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永不泯灭的少年心

记永不泯灭的少年心

【附】父亲书法作品

—纪念爸爸逝世十周年

毕桃李校友 March 28, 2009

桃李的父亲

2009年4月3日是爸爸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每当回忆起和他相处的日子，一种自然、轻松的氛围又会扑面而来。他的幽默、平等和那忧国忧民侃侃而谈的举止立时浮现在眼前。十年来，我寻访了前辈及亲友，还参看了对他的采访文章，对爸爸的身世和经历，总算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我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才真正感觉到爸爸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绚丽多彩的一生。

爸爸热爱生活、追求真理，关心国内外大事。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充满着永不泯灭的激情。他在1980年出版的诗集《少年心事—朵花集》中写到：“只顾偷闲学少年，哀乐之不紧。”正是他坦荡、真实人生的追求和写照。

爸爸毕朔望（原名毕庆杭）1918年生于杭州，祖籍江苏仪征。出生名门望族，史称“扬州近代‘十大望族’—仪征毕家”。他的祖父毕畏三是淮军主将刘铭传的外孙。刘铭传曾任直隶提督和台湾巡抚。毕畏山是清末秀才，早年曾做过江浙两省地方官，后做民国的官，先后担任浙江印花税处处长、烟酒公卖局局长等职务，与当时浙江省省长夏超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很熟。爷爷毕倚虹自幼聪明好学，不仅国学功底颇深，且长短篇小说也颇受众人推崇，曾被称为“小说名家”、“著名报人”。他是民初 “鸳鸯蝴蝶派”的著名作家。曾以几庵、清波、春明逐客、娑婆生等笔名发表过六十回五十三万字“人间地狱”和二十回“十年回首”等长篇小说。创办过《上海画报》、《上海夜报》、《银灯》等刊物，成为当年上海的报业先锋， 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通俗文学领域中的优秀作家。爸爸的外祖父杨云史是李鸿章的孙婿，他是清末民初颇有名气的爱国诗人。

我爸爸排行老七，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出生时，家境还不错，每个孩子都有保姆照料，还可上私塾。在他六岁时，他祖父因开销太大而亏空欠债，不久就去世了。按当时规矩，父债子还，遭到查抄家产的惩罚。房屋充公，不足抵债，其父毕倚虹被县衙拘留三个月。在好友疏通下才被释放，但家境已彻底败落。不久其母亲抛下七个子女，随他人而去。毕家的天空塌了一半。爸爸幼小的心灵第一次受到创伤。他只得依依告别了自家门前一泓盈盈湖水，随有病的父亲从杭州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爷爷毕倚虹带病主编《银灯》、《上海画报》等刊物，为养家糊口，还兼职写了大量文章发表，两年后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抛下了一班尚未成年的儿女，遗产仅有一堆邮票。面对这穷困潦倒的惨状，爷爷的同仁、挚友包天笑、陈碟仙等发起组织了“倚虹遗孤教育扶助会”，其他主要成员还有陈小蝶、周瘦鹃、余大雄、常觉、涂筱巢等。各方的友人纷纷解囊捐助，爷爷的故交袁寒云（袁世凯的二儿子）、梅兰芳、张学良、叶楚仓、邵力子等众家名流也都大力资助，当时张学良捐了一千元。大家协商安排了七个子女的托管。那时我爸爸年仅八岁。爷爷《时报》的故交包天笑急公好义，尽管已有子女五人，但仍表示愿收留我爸爸，尽养育之责。包氏兄妹还写了一首“欢迎小七哥”的诗歌。父亲从此像失巢的孤雁，但总算有了落脚之地。包氏兄妹喜欢吹拉弹唱，参加了音乐家黎明晖、黎锦晖创建的“新声音乐团”，爸爸也随他们同台演出，在这个家庭里从小接受了文化的熏陶。他从上海一所中学的附属小学毕业时，正巧上海中西大药房计划派员到日本培训药剂师，需实习一年，包天笑托人介绍爸爸到中西大药房学徒。一心想上学的他，在实习一个月后又提出继续上中学的要求，他的叔父将他接到扬州，就读于江都县立中学，后考上了人才辈出的扬州中学读高中。据说这所学校曾培养出不少名人，如朱自清、江泽民、胡乔木、武衡等，当时我的四伯伯毕季龙（原名毕庆芳）也就读于这所学校，他的英语是全校第一名。爸爸在药店里曾不经意地读过一些西药的英文名称，这竟是他后来一口流利英语的最初启蒙。四伯伯毕季龙978年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分管技术与发展部，1985年离任回国。

爸爸从上海来到扬州后，很快爱上了这座有着浓浓文化气息的古城，使他陶醉于书香墨河之中。我推测他对山水、古迹的爱好也许与少年时期的扬州生活有关。随着爸爸的叔父毕介青家境的衰败，已经难以继续供他上大学了。可他一心想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想做梁思成的弟子，因没钱只好放弃这个梦，后报考的武汉大学地理系和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结果两校都录取了。因为中央政治大学不要学费还管饭，最后还是很不情愿地进了这所大学。这个学校是专门为国民党培养文官的，学生剃光头、穿军服，还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爸爸很厌倦这种气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向中国开战。当年12月13日黑色星期一，南京失陷，中央政治大学迁至湘西芷江等地，面对派系纷乱的政治大动荡，父亲离开了中央政治大学，来到了抗日高潮的武汉三镇。当时大学教英语的恩师许孟雄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父亲就吃住在许先生家。在武汉父亲与分别多年的大姐毕庆琏不期而遇。大姐是颇有文学造诣的才女，早已投身革命，经她介绍父亲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曾当过跑龙套的群众演员。不久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到武汉采访，父亲便给他当翻译和助手。后来经许孟雄牵线，由王炳南将爸爸介绍给中共长江局副秘书长、“新华日报”总编吴克坚，被安排到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王炳南任组长的长江局对外宣传小组。这是中共党内最早的外事机构。父亲的革命生涯也就从此开始，成为最早参与中共外事机构的一员。

父亲在大学学新闻专业，一直钟情办报。来到外宣小组不久，王炳南就让他为吴玉章起草一篇题为“全世界反侵略运动”的文章，后刊登在了《新华日报》上。自此他就来到《新华日报》社，与章汉夫、潘梓年、石西民、徐迈进等人一起办报。1938年9月，日军沿平汉线和长江水陆并进，猛扑武汉。为了彻底摆脱日寇的追击，李克农等商议决定将人马分为两路，一路以《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和部分难民为主，由徐迈进、潘梓年、毕朔望等率领先去宜昌，然后乘船去重庆；另一路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为主，由李克农、夏之栩、王炳南等率领，南下长沙，与那里的周恩来、叶剑英及办事处工作人员会合，接受任务，然后再绕道桂林去重庆。徐迈进、毕朔望等四人最后一批上船，11月22日也到了重庆。

在重庆爸爸与总编辑章汉夫朝夕相处，共同编辑“国际新闻”。爸爸说，他的国际学是章汉夫手把手教出来的；他的第一篇翻译文章也是章汉夫修改的。解放后章汉夫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文革”中惨遭迫害，这位杰出的外交家1972年1月1日惨死在狱中。据说临死前衣衫不全，对此，我爸爸悲痛不已。爸爸在沉痛悼念章汉夫的文章中将他与瞿秋白临终情况相比拟，“瞿和章都是江苏武进人，都有大学问，生死也都极其悲壮。”爸爸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攻高潮时，由章汉夫和石西民介绍入党的。
爸爸和妈妈是中央政治大学的同级同学，爸爸是新闻专业，妈妈陶朔玉是会计专业。1941年又在重庆不期而遇。妈妈四岁失去母亲，十岁父亲逝世，从小由她父亲的好友供养长大。他们两人都是远离家乡的孤儿。没有父母之命，没有媒妁之言，共同的革命志向把他们连在一起，这一年妈妈放弃了在一家金融机构的优厚待遇，与爸爸结婚了。

“皖南事变”后，为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党决定将部分党员转移到海外。因为二伯毕庆康当时在仰光做生意，思想也比较进步，爸爸妈妈便同徐迈进、陆怡等《新华日报》主要负责人一起，转移到缅甸伊洛瓦底江畔的仰光城。为了隐蔽，爸爸改名毕庆邦。

在缅甸期间，爸爸主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他是张光年（光未然）办的《新知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他与任以沛一起编辑出版《侨商报》，通过翻译外国通信社的电讯稿和撰写文章，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唤起华侨的爱国精神，支持国内的抗日救国斗争。他们还参加了中共“旅缅战时工作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爸爸妈妈又转移到缅甸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俗名瓦城）。1941年5月日机轰炸瓦城时，妈妈不幸中弹受伤。日本很快占领了缅甸。1942年爸爸妈妈和张光年等自缅北向云南境内撤退。那时空中是敌机轰炸，地面日军追赶。从密芝那到云南保山，在灌木丛的湿地中穿行，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进。那时妈妈正怀着我，行动极为不便，一不小心还掉进弹坑里，她不愿拖累大家，不要大家管她，可大家不论多难，还是咬着牙掺扶她前行，终于走出荒原来到昆明。他们找到大姨家暂住。1942年10月4日妈妈在昆明生下了我。由于当时二伯伯毕庆康已经去了印度，组织决定将爸爸妈妈派往印度，并指示他们“长远打算，长期隐蔽，等待时机”。妈妈抱着还不到满月的我，乘飞机去了印度的加尔各答。爸爸先后在国民党交通部、中央银行、中国航空公司驻加尔各答办事处工作，同时千方百计继续开展党的对外宣传工作。他白天工作，晚上到华侨主办的《印度时报》编报，借工作之便，将各种情报包装成邮件，传到重庆。另外利用从一位英国少校那里搞到的收音机将延安广播电台播送的八路军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消息译成英文稿，送到加尔各答的各大报社。爸爸与印度共产党取得联系后，在加尔各答建立了联络点，当时加尔各答是通往西方国家的重要通道。

1943年春，素与爸爸有联系的印共巴苏大夫带来一位素不相识的藏族青年。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后来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平措汪杰。那时平措汪杰是昌都藏军的团长，曾在中央政治大学读过书，因反对国民党的民族歧视政策而被开除出校。后来平措汪杰创建了“高原共产主义运动小组”，他的进步活动为藏军将领察觉后逃到了印度。爸爸冒着风险收留了平措汪杰，将他藏在二伯毕庆康家一个月，因怕出现意外才把他安全地送上火车，返回西藏。

1945年章汉夫和陈家康作为董必武的秘书途径加尔各答前往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时，爸爸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他向章汉夫详细汇报了联络点的工作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前往巴黎参加世界职工大会路过加尔各答时，找爸爸详细了解了印共、缅共领导人的情况后，还专门会见了缅共总书记德钦丹东，这位年轻的书记非常崇敬毛泽东，托邓发带给毛主席一块手表。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的反共势力重新抬头，印共也处在困难时期，爸爸因与印度共产党联系密切也被盯上。有一天傍晚，来了一汽车警察，在我家楼上楼下搜查，还听到枪声，当时把我也吓坏了。当警察下楼后我站在凉台上看到他们沿着大马路走远才松了一口气。虽然躲过一劫，但说明这里的局势极不稳定了。当时正好新德里在召开一个国际劳工会议，需要一个中文翻译，爸爸的恩师许孟雄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爸爸，希望他能去，许先生是当时国民党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爸爸立即赶到会议现场，恰巧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在现场，听到爸爸的翻译甚为欣赏。正是听到这流利娴熟的英语，国际劳工局驻印度代表才找到爸爸，希望他到日内瓦联合国劳工总部工作。爸爸征得组织同意，于1948年秋天带着妈妈和我登上了飞往斯里兰卡科伦坡的客机，然后转道飞往欧洲的花园城市瑞士的日内瓦。在气候温和湿润的阿尔卑斯山下我们住了两年半，这一段生活给我留下了十分清晰的记忆。

1949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曾给黄作梅去电“调现在瑞士之毕朔望回国，有无消息？请再电催回外交部工作。周恩来 12月20日”。就这样经过多个环节的转达爸爸得知此消息便向国际劳工局提出辞呈，他们感到惊讶，因为这里待遇不菲。爸爸详细说明了要回国为新中国工作的理由，他们不禁肃然起敬。

1951年初爸爸带着全家，包括瑞士出生的大妹妹青青从日内瓦启程乘大轮船经过地中海、印度洋颠簸了一个月到达了香港。每当轮船停靠南亚的印度、缅甸、新加坡等国港口时，爸爸总要带我们去拜访华侨老朋友。当我们到达香港时，格外兴奋，可回到祖国了。从香港坐上去北京的火车，窗外的山川田野不时地从眼前掠过，老问妈妈：“怎么还不到呀？祖国真大呀。”爸爸在香港还动员了一些华侨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大姨一家也同我们一起回到北京。

来到北京首先见到四伯伯毕季龙，他比我们早到一年，他也是通过党的地下组织由在美国任教的陈翰笙传令回国的。他被分配到乔冠华任主任的政策研究室任秘书。

1950年4月1日经数月谈判协商，中印两国政府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十分重视中印关系，任命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黄埔军校一期生、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政委、外交部副部长袁仲贤将军为首任印度大使。申健参赞及夫人一行四人的先遣组经香港已先期前往印度赴任。

爸爸到京后，章汉夫带他去拜见已经任命的驻印大使袁仲贤将军，爸爸被任命为驻印大使馆一等秘书兼办公室副主任。仅过了两周他就随同袁大使去赴任了，妈妈作为外交官的夫人也一起去了使馆。爸爸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印度生活过六年，十分熟悉印度的风土人情，再加之英语的深厚功底，成为驻印使馆的骨干。四十年后裴默农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毕朔望一直陪同袁大使出入各种外交场合。他具有外交官和高级译员的双重身份，而且熟悉印度情况，起着重要参谋作用。他不但有深厚的中文功底，而且英语水平之高连许多印度高级官员也自叹不如，还认为他出身英国的剑桥或牛津…”

印度在1947年前是英国殖民地，独立后仍为英联邦成员，官方语言使用英语。爸爸在印度大使馆又工作了五年，这期间两国领导人见面会晤比较频繁。据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白春晖回忆，尼赫鲁总理访华与毛主席单独会晤谈就有四次，有的长达四个小时，还观看从印度运来的印度影片“舞铃叮当”。现在我家里还保存着爸爸在印度驻华大使馆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及印度大使交谈的照片和在印度与尼赫鲁总理的合影。

1956年夏天爸爸和袁大使从新德里离任回国，住在北京饭店，那时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初一，几乎每天下课后都要去看爸爸妈妈和妹妹青青、小元和弟弟大地。爸爸回国后被安排到外交部亚洲司当专员，妈妈分配到外交学院教英语。外交学院是专门为外交部培养人才的大学。九月下旬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应邀访华，十月一日阿查里雅首相和印尼的苏加诺总统等外国贵宾应邀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检阅首都游行队伍，爸爸站在主席身后给他们当翻译。当医学院的学生高举校旗通过天安门城楼时，毛泽东突然问爸爸;“医学院怎么翻译？”爸爸脱口而出：“medical college” 。这时首相大为惊奇地问毛泽东：“你怎么学英文，不学俄文？”毛泽东风趣的说：“中国人学俄语的很多了。”引得尼泊尔首相笑了起来。当说到学英语时，毛泽东突然想到身后的这位英语流畅的年轻翻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工作？”“我是外交部亚洲司的专员毕朔望。”“我知道。”主席扬起右手话锋一转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阿查里雅首相说：“他在亚洲司，管着你来。”

爸爸这一生对周总理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于1938年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就在周总理的领导下。“皖南事变”爆发后，爸爸向章汉夫提出入党要求，并写了入党申请书。与此同时他接到了疏散通知，在离开重庆之前的一天晚上，爸爸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恩来在询问了爸爸的家庭情况之后，用大半夜的时间讲了党的组织纪律和原则，爸爸听得都入神了，这时想起了对外宣传组的那位漂亮的德国女士安娜利泽（王炳南的夫人）说的一句话：“二十年后我们会为曾经与他结识而骄傲！”后来再与周恩来相遇时，已是解放后的1954年初夏。那时周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借暂时休会之际访问印度和缅甸，当时爸爸正在印度大使馆工作，他来到总理下榻的总统府。总理将一份致刘少奇电报交爸爸发出，爸爸告辞时，总理还特别殷切的关照：“路上小心噢！”爸爸说，总理一贯善解人意，对人细腻的关爱使很多人为之感动。

与周总理相处时间最长的是1956年冬和1957年春。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斯里兰卡和苏联、波兰、匈牙利等欧亚十一国，这也是建国后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一次出访活动，历时八十天，出入各国名城一百余个，行程两万五千里，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盛况空前。当时爸爸以翻译和秘书的身份随同总理访问了亚洲八个国家。周总理在斯里兰卡（锡兰）访问时给爸爸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周总理在首都科伦坡市政大厅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动情地说：“当我三十六年前第一次路过科伦坡的时候，我就为这个城市的美丽所打动，现在他仍然那样美丽，但不同的是，它已不再处于殖民主义之下了。”第二天傍晚在科伦坡独立广场举行锡兰独立庆祝大会时，正当总理发表讲话时下起了大雨，但他自始至终不戴帽子，不打伞，坚持到讲话结束，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感人的一幕，让全场所有的人都记住了。爸爸更是激动得心潮起伏，为有这样了不起的总理而自豪。仅三天后，斯里兰卡（锡兰）就宣布与中国建交。

总理亚洲之行的风度和潇洒形象都被爸爸拍照下来了，我家一直保留着这些照片，爸爸常对我们说：“周总理在旅途中是那样的简朴，黑、兰、灰色三套制服、黑皮鞋及一双皮凉鞋，仅此而已，令人敬佩。”
1957年1月25日中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受到阿查里雅首相的盛情接待。第一天宾主共同坐在苏制吉普车里，爸爸作为翻译坐在临时加的小凳子上，每逢车子拐弯时，总理总是亲切的关照说：“小心，别甩出去。”周总理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让周围的人感到轻松和温暖。第三天阿查里雅首相邀周总理乘坐马车前往杜尔巴广场与群众见面，热情的市民纷纷涌上前，向周总理献花环，并向中国贵宾撒鲜花、檀香和一种五色粉末，周总理毫无精神准备，弄成了大花脸。面对此景随行人员都不知所措，但周总理却不以为然，回到下榻的宾馆只是轻轻地问了爸爸一句：“你事先怎么也不告诉我呀？”

出访阿富汗时，遇到这样一件事：由于条件所限，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布置得比较简陋，吃晚饭时总理问道：“毕朔望，你喜欢提意见，你看这屋子布置得怎么样？”爸爸坦率地回答：“我看有点俗气。”周总理笑着幽默地说：“毕朔望，如果在前清，你就是进士出身…”坐在一旁的乔冠华也笑了。

1955年还在驻印大使馆工作期间，爸爸陪袁大使回国时，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当时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已是午夜时分，周总理让袁大使将有关文件转交给尼赫鲁，他又问爸爸：“你在印度呆了那么久，认识什么印度的大资本家没有？”他见爸爸未回答，总理又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做工作，怎么能不认识大资本家呢？”

1957年爸爸和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没能躲过“反右斗争”的冲击，被扣上严重右倾的帽子，同外交部大批干部下放到京郊顺义农场接受改造。正当他们灰心沮丧时，周恩来总理来了，他召集全体下放干部开会并讲了话。会议开始前，他手持下放人员名单亲切的问道：“毕朔望来了没有？”“来了”下面有人应道。他接着问：“毕朔望今年多大了？”爸爸答道：“三十九岁”。此时，爸爸心里充满了内疚，脑海里映出了十六年前在曾家岩“周公馆”那难忘的夜晚。他从内心感激敬爱的总理在这样的场合，用这样的方式给予自己的慰藉。这也是爸爸最后一次见到总理。

几年后，爸爸调出外交部系统，就没有机会与总理见面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全中国人民都沉浸在极度悲愤之中，爸爸的悲痛更是难以言表，但时隔二十年后他终于见到了安卧在鲜花丛中不复一言的总理。他在一篇悼念总理的文章中写道：“1月10日向总理遗体告别，虽是永诀，毕竟见到他了，也是一种幸福啊，一恸！”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目睹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总理的场面后，爸爸用泪水写下了许多悼念总理的诗作。1977年1月在举国上下纪念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他将这些诗作整理成组诗“英雄碑前的花朵”二十四首发表在报刊上。“心碎不得哭，万花齐肃穆，美哉我总理，豪眉复慧目”这些深情的诗句，句句打动人心，抒发出全国人民对总理的深情和爱戴。一时间在诗坛和民间产生了轰动。

1959年爸爸从顺义回来后，就被调到外交学院教书，兼二部副主任。由于他的英语水平高，且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加上通古博今，又有国外工作的经验，所以深得学生的好评。他的学生见了我常说：“你爸爸讲课太棒了，生动形象，语言文字都很美。”爸爸平易近人，从不摆教授的架子，对周围的人都很尊敬，可在党内讨论问题时却很认真、直率，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正是这种性格作风，在“反右斗争”时才被打成严重右倾。

1964年爸爸被调到外文出版局任业务办公室副主任、“国际文摘”总编，又干起了对外宣传的老本行，且有他独到的审定文章的风格。“人民中国”记者韩瀚在“少年情怀”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同他的谈话不禁风雅有趣，而且见情见心，充满人情味。有一次谈到我写的稿子时说：“我看以前你写的稿子常常有些新意，这篇新意差些。一个能写出新意的记者却没写出新意的稿子，是什么原因？恐怕是被脑子里的各种顾虑束缚住了，束缚当然是有的，要善于在有限的舞台上演出好戏来。”爸爸这个“有限舞台”的观点和追求“新意”的思想至今对年轻人都有指导意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炮打司令部、打到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外文局也贴出了不少爸爸的大字报，说他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假党员”、“特嫌”等等。运动开始不久，就贴出了批斗会的海报。批斗会开始时，按程序“念语录”祝“万寿无疆”“永远健康” 之后，红卫兵将他押到台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批判他在外交学院工作时写的几首词，那时流行的批判方式是从被批判者所有的诗词、文章中找出“三反” 的言行来。这次批斗会韩瀚参加了，他说，当时的批判莫名其妙，不知如何同“三反”联系起来的，倒是从批判者引用的词句中发现，“此公所作，格律尚工，用语自然，且颇有意味”。第二个人揭发他的“三反”言行时，说他对“林副主席“题词的书法出言不敬。批判者问他：“有没有这件事? ”回答：“有。”“你是怎么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没有恶毒攻击。”“你交代说的什么？”“我说林没有练过毛笔字。”“这不是恶毒攻击是什么？”“你让大家说说，没练过毛笔字怎么算恶毒攻击？”下面一阵哄笑，场面有些乱。红卫兵喊起口号来才把笑声压了下去。两个红卫兵拽着他的胳膊让他弯腰、赎罪，他挣扎了一下抬起头来，用商量的口气说：“我的腰有毛病，弯不下去，通融一下，让我跪下别弯腰好不好?”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参加会的韩瀚说他见到此情景也偷偷的笑了，笑他人情味用在了毫无人情的地方。

以后爸爸被下放到锅炉房烧锅炉，边劳动、边写检查、边被批斗。那时，我在南开大学毕业后待分配，回到家里，见他早上吃完饭，带上草帽，穿上一身蓝色的粗布制服和球鞋去锅炉房上班，傍晚回家挽着裤腿，浑身煤渣、灰头土脸，进门就吃饭，晚上睡得很早。看到这副样子，叫人心酸。平时他总是教育我们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就是这么挨整，也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从这以后，家里的气氛一直非常沉闷，每个人都无言以对。据说当时外文局的群众对爸爸还挺好，暗地里照顾他，尽量减轻他的劳动强度。

1968年以后，对老干部的迫害升级，爸爸被送进“牛棚”。在寂寞难耐的日子里，他写下了一首题为“六八年初冬北京牛棚凭栏”的诗：“紫卉粉披秋兴漫，霜梨醇烈可怜黄。良辰何必皆韵事，徽愠书生对鎯铛。”当时听说爸爸的问题挺严重，“假党员”、“特嫌”问题都没有查清，章汉夫、石西民也都关押了起来，爸爸只能提供入党的证人是周总理。另外，爸爸的海外关系多，在国外生活时间长，自然都成为疑点。1969年底爸爸妈妈将被下放劳动改造，当时还不知势态会如何发展，北京是否还能回来都是未知数。那年十月我和育琦刚刚结婚，房子里什么都没有，爸爸妈妈决定将一部分旧家具、厨具运到石家庄。育琦特地借了一个三轮车，把家具装满后，他在前面骑，爸爸在后面推。育琦回忆说，爸爸刚从牛棚出来，剃了个光头，穿着一身劳动服，像个卖苦力的老头，从展览路一直推到广安门车站。他是那么认真，一点也不怕累，育琦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敬佩。

就像扫地出门一样，1970年初爸爸妈妈和有残疾的弟弟分别被发配到河南、江西两地农村，两个妹妹也去了北大荒。爸爸妈妈每月只发二十四元的生活费，他们两人还不在一起，不能相互照顾。妈妈在干校干体力活照样那么认真，有一次她心脏病发作，晕倒在农田里，后被抢救脱离危险。

记得1971年的秋天，我正在石家庄国棉一厂准备车间接受再教育，车间值班长叫我：“门口有人找，好像是你爸爸。”我一听非常吃惊，激动地跑到门口，远远看去有一个头发花白、剃着平头的老头提着一个破旧的菜篮子站在门口。走近一看，还真就是我爸爸，只见他穿着一双沾满泥土的布鞋，还露着脚趾头，如果在大街上还认为是一个乞丐。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连声叫：“爸爸！”急忙接过手中的篮子，一看里面有一个白搪瓷缸子和用纸包着两个煮熟的老玉米，打开时已经有馊味了。爸爸说：“你不是爱吃老玉米吗？我给你带了些，路上饿吃的剩下两个。”我知道爸爸生活能力差，从未离开妈妈的照顾，他的这身装束已经充分显露出他的生活状况了。我把爸爸带到我们住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的泥瓦房里，他倒态度泰然，毫不介意，见面就问我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好想什么事情都未发生。因为我们的房子仅有十平米，连个床也搭不下，只好将爸爸安排到邻居的大炕上睡了一夜。这次与爸爸见面对我的刺激太大了，虽然我们当时作为“臭老九”也在接受审查，但毕竟还有个家呀。自那以后，我对爸爸妈妈这种无家可归的状况更加牵挂了。

1972年夏天，爸爸妈妈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由组织安排住在了新街口四环胡同的一个四合院的北屋。他们把奶奶也接到这里住。经过多方努力，两个妹妹也陆续从北大荒返京。我也由工厂调到厂办中学当老师。我们这个家经过政治和生活的磨难后，又开始享受亲人团聚的喜悦。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似乎都要重新开始。爸爸开始回到外文出版局，成为局编审组成员之一。妈妈还是回到外交学院当英语教师。虽然家里开始相对平稳了，但“文革”尚未结束，什么“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矛头直指周总理，政治气氛使人窒息。爸爸最担心的还是周总理的处境和身体状况，他经常凝视着书桌上那张周总理亲笔签名赠给他的肖像。爸爸多次向我们说起周总理有着超常记忆力，在公众场合能够叫出在场人的名字，即便是几十年未曾见面的人。在“文革”中他保护了大批知识分子和干部。由于爸爸的入党介绍人章汉夫在文革中迫害致死， 爸爸的党员资格就是周总理表态才被证实的。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之后，爸爸就像迎来了生命的春天，焕发出了激情和诗意。有人说他诗性大发，他的“英雄碑前的花朵”二十四首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连续写了不少旧体诗，包括五七言、长短句、杂言、歌行等，题材来自现实，有感而发，或寄真情，或记深意。有人评价他的诗：诗句自然，从无斧迹凿痕的生硬。爸爸在1980年4月出版的《少年心事——朵花集》的自序中写道：我发表诗始于1976年1月8日，其时万念乍歇，只相追随人群，也在青松翠柏之中系上一朵手制的白花簇儿，表示自己愿意做一名正直的中国人，不改变崇尚纯洁的习性。“四人帮”残害张志新的事情披露后，爸爸开始用散文式的新诗体写了“只因”这首诗，一口气写了十八个“只因”开头的长句子。

“只因一只彩蝴蝶翩然扑到泥里，诗人眼中的世界再不是灰褐色的…。只因一个弱女子的从容死去，沉重的中国大地飞地转动起来了…。只因我们曾眼睁睁容忍你带着钢手铐而去，今后中国工人将监督社会上每一斤黑色金属的用途…。只因你是光明，我们痛恨一切黑暗，只因你的大苦大难，中华民族将大彻大悟！这句句诗韵，能琅琅可诵，表达了他忧国忧民，嫉恶如仇，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情感，一度轰动诗坛，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1978年他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参与恢复中国作协的筹建工作，任作协外联部副主任，担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书记，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书萃》主编、《译林》和《台湾文学》的顾问和编委。他凭借自身通古博今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思考，经常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文学》、《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杂文、随笔等。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爸爸看到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再次焕发了革命青春。

1979年爸爸和萧乾代表作家协会应邀出席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一年一度的国际作家联谊会举的“中国周末”活动。主持人是聂华苓夫妇。这次会议以中国文学为主要议题，也是一次沟通两岸中国作家为主旨的文学聚会。有来自两岸三地，包括美国、欧洲、台湾、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在内的三十多位著名华人作家、评论家、新闻记者。9月14日夜，全体来宾在安寓二楼会合。这是三十年来大陆作家与台湾及其他地区华人作家的第一次聚会。，这是十年浩劫后中国第一次参加的活动，他非常高兴。大家即兴发言，即兴吟咏，爸爸也吟了两首诗。

1981年秋，世界笔会在巴黎举行。我国派出由巴金为团长率领毕朔望、朱子奇、叶君健等10多位作家、诗人组成的笔会代表团赴法国参加会议。

1980年爸爸出版了“少年心事—朵花集”的诗集，共三十四首诗，由矛盾先生亲自题写书名。这些诗体现了爸爸忧国忧民、关注祖国建设的方方面面，联系古今中外，见景抒情、有感而发。他曾写诗赞安徽省最大的一座人工湖——太平湖道：“天池无此亲切，太湖无此幽深，富春无此清凉，漓江无此烟云，三峡无此青翠，西子无此胸襟，乾隆无此眼福，江南无此水程。”

韩瀚说，他的心理和情感如同一个少年，岁月磨砺不掉他的少年脾性。1984年爸爸就中英关于香港的谈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英港事议成书感》(四首)，其中第四首为《赠饮者，草签仪式上》：

作法为师吾不图，明台有酒德未孤。

秋光如许直须醉，健雅周郎属意无？

1986年9月25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纪念印度友人森德拉尔百岁诞辰，以追怀大师多年为印中友谊呼吁奔走之劳绩。爸爸写到：“我在新德里时有幸与森翁过从，观其布衣隆额行公卿间，坦荡诚挚，风骨嶙峋，复宽和可亲，不觉为之倾倒，及今难忘。”云云。当日，他《金缕曲》云：“我亦蹉跎久。卅年来，冰川望断。炎南故友。官道咸阳音尘歇，白马长安立瘦。记不起，从前胜游。独忆森翁目如电，问后生到此心凄否？百代计，谁信守。君生丁亥吾己丑。一霎间，锁摧镣折，无独有偶。才过旌旗风雨作，百废待兴成愁。何时是，国丰人寿？新命旧邦神杲杲，这东方须尔长携手：期共进，且好求。”

爸爸除了写诗、散文、杂文外，还同妈妈一起翻译一些文章和书籍。

爸爸翻译生涯是从1946年翻译《列宁传》 开始的，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又翻译、校对过不少具有社会影响的作品，如《苦寒的拂晓》、《美苏冷战史话》、《美国俚语大全》、《美国梦寻》、《预测与前程》、《未来的冲击》、《天下风云一报人》、《劫后人语》、《百岁人生随想录》、《烈药》、《旅华杂咏》等。他还参与了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帮助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翻译李白诗选。七十年代他领衔的翻译班子署名 “齐沛合”翻译的“基辛格”一书被认为是“诸多各国外交人物传记中的上品，迄今无过之者。”爸爸深厚的中文功底，加上英文语言和文学方面的造诣，使他的译文风格有独到之处，对英语词汇语态的准确理解和中文词汇恰到好处的运用，让不少人赞不绝口。他常说：“在语言文字上的反复推敲是最下功夫的。”为了一个词和句子往往翻看查找许多中外书籍。

凡到家里做客的人的第一感觉是：你们家的书真多呀。的确，家里的装修摆设很简单，但客厅书房和卧室四周的墙上都是书，写字台上摆满了爸爸写作、翻译用的参考资料和中外文稿子。爸爸酷爱看书，有钱就买书。有一年他去香港开会，当时大陆和香港还未开通，回来时他把所有的钱买了两麻袋书，别人都好奇的看着他。平时，他有时间就去逛旧书店，经常忘了吃饭，一呆就是一整天。他常说，这些古今中外的书都有参考价值，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他珍藏了许多古书和中外工具书。他的床头上放着各式各样的书，经常看着书就睡着了。

爸爸退休后非常喜欢出游江南，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心情，他喜欢到他曾经学习、工作过的扬州、上海、南京和出生地杭州，那里有他童年和青少年时的记忆，北京不是他喜欢的城市。有一位记者写道：“近十次的登门拜访，倾心交谈中，毕朔望的骨子里不时地透露出来的浓重文人气息，令笔者感到，毕朔望莫非误入仕途？”的确，在家里他的生活很随意，对人和事没有刻意要求，而是顺其自然。在衣着上更是很随便，怎么舒服怎么来，不修边幅，秋冬季穿着硕大的睡袍，一双绒布拖鞋。有人说，他的身材粗壮结实，额宽嘴大，再加上这般装束，真有一副“巴尔扎克”的样子，特别他那说话声如洪钟和如雷贯耳的咳嗽声，使人感到他底气十足。到了夏天他总是光着上身，下身穿着一个缅甸的“沙龙袍”，就是将一块布包在腰间，采访者来时，偶尔也能遇上这身打扮。

凡和他接触的人不论老人，还是年轻的朋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为人豪爽、率直、健谈可交心，他总是强调一个“真”字，也就是常说的“真实”、“真诚”。他讲话非常简练、干脆，是非分明。他最不喜欢听的话是：还可以。一听到说“还可以”，“还行”的时候，他会马上就问：“到底是好，还是差？说可以，等于没说。”每当我们从石家庄到北京探亲时，进门他就把我和育琦叫到书房认真地问我们的生活、工作及家庭的情况，向我们了解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最后总是很明确地谈出他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毫不隐讳，说完就起身离开。他讲话从没有废话、套话、空话，常常是三言两语就搞定，一般谈话不超过半个小时。他与我们通信也是十分简练。有一年他同妈妈到石家庄看我们，走后写来一封信“育琦、桃李并晖晖雷雷：国庆前后来石一段，家居生活十分愉快，竟可说喜出望外。家庭兴旺、和睦、身心与时并进，人际关系通和，起居宽敞，且善自娱…实比许多其他人家为好。盼你们珍惜这个岁月，向更高的境界前行。我们均好，有消息当函电相告。”不论信写的长短，最后总要向我的公公婆婆问好，都要提醒我们注意营养，防止过于劳累。每当我们翻看他的每封来信，欣赏他那柔韧有力的笔锋，感受他对子女的关爱时，总有一股股暖流向上涌动。

爸爸一生都爱看报，关注国内外新闻。他忧国忧民，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由于他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以及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缘故，他追求民主自由的心情非常迫切，对国民党的专制深恶痛绝，他希望党内能够畅所欲言，对党内的贪腐现象更是非常气愤。每当朋友到家聊天时谈起一些人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时，爸爸总是恨得咬牙，甚至拍桌子：“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再这样下去真要亡党亡国了！”随着年令的增长，我发现爸爸的心理总蕴藏着许多忧虑和焦急，说话变得更加激昂慷慨了。有人说，看破红尘心就静了，可爸爸一辈子都还是那份少年情，那颗少年心。

我从小就是在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爸爸妈妈从来就没刻意要求我们考什么大学，学文科还是理科，学什么专业，将来成什么“家”等。他们总是尊重我们个人的兴趣和选择。报考大学时，按我的第一志愿该报北京大学，可因为我有个表姐在南开，就报了南开了。这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做主，顺其自然。就连我的婚姻，也是尊重我的意见。育琦出身于农民家庭，家境贫寒，我们两个家庭环境反差较大，在征求爸爸妈妈意见时，他们不仅没反对，而且还鼓励支持我的选择。妈妈说：“只要人品好，志同道合，家庭不是主要的。”她还说：“你小时候在国外生活，回国后一直住校，后来又学了理科，对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缺乏了解。你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他们的支持，增强了我的信心。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爸爸越发想经常出游江南，甚至想在那里常住。扬州、苏州、无锡的古朴典雅，充满诗意的园林、古迹是他最向往的。我在1985年去扬州开会时正好遇上爸爸妈妈在那里游玩，他们是在厦门开完笔会，又去妈妈的老家福州探亲，之后才来扬州的。看上去他们的心情特别好，还不时的开玩笑。可是没过两年，他们的孙子毕以文出生后，妈妈只能在家里照料孩子，无法陪伴爸爸了。爸爸只好单独到南方会友，住在朋友家中。

1991年7月1日妈妈病倒了，住在北京天坛医院，被确诊患了胃癌，爸爸当时正在南京，当得知这个消息时，南方正闹水灾，由于买不上机票推迟了四天才回京。来到医院时，妈妈说话已经很吃力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妈妈的病会发展得如此之快。7月19日下午4点半妈妈与世长辞了。她走的是那么急促，使大家难以接受，全家都陷入极度痛苦之中。爸爸写下了“哀家寄语”，沉痛悼念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词语简练、深沉、感人，对妈妈一生的思想和为人作了生动的表述和贴切的评价。爸爸在妈妈墓碑上的题词是“遗爱在人间”充分体现了他对妈妈的缅怀之情。过了一年后他与黄鹂结了婚，但后来的日子过得并不幸福。黄鹂家务事缠身，奔波于南京和美国之间处理孩子们的事，她没能来看望爸爸。

爸爸的痛风病日趋严重，走路很不方便，他的心情寂寞悲哀。后来得了脑血栓和脑瘤，神志就越来越不清醒了，不能下床活动。在稍微清醒的短暂时刻，见到育琦的小弟弟育琨，还向他提起老子的思想，见到我女儿的丈夫王念时，说他大智若愚。诗人的本色始终未变。

1998年春节后，他的病情加重，输液的作用不明显，身体逐渐衰竭。1999年凌晨6点35分离开了我们。最使我内心愧疚的是，没有能够满足他回到杭州出生地看看的愿望，更让我后悔的是，在爸爸病重期间，我没能够多陪陪他，因为当时我正担任石家庄市科技情报所所长，工作较忙，很难抽开身。我向组织提出辞去所长职务，没有同意。我只好请了一个月的长假，在医院和妹妹们轮流照顾爸爸。可爸爸的病情不见好转，于是我想不能因为工作，在关键时刻放弃对爸爸的照顾。1999年3月，在我再三要求下，组织上同意我退居二线，正当我准备抽出更多的时间照顾爸爸时，爸爸没能给我机会。4月2日下午我到了北京，看到爸爸躺在家里的病床上输液，已经昏迷不醒，我心如刀绞，难受极了。第二天也就是4月3日早上6点35分一颗充满激情的心停止了跳动。当时我没有哭，我想这对久病的爸爸来说，也许是个解脱，他要到天堂里去和妈妈相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