之大、危害之重、持续时间之久是让人没有预料到的；在全国范围内，在校际之间、在学校与家庭之间所汇成的强大合力，使应试教育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加速度，其蔓延的势头也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叠加作用结果，进而导致了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成人教育”的全面扭曲--校长“一手抓钱、一手抓分”,教师把传授知识当买卖做,学生视高考为“敲门砖”等一系列的社会怪异现象都出现了。紧接着，寄生于应试教育的“一对一”教育公司的应运而生及“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误导宣传，进一步推波助澜，把应试教育推向了全社会。一言以蔽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规律被急功近利彻底取代!大家回顾回顾，应试教育是不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一个大家的共识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正在把学生教得愚痴、愚蠢. 其危害可总结为如下八条:

1、把所有的学生教化成一个脑袋；

2、学生与真正的“学习”有效隔离；

3、学生与健康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有效隔离；

4、学生与现实社会成功隔离；

5、学生与真实历史有效隔离；

6、学生与真实的外部世界成功隔离；

7、学生与独立选择能力成功隔离；

8、学生与真善美成功隔离，并坦然接纳假丑恶，再逐渐学会欣赏、运用假丑恶。

我的上述分析得到了永清一中的学校领导和全体教师的一致认同。

紧接着，我又对物理应试教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抨击。我当即指出：长期以来，中学物理教学方向严重扭曲，以题海为中心的应试教育所造成的学生学习物理的心理定势和思维定势，几乎已成为物理教学改革的顽症。轻视实验课教学，轻视课堂演示实验，教师仅凭自己的一张嘴，从物理公式出发、多用数学手段来达到训练学生形式逻辑思维能力为目的的“习题性物理教学”是严重违背物理学认知路径的。物理教学一旦全面错位，偏离了真正意义的物理教学，自然传道、授业、解惑就味同嚼蜡！我向全校教师发出了呼吁：决不能再走应试教育的歧途。

但必须看到，由于当下的中学教学第一线的中青年教师都是当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亲历者和过来人. 过往的应试教育在他们身上已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许多经历和经验又都成为他们教育下一代的传家法宝, 除了应试教育这条路,别的途径对他们说来实在是十分陌生. 可想而知,付诸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教学改革该有多么艰难!

教书育人，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回顾一生，最令我难忘的是我与学生之间的师生情。由于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一碗水端平、不以学生学习成绩高低区别对待，满腔热忱爱学生，教学生，所以在我身上出现了许多学生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爱老师，敬老师的事例。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一因果定律是绝对正确的真理。

1974届的一个学生叫宋贺民，上学的时候他总喜欢动手摆弄些小玩意儿，诸如缠个小电机、装个半导体等等，遇到难题时就来找我一起切磋，有时候，我修收音机时就故意让他打个下手。逐渐地，他也就懂得了诸如“本机振荡”、“调中周”、“推挽电路”等等这些术语的含义，他的钻研精神时不时也被我在墙报上表扬一番，日久天长，他学习了很多课本学不到的东西。

话说是在1999年11月份的一天下午5点多，我送孩子回天津上班，快到火车站的时候猛听得一声呼叫，回头一看正是学生宋贺民，他正要关门脸房的大门，我简单说明了情况让他等候一会儿回来再面叙。

送走了孩子，我来到了宋贺民的办公地，原来他现在是一个小房地产开发商了，火车站附近的5栋楼正是他开发的。谈笑间，他问我现在居住多大面积的住房时说：“房子太小了，应该换大房了”。我随即答应道：“学校正在抢抓机遇，正着手为高级职称的人员建最后一批福利房”。他随口又问：“有您的份吗？大概要交纳多少钱？”我搭讪说：“有我的份，分到了第二层102平米的三室两厅。每人预交3万元。”他继续追问：“手里有3万吗？”我说：“有是有，都是不同时到期的小额定期存款。”我说者无意，他听者有心。第二天，令我难忘的事情便发生了。

转天的上午，宋贺民让他的妹妹要走了我的工资本存折。当我打开存折的时候，3万元的数字明晃晃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激动的泪水瞬时夺眶而出，当时我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虽然事后我还了他3万元的钱，但这份火热的心肠至今我都还不上！

刘广河是我的亲传弟子，1980年高考落榜了，接着又补习了一年。1981年学校专门让我担任高考补习班的物理课，这一年里我特别地对他给予了辅导，先把模糊概念澄清，再把基础训练加强，专门在易错环节反复折腾，一年下来刘广河果然如愿以偿了。

2003年非典猖獗，学校封锁了校门不能随便进出，日常购物出现了困难。记得是3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家里的电话响了，我忙去接听：“是庞老师吗？我是广河。您赶快找一辆三轮车到学校西门口等我” ，说罢就挂断了。我百思不得其解，便借了一辆三轮来到了学校西门口。不大会儿，一辆挂着“慰问亲人”红色横幅的大汽车就驶到了我的面前，广河从车上跳下来，把车里的东西一件件往我的三轮车里搬：猪肉后座、面粉、香油、挂面、酱豆腐、大米、桶装油、香肠、各种调料、各种绿色蔬菜等等，整整装了满满的一三轮。我随手从上衣口袋取出了300元递给他，他大声说：“开什么玩笑！这是我来慰问您！大难当头，弟子不能在您身边陪伴左右，深感不安，请您保重！”跟着就急忙忙上了车。

进入年底，学校在大礼堂召开年终工作总结大会。会议过程中间，会场出现了一时的骚动，此时，学院院长抢过话筒说了一番话，其中有这么两句：“老师要为人师表，在座的有哪一位在非典关头受到了学生的慰问？我目睹了庞老师受到学生慰问的镜头，这是源于人家的日常表现理应会得到学生们的尊重和拥戴的结果呀”。

王焱是1985届的毕业生，我对她从来没有过任何偏爱，但因为她的85年高考物理成绩全校第一，所以她总是对我感激不忘。

当王焱进入大学殿堂的时候，她的第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和她失去了联系。直到我退休以后，老同学们在和她联系的时候，才得到了我的通讯方式。在首次与王焱通话时，她表现的异常兴奋，她简直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心情，立刻驾车和爱人一起从外地奔向了我家。

见面的时候，我永远忘记不了王焱的爱人说的如下一段话：“庞老师，这么多年，王焱总是和我提到您。今天相见实在有些晚了。您们这一代可能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我们却是您们的受益者。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都是您们这样一批人培养出来的，没有您们的牺牲，我们不可能走出贫困、走出大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批农村孩子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您们的教育培养，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今天，很多人都成为了大有作为的精英，我作为油田的一个公司经理，经济条件要比您好多了，我们怎么能忘记您呢？怎么能不回报您呢？”一番话立刻让我哽咽了……

李桂林是恢复高考首批从全县招录的尖子生，也是入学后的班长。

桂林上学时，堪称品学兼优，如今是大连交通大学的副教授，每年除少量的教学任务外，还开了一家软件开发公司。 记得桂林高中毕业时高考失利了，他没有考进理想的大学，决定转年重新参加高考。在我看来，他的高考失利原因就在心理素质，就此我曾专门对他的心理素质给予了深入解剖，消除了他不少的心理障碍和心理负担。第二年，高考超长发挥如愿以偿了，自此每逢放假归来他都来看望我，向我汇报自己各方面的进步。 2010年刚过了春节，他执意邀请陪我夫妇一起游大连，“包吃、包住、包玩、包接、包送”，还驱车带我们游遍了大连、旅顺的各处风景。三天内我享受了类似自己子女一样的温馨照顾，品味了学生感恩老师的赤子之情。

刘志刚同学1982年考入永清一中，只上了半年就因患神经衰弱中途申请休学了。办理休学前，我送给了他一个小日记本，写了些安慰和嘱咐的话，没想到区区小事就被他牢记心里，而无足挂齿的这点小事却早被我抛到九霄云外。

事隔23年后的2008年，我已经退休4年了，刘志刚从远方打来电话，执意要来天津看望我。见面的时候他说了如下一段感人的话：“庞老师，26年以前我因病退了学，您当时并不是我的班主任，跟着您也只读了半年书，您留给我的小日记本至今我还珍藏着，是它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有信心重新复学有了今天。我发过誓：一旦混出个人样来，一定知恩图报，今天我就是来还愿的。”我听了以后，万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日记本竟然具有如此之大的力量！

至今，我简直无法统计这样的学生有多少！

作为教师，职业内涵就是“教”和“育”。“教”是传业授道解惑，教师是传授知识而不是销售知识，知识是全人类的智慧结晶，不是教师靠它来积累个人财富的资本，这是师生感情的基石。失去了基石就失去了师生的情分。

“育”人要先正己。道德、学问、人格、价值观是教师教书育人必须具备的四个方面。我坚信：没有一个学生不具备良知。

我在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日日夜夜里，始终牢记张伯苓老校长“南开人，聚起来是把火，散开来是颗星”的谆谆教导，默默地扎根于基层，以老校长作为一面镜子，时时刻刻鞭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热爱学生、热爱事业，进而得到了学生的尊重与爱戴。

世态炎凉不折腰

历经了长达17年的人生坎坷后，我的性格也发生了质的改变。由过去一个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 “绵羊”变成了一个面对歪风邪气敢于直言抗争的“斗士”。身处逆境和面对多元化的复杂现实社会，练就了我一身的真性情，在我身上，那些迂腐的“书生气”已一扫而光。下面介绍的一段真实故事，也是我发扬“南开精神永不言败”的明显例证。

提起当年进驻南开大学“工宣队”的坏头头、大名鼎鼎的高玉林，至少在天津市的教育界，可谓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他足可以称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无赖和工贼。凭借着满身的蛮横和狡诈，竟然于上个世纪90 年代，爬上了天津市招生办公室主任的宝座，以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得意忘形、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和一切变色龙、小爬虫一样，1992年他被“双规”，后被判刑，再后来“保外就医”死于监外。他的下场是命里注定的！

我曾经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与高玉林有过一次难忘的交手。

我所在的高校系部属院校，非天津市管辖，1999年以前为大专院校。1991年8月，我接受学院的指派第四次来天津负责录取考生。按常规，每年的大专录取都在8月22日上午11点正式启动，最迟8月21日下午应准时到“天津宾馆”报到。

1991年8月18日下午约4点左右，大港油田××公司的姜经理敲响了我的家门。来人声称其子今年高考失利，本科录取无望，专科第一志愿报的是我所在的学校请求予以关照。当得知其子的高考分数是434分时，我明确地向他表示：“我校尽管是所专科院校，但每年在天津录取的考生分数都在470分本科线以上。您的孩子估计连提档都谈不上”。姜经理听了以后再三向我恳求帮助，我则一再解释高考的录取政策、规定，几经僵持不欢而散，他沮丧地走了。

到了晚上，又有人敲我的家门，来的是两位中年妇女，声称是大港油田姜经理之子的舅妈。这一次她们非空手而来，而是带了两大提包的礼物：五粮液、红塔山、人参…其意图连傻子也能明白。我多次和颜悦色、不厌其烦地向她们解释高考录取的政策、原则、程序和纪律规定，但他们却仍执意强人所难。软磨硬泡的无理要求最终激怒了我，于是，我正言厉色地对她们说：“无功不受禄。如果你们执意留下礼物，我只好领你们到校长那去，我请求换人，另派高手赴津。”二位女士见我翻了脸，只好灰溜溜地携礼物离开了。

奇怪的是：截至8月21日动身前，我先后收到来自××部××司司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白条”已达十几份，而这十几份白条竟然均聚焦在这位大港油田姜经理之子姜××的身上！可见，事情非同一般呀！

1991年8月22日上午9：00，当我迈进天津宾馆大厅欲听高玉林一年一度的招生报告时，姜经理夫妇等4人一起朝我拥了上来。他们向我郑重其事地表明：其子姜××的档案一定能递到我的手中。我听了以后，从内心向外不禁打了个冷战：“好大的神通啊！”

那个年代的高考录取仍停留在落后、传统的操作层面，考生的档案也还都是纸介档案袋，录取考生时，仍采用复写纸一式多份填写。因此，各种漏洞为“走后门”确能提供一些条件和可能。

听过报告我于11：00到档案室提档，按照规定，提档的数量应是录取指标数的120%。1991年我校在天津的录取指标数是13人，因此交到我手中的考生档案数应该是15.6即16份。但是，当我接过档案、数了三遍发现都是17份时，我及时地向投档者报告了实况，但却遭到了对方冷冰冰的斥责：“给你17份就收17份，哪那么多废话？”

我抱着17份档案急匆匆回到了卧室，第一眼闯进我眼帘的第17份档案果然就是姜××，但距第16 名考生的成绩还落后37分！顿时，我的肺都快气炸了！我开始意识到：一个黑链条的阴影逐渐地就会显现在我的面前！

只要脚正就不怕鞋歪！不管三七二十一，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录取原则，结合体检结果及相关规定，我一口气录取了前13名考生，果断地结束了录取工作。 

剩下来的是：姜××的问题又该如何处置呢？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琢磨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到底想看看一只只黑手在幕后都玩儿的是什么把戏！

此时，一个大胆的构想涌入了我的脑海。

下午3：00，我健步来到了楼下大厅，姜经理等人立刻围拢上来想探个究竟。我不卑不亢、泰然自若地说：“档案是到了我的手中，但距第16名考生还落后37分，我无法操作。如果破格录取你的孩子，那从第13名到第16名要全都pass掉，录检组的几道关口是绝对通不过的！”这时，姜经理身边的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插嘴说：“我是市重工业局刘××局长的妹妹。昨天晚上，我哥哥与高玉林商量过了，保证有解决办法，你去找找高主任吧。”

我一听是高玉林，不禁一愣：他可是天津市的招办主任那！我已经听了他4次的招生工作报告啦！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到底要看看高玉林是什么变的！”于是，我转身又上了楼。

高玉林是个极诡计多端的家伙，甭说是我，连天津市的陆副市长来找他，都无人告知他藏身何处。
我说高玉林诡计多端一点儿也没冤枉他。有人告诉我：“越是热闹的地方，他越在那藏身，不信你试试看。”原来，此时的高玉林真的藏在录检组的一间小屋里，门还是半开半掩的。我大胆地用身躯拱开了他的房门，只见他正搂着椅子背儿、侧着身在看着电视。我叫了一声高主任随后说----

“您认识大港油田的姜××经理吗？”

“不认识”！高冷冷地说。

“您知道姜经理的儿子姜××今年考了434分吗？”

“不知道”！高玉林显得很是生气。

“您认识重工业局的刘××局长吗？”

“不清楚、不认识”！高有点儿发怒。

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我当即向他鞠了个“具有讽刺性”的90度深躬，随口说：“我谢谢您了，告辞。”

哪成想，我刚刚走了几步，身后的高玉林就怒气冲冲地喊道：“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回来！”我佯装没有听见，不加理会。这下子更激怒了他，他的嗓门更高了，以致让众人都目瞪口呆。

我被人簇拥着回到了他的房间，此时的高玉林暴跳如雷、恼羞成怒，他象一匹脱缰的野马，又象一条咬人的疯狗，大喊大叫：“我撤了你的录取资格！”高玉林的穷凶极恶不仅没有吓倒我，反而让我更加镇定自如：“我校不是天津市的高校，你无权撤我。我法犯哪项、律犯哪条？请你当面向××部教育司及我校领导禀报实情，我们再做道理！可否？”我的义正词严让这位一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高主任顿时哑口无言，我用胆量和智慧一下子就挫败了这个凶恶的变色龙！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品尝到太岁头上有人敢动其土的败局。

随后，我兴冲冲地第三次回到宾馆大厅。当我把实况如实地和姜经理等人介绍后，那位刘局长的妹妹走上前来，用手指戳着我的脸说：“你不办事！你是个滑头！”她的声嘶力竭和肆意横行激怒了我，于是，我当着满大厅的考生家长义正言辞地说：“家长同志们，天底下有这么不说理的吗？谁家的孩子容易呀？有的农村孩子都连续考了3、4次了。难道低分就可凭借“有人”挤掉“没人”的高分吗？天底下还有公平可言吗？有这样走后门还理直气壮、张牙舞爪的吗？要翻天是吗？…”

大厅里立刻有人做出反应：“他是个黑老包！做得对！说得对！…”

此时，我再也看不到姜经理一行几人的身影，不知他们躲到了哪里…

我是一个普通百姓，以上说的都是普通百姓说的话，做的都是普通百姓应做的事，谈不到什么轰轰烈烈，只是真实地做了点滴人生回顾，如果对后人有所启发我就十分心满意足了。

（作者庞金富，男，1944年出生。1963年9月至1968年12月就读南开大学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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