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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后，接受再教育（回忆录节选）
《序言》：作为1968届的大学毕业生，吾辈人最悲哀的是：虽凭借能力考入了大学，但却落下个“三品”的下场，即文革前教育改革的试验品、文革中的牺牲品、文革后期的处理品。我们当初的大学毕业分配方案异常滑稽：工厂、农场、马场、盐场、林场、兵团、基地、插队。足可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但即使如此，对于掌管毕业分配的工宣队说来，以“出身成分”来定夺每个人的命运也是必须的，在这个问题上，工宣队着实地过足了一把将人充军发配的瘾。
1968年12月，我作为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也要去”的号召，来到了文安县“当农民”。12月30日到文安县革委会报了到，转天就被小务农场派来的马车接到了场部。 到达场部的时候已近天黑，农场的职工正在场部的大院里开庆祝元旦的晚会。当时正值“二九”的第一天，天气异常寒冷，但看得出来人们的心情却热气腾腾，没用多长时间我很快就和职工们一一相识了。 农场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劳动强度也是很大的。就说住宿吧，10几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睡的是火炕，每人也就2尺宽的一条，睡觉时褥子都是互相叠压着铺。就在这不大的屋子里还要盘个砖炉以备取暖，屋内就没什么插脚的地了。由于住宿条件差，又怕中煤气，就故意在门窗上开了些大大小小的窟窿，其屋内冷暖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让人唯一满意的就是吃饭不计定量。那个时候，全国各地还都是吃粮靠定量供应的。而在这里一律凭“钱票”，吃饱为止，伙食的质量也还算过得去。 这个农场很大，拥有可观的可耕地。场部西侧有不少经过改造的“台田”，大多种的是果树。农场的大部分土地除种些粮食作物如小麦、玉米、高粱、豆子等外，还种植棉花、芝麻、各种蔬菜和瓜果梨桃。每逢收获的季节来临，吃上自己用汗水和劳作换来的果实也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农场的内部管理模仿军队实行的是民兵连队化。当时一共有两个排，分六个班，来自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学院、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等学校的16名大学生就分别安排在这六个班里。 1969年4月，好消息不胫而走----“全国合作供销总社要选择小务农场作干校！”，这犹如平静的湖水抛进了一块大石，立刻也激起了我心中的浪花，能有幸和北京来的中直机关的大干部们相识也是一种荣幸啊！ 果不其然，干校的大军开进来了，足足有七、八百人。他们先暂时安排在临近的小务村。从外观上看，这些干部们一水儿穿的都是蓝制服，整齐划一。每逢出工、收工都是有序地排着队伍、喊着口号、举着旗子，像出操似的整齐、严明。 为了便于统一管理，干校和原农场进行了合并。干校的人马被编成8个连队，原农场的人马编作第九连，我作为再教育的大学生被任命为第九连连长。这样一来，开连长联席会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三连连长---粟裕大将的爱人楚青同志，这是我平生以来结识的最大的“官”朋友。 当时的楚青同志50左右岁，性格极为温存，说话的语态很慢，声音也很细，据说是当时合作供销总社的“厅级”干部。每逢开会的时候，我都愿意坐在她的身边，她总是“小庞”、“小庞”的称呼我，问我身体、问我家庭、问我有无困难，真象慈母一般。 记得一次开晚会，我又和楚青同志坐得很靠近，当时正值盛夏，原农场的职工喜欢捉“油克郎”，然后放到铁锅里浇上点水，撒上点盐炒着吃。我把别人给我的几个炒熟的“油克郎”送到她面前，她小心翼翼地拿起了一个，剥了皮送进了嘴里……终于听到了她的称道：“好吃”、“好吃”。 总不能让这么多的干部长期住在村子里，那不仅给老乡添麻烦，也让许多干部长期得不到好好的休息。于是，干校开始自己动手盖房子了。当时，我曾参加盖房运砖的重体力劳动，每天跟着汽车去史各庄砖窑装砖，上午两趟、下午两趟，我这个文弱书生很快也学会了使用“砖夹子”装砖、码砖了。直到今天，小务农场东南角保留的那些砖瓦房都是当年五七干校留下来的。 这么多干部一来，原小务农场场部的小小地盘立刻热闹了起来。每天收工过后，人们吃了晚饭就开始向“中心区域”云集。在这些干部中，处级干部是极为平常的。在这儿，你可以听到几乎全国各地的方言，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部部闪光的故事。其中一位处长叫徐志坚，山西人，平日总好弄点古典。又一次我向他请教“重阳”节的来历，他竟然下工夫一连弄出四、五个说法. 最让我佩服的是军代表何洪程。近50年了，我还能记住他的名字，可见给我的印象有多深！当时他30多岁，1.75米的个头，作起报告来水平很高，处处他都是干是先锋、做是表率，又会唱又会跳，还能打一手漂亮的篮球。第二位军代表叫马敬夫，气度非凡，一看就是一位戎马生涯的军人，令人敬畏。第三位军代表也是职位最高的是个少将，只记得他姓郭，歪着脖子，人们称他“歪脖将军”，他只是在传达中央文件的重要时刻才来干校露露面。 1969年7月初，干校发生了一起重大的食物中毒事件，这对于那个年代说来，弄不好就要与阶级斗争挂起钩来。7月初的一天，天气很热，食堂做的是凉拌面，菜码中有用开水榨过的豆角，没想到，中午一点刚过，就有10几位干部开始了中毒反应。紧接着，一批又一批，持续到下午四点多已经有七、八十人了。这些人的共同症状是上吐下泻、头疼头晕、满脸通红。我是最晚发作的一个，因此症状就更重连小便都困难了。于是干校用大卡车急忙把中毒者送到了文安县医院。经过一夜的输液绝大多数同志转危为安、明显好转了。重病号中最后选择了三位送进了北京阜外医院，其中就有我。 经过各种化验，原来失误中毒的根源来自豆角生物碱中毒。从那以后我才汲取一条教训，用开水榨过的豆角是半生半熟，生物碱中毒是很害人的。 进入1969年末，作为干校的首批子女，又从北京来到了干校。他们的到来给干校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后来，干校在场部东侧盖了一个纺纱厂，这批干部子弟和原农场的女职工就被安置在纺纱厂上班。再往后，干校撤销的时候，这个纺纱厂连同设备和人员就迁到了廊坊，它就是廊坊市第一棉纺厂的前身。 1970年5月，我结束了近一年半的农场和干校生活，作为第一批再教育合格者再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了河北省永清县一中，在那里我一干就是17年，1986年的5月，我调动工作来到了（廊坊）华北航天工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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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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