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遗爱在人间

遗爱在人间

—妈妈二十年祭

毕桃李校友 April 5, 2011

毕桃李全家

妈妈去世已经二十年了，七月十九日是她的祭日。每当想起她，就会沉浸在深深的思念和回忆之中，她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也是我最爱的人。我曾多次想动笔写写“心中的母亲”，而常常因为对妈妈的生平了解甚少，能否写好，心中没底。这些年，每当遇到亲友时，他们都会向我讲述妈妈助人为乐，关爱他人的故事，我突然发现，我对妈妈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于是我又向大姨、三姨、二舅母、范华表哥等亲戚进行当面或电话采访，了解他们亲历的所见所闻。我的小叔子育琨曾多次动员我写写母亲，记得有一次他在来信中说：“你定能写出很棒的伯母，那个特别值得尊敬的女人，受了那么多委屈，依然挺立着一个家，多不容易呀！嫂子，加油！”祭日就要临近了，我又把过去的资料翻了出来，当我重新读到我的爱人育琦在妈妈逝世时连夜赶写的《献给母亲的歌》和妈妈逝世十周年写的《岳母十年祭》两篇诗文时，又一次，被文中的真挚情感深深地打动了，对母亲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油然而生。我再也不能等待了，下决心一定写完拖了多年的追忆，以告慰妈妈的在天之灵。

(一)

我的母亲叫陶朔玉，祖籍福州市。陶家世居福州市鼓楼区达明路（旧称达明河沿）。解放前，这条街有一、二十家旧衣店（俗称退衣店），陶家开的旧衣店属前店后家。陶家的前店在解放前就归别人经营了，后家目前仍供奉着陶家祖先的牌位，供后人祭奠。我的外祖父叫陶友凤，很早就离开了福州市，与前妻生育的大女儿（后叫珠姨）留在福州，而他去了哈尔滨，在民国的海军司令部当幕僚，有相当的地位。外祖父很有文采，写一笔好字。1918年外祖母在哈尔滨生下了我的母亲，妈妈与福州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珠姨从未见过面。妈妈四岁时，外祖母不幸去世。她从小就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和自强自立的性格。外祖父的哥哥陶友端在福州老家去世后，外祖父就将他的儿子陶远进接到哈尔滨，帮他娶了媳妇，成了家。1926年陶远进有了第一个孩子陶碧和。母亲十岁那年，我的外祖父又去世了。陶远进只好带着我母亲离开哈尔滨到吉林洮南县，投奔在洮南法院当院长的表兄。外祖父去世后当时海军还有固定的遗孤抚养费，作为给母亲的生活补贴，陶远进用这笔钱供我母亲吃住和上学。那时，妈妈寄人篱下，堂嫂对母亲很不好，让她边上学边做大量的家务活，大早起烧火做饭、看孩子，还要急急忙忙去上学。幸好外祖父临终前将女儿托付给了他的福州老乡、世交陈书琨老先生。陈老先生得知妈妈去了洮南县很不放心，特派他的三女儿陈颖静（我们叫她三姨）去看望妈妈。三姨发现堂嫂对妈妈很不好，就告诉了他的父亲。陈老先生即将妈妈接到北京供她上学。三姨在妈妈去世后提到这段经历时说：“当时你妈妈像家里的使唤丫头，堂嫂对她特别厉害，近乎虐待。”对于童年艰辛的生活，妈妈从未向我们提过。

妈妈到了北京后，陈老先生认妈妈为干女儿，在陈家女孩中排行老二，孩子们都称她“二姨”，从那以后妈妈就融入了这个家庭，像一家人一样。后来妈妈考上了惠文中学，她独立能力很强，学习非常刻苦。三姨说：“我和你妈一起学习，做作业，我还有时候玩玩，可她特别专心。”陈老先生家有二儿四女，他一个人在政府工作养活全家并不富裕。这一切妈妈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此，她常常到别的朋友家里借宿、做功课，以减轻陈家的负担。在陈老先生的帮助下，妈妈从惠文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免学费、供食宿的中央政治大学会计审计系。这个学校是国民党专门培养文官的学府。抗日战争爆发后，母亲跟随学校迁到了重庆。1940年她正式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个金融机构工作。正巧在重庆与我爸爸不期而遇，两个人都是中央政治大学的同级校友，相互认识，当时爸爸已参加革命，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在谈恋爱中，妈妈接受了爸爸的革命思想，他们于1940年结婚。大表哥回忆说：“你妈妈跟我说过，为了追求光明，她放弃了优厚的公职待遇，跟随你爸爸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和政治风浪，她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和对人民的忠诚，你妈妈是个了不起的人啊！”

1941年初爸爸妈妈结婚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当时爸爸在重庆《新华日报》社负责国际版的编辑工作。在险恶危难之际，爸爸由章汉夫、石西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向海外疏散部分干部并组织华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时我二伯伯毕庆康在缅甸仰光做生意，思想也比较进步，所以爸爸妈妈就转移到缅甸仰光。在那里与同行的新闻工作者张光年、许迈进等人一起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唤起华侨的民族觉悟。那时，爸爸妈妈都参加了华侨组织的“旅缅战时工作队”。不久，仰光被日寇占领，爸爸妈妈只好撤退到曼德勒（瓦城）。1941年日机轰炸瓦城，全城硝烟弥漫，妈妈不幸中弹受伤。日寇很快占领了缅甸，妈妈带着伤和身上的子弹，只得跟随爸爸和张光年等同志一起徒步撤离缅甸，向我国云南境内进发。从密支那到云南保山是一段极其艰难而危险的路程。天上日机轰炸，地上日军追击，妈妈那时已怀上了我，她带着笨重和受伤的身体，在荒芜人烟的灌木丛湿地中摸索行进。因过度疲劳妈妈掉进了炸弹坑，她怕拖累大家，要求不要管她。但是怎么可能呢？不论多艰难，大家也不会让一个人掉队，于是爸爸柱着棍子，相互搀扶着，咬着牙继续前行，终于走出荒地，来到昆明。当时我大姨陈修宇一家正好在昆明，大姨夫钟滋奇在国民党政府纺织部工作，是高级职员。那时三姨也来到了昆明，正准备与三姨夫陆继宪结婚。她们三姐妹能在战乱时期相遇，实在是太难得了。大姨后来形容见到妈妈的情景时说：“你妈妈浑身上下被泥水泡透了，他们忍饥挨饿，是靠吃野菜树叶走过来的。”

1942年10月4日我在昆明妇产医院降生，据说当时胎位不正，屁股朝下，属于难产，幸亏大姨安排了这个大医院，才使我们母女平安。后来爸爸先由昆明去了印度。还不到满月，妈妈就抱着我，乘飞机去印度加尔各答找爸爸去了。那时二伯伯也从被日寇占领的缅甸到了印度，做国内钨砂出口生意。

1942年至1948年妈妈协助爸爸以多种职业为掩护，做党的华侨工作。在侨居加尔各答的六年里，我们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楼上，生活虽然贫困，但与印度邻居相处得很好。我刚生下来头发就自来卷，像个洋娃娃，所以起名叫“Dolly Pitt”，英文是洋娃娃的意思。印共地下党员常常到家里来找爸爸联系事。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发烧，印共党员巴苏大夫就到家里来给我看病，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都要用冰块在我的头上冷敷。巴苏大夫是赴中国医疗救援队成员，在中国逝世，他的墓碑至今还在石家庄烈士陵园。我们曾同爸爸一起去烈士陵园向柯棣华和巴苏大夫墓碑献花，并在塑像前合影。

1948年的一天，我站在凉台上正在玩耍，突然听到外面枪响，周围的楼下来了不少警察，入室搜人，情况很危险。可是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没过几天，爸爸就带着我和妈妈紧急离开了印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抱着我，我扒在他的肩膀上，向下看着他的鞋跟，走得很快，声音很响，不停地赶路，直到现在还能记起那赶路的皮鞋声。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枪响是印度共产党人暴露了身份被抓。我爸爸只得离开印度，经恩师许孟雄介绍，应聘到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劳工局劳资关系组从事研究工作。在日内瓦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日子过得宽裕、平静而快乐，爸爸上班，妈妈做家务、照顾我，平时每天领着我徒步穿过林荫小道去瑞士人办的学校上学。节假日全家一起乘车到法国玩，或到阿尔卑斯山滑雪。1949年4月3日妈妈生下了大妹妹青青，因为小时很可爱，瑞士人常常亲亲她，就叫她青青。

（二）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2月周总理给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发电报，要求他速通知爸爸回国。1951年我们一家四口远涉重洋，经香港回国。爸爸妈妈还动员说服了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和文化工作者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一个多月的海轮航行，经过了好多国家。记得爸爸妈妈带我们看望了印度、缅甸等国的朋友，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很喜欢热带风光，印象深的是，椰子树下喝椰汁，吃椰肉。
在香港我们见到了大姨一家人，经动员，他们和我们一起回到了北京。妈妈和大姨共同买下了东四报房胡同贵人关4号一幢小四合院，购买了一些老式的旧家具。后来把干姥爷陈书琨和干姥姥林瑛接来。陈家住北屋，毕家住南屋。从此，这个小院成了两个家庭在北京的大本营，亲友们从全国各地来看望我们，有时人多了就搭地铺睡觉。每到寒暑假十几个孩子聚在一起，吵吵闹闹，玩玩乐乐，小院里充满了朝气，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大姨一家在这个小院里住了十来年，可我们回到北京仅两个月，爸爸就被外交部派往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当一等秘书，妈妈作为夫人和工作人员，随袁仲贤大使同行。大妹妹青青因年纪小被带出国，而我被留在国内读书。妈妈把我托付给大姨，她是我的监护人。大姨和四伯伯在妈妈离京后，就把我送进了北京育才学校。刚进学校因想爸爸妈妈，语言也不通，所以哭得厉害。从那以后，我五年没和妈妈见面，中间爸爸因公回国曾看望过我。我从瑞士回国时，满口英文，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可是随着环境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把英文忘得一干二净，就像和饭一起吞进肚子了一样，真可惜。

在驻印大使馆期间，妈妈于1952年生下了小妹小元，1953年生下弟弟大地。青青于四岁时被送回北京，全托在芳草地幼儿园，也由大姨关照。每周六下午大姨先去育才小学把我接回来，我再和大姨去芳草地幼儿园把青青接回大姨家住一天。

在驻印大使馆，妈妈工作积极肯干，任劳任怨，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因英语好，翻译水平和素质高，她经常出现在各种接待外宾的场合。从照片上看，她穿着旗袍，烫着发，非常漂亮和有气质。

1955年我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刚刚入学不久，爸爸妈妈就带着弟弟妹妹由印度回到了北京。爸爸分到外交部亚洲司当专员，妈妈被派往外交学院深造两年，后留校在英语教研室任教。正当她要踏上新的工作岗位时，一个改变家庭命运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那天，妈妈照常上班，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家中四岁的儿子大地发起高烧，且越来越重，等保姆来电话时，大地已经抽搐不止，妈妈把他抱到积水潭医院时，医生说已经晚了。弟弟那时已不醒人事，我和妈妈死盯着那个显示呼吸状态的瓶子，突然瓶子不冒泡了，妈妈痛苦难忍，差点哭出来。忽然在大家几乎绝望的一刹那，从瓶底冒出了一串气泡，医生激动地拉着妈妈的手说：“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就这样，弟弟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后来经过一段治疗和调养，他的思维、语言和右腿行动逐渐得到恢复，只是右胳膊、右手失去了活动能力，医生诊断为脑炎后遗症。弟弟的这场病对妈妈一生是最大的打击，对我们这个刚刚安顿好的家庭也是一个重创，从此，改变了整个家庭的状况。从那以后的十多年间，妈妈除工作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给弟弟治病和对他的全面呵护，弟弟也在不断地克服重重困难中成长。妈妈带着弟弟去过国内许多著名医院，采用过多种方法进行治疗，但收效甚微。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我们还没从家庭的困境中走出来，爸爸因为与领导的意见有分歧，而被扣上严重右倾的帽子，下放到京郊顺义和房山劳动改造。1959年又给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由外交部调到外交学院任二部副主任兼教授。这两年妈妈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压力大于家庭负担，但在孩子们面前，没有丝毫的流露。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粮、油、肉、蛋等生活用品都实行定量供应，一家人的衣食住行都要妈妈精心安排。粮食不够吃，副食也要凭票排队去买。记得每当周日我从学校回家后，就得拿着小板凳去排队买肉，买到的肉那么少且很不好。妈妈对我住校的生活非常关心，周日晚返校时，总要给我带点好吃的，她用两张特供票，花了14元钱给我买了一件银灰色雨衣，颜色和样子我都非常喜欢，当时我特别不过意。尽管生活艰苦，但妈妈对教学十分认真，受到领导和师生的普遍赞誉。经常有师生到家里向妈妈请教问题，他们夸奖妈妈为人好、英语水平高、教得棒。在妈妈逝世后，外交学院在介绍妈妈的生平中写道：“陶朔玉同志热爱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外交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三十多年，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贡献了自己的才智。陶朔玉同志英语功底坚实，经验丰富，治学严谨，对业务精益求精，备课认真充分，讲授方法灵活多样、针对性强。对学生极端负责，课后自觉深入到学生中，与他们打成一片，耐心地进行辅导，她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得到了学生和同志们的高度赞誉。”“陶朔玉同志对同志诚恳热情、平易谦逊，乐于助人，提携后辈更是不吝精力。她对学院英语师资队伍的建设与成长，对教材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均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段评价是对妈妈做人做事的真实写照，用词用语是那么贴切、厚重，那么充满感情，读起来如见其人，让人感动。我常想，写这个生平的人太值得尊敬了，因为他为我们展现了母亲不为家人所知的高大形象。

（三）

1961年我结束了六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业，准备考大学，爸爸妈妈对我报什么大学及专业没有提出建议，我自作主张填报了南开大学物理系，不是因为我考不上北京大学，而是早就被政治运动搞怕了。大伯在台湾，二伯在泰国，我担心这么多海外关系在政治审查中恐怕通不过，而且我的表姐钟贻诚在南开大学生物系任教，我想有熟人在，会更方便。最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开大学物理系。我在大学期间，爸爸曾在外交学院英语系任副主任，后又调到外文出版局编审部负责编审工作。妈妈一直在外交学院任教。我只有寒暑假回来和全家团聚。记得我最高兴的是外交学院组织的颐和园避暑活动，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四个孩子，提着各式各样的野餐食品和铺在草地上的雨布，在颐和园游玩，一住就是三四天，集体睡在木制阁楼的地板上，玩得特开心。1962年后的那段日子，我们过得平静而快乐，直到现在还回味无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字报铺天盖地，红卫兵举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子到处抓人，开批斗会，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当时爸爸在外文局首当其冲的被戴上了这两顶帽子，经常挂牌子，进行批斗，之后就去锅炉房当烧火工，接受劳动改造。妈妈在外交学院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受到疏远和冷落。在那个年代，爸爸的问题使子女们自然也受到牵连。“文革”初期，爸爸总是身穿劳动服，剃个光头，早出晚归去锅炉房劳动。看到他又脏又累的样子，我心里真难过，但谁也无话可说，无能为力。妈妈每天只能墨墨地承受这一切。随着“文革”的升级，爸爸又被关进了“牛棚”，不能回家了。这个家庭就全由妈妈一人扛。

1968年随着全国性 “上山下乡”活动的开展，正在上高二的青青和上小学的小元被安排到北大荒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而我本应在1966年大学毕业，却因“文革”运动直拖到1968年才分配。我属于“黑五类”之列，不可能去军工、部队和科研单位，更不能留校，只可能去基层。在校逍遥的这两年中，我对同年级的同学育琦产生了好感，在通信和交流的过程中建立了恋爱关系。我觉得育琦人品好，作风正，有思想，有能力，可是他家在山东农村，家庭贫穷，我怕爸爸妈妈通不过，所以思想上比较犹豫。我将育琦的情况告诉了妈妈，并征求她的意见。妈妈说：“只要人品好，志同道合就行。家是农村的没关系，你从小在国外，回国后又一直住校，你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这一席话使我豁然开朗，妈妈的表态让我能大胆地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了。这才成就了我后来这一生值得自豪的胶东姻缘。

1968年8月育琦先行一步来到了石家庄，分配在无线电二厂工作。随后，我也到了石家庄分配到国棉一厂当工人。1969年国庆节，在公公婆婆的催促下，我们回到山东莱州老家结婚，婚礼办得很热闹，没有一点“文革”的阴影。可是回到北京看望爸爸妈妈时，就感到不对劲了。一进门妈妈见到我们很高兴，但立刻小声告诉我们：“家里来了人，就必须到院保卫部备案。”到了晚上，育琦要打开收音机听广播，妈妈又说：“上面规定咱们家不能开收音机。”这种紧张的气氛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家已经被当做专政对象严密监视起来了。妈妈在我们面前虽然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们心里对这一切都明白了，只住了两天就赶紧走了。离开家的时候，妈妈孤独地站在凉台上目送着我们，至今每当我们回忆起那时凄凉的情景，仍然感到一种难以控制的心痛。

回到石家庄后，我们立刻搬进了朋友老郭夫妇帮着租下的房子。这是一间土坯房，临街，周围有三个厕所，每逢傍晚拉粪的车子就会来掏粪，臭气熏天。室内是个大土炕，墙皮已经疏松了，随时都会掉下来。尽管如此，但在当时我们这两个“臭老九”能找到一间房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已经很不容易、很满足了。可是工厂里的工人见到这房子都说：“住在这个地方，看了就叫人掉泪。”

1969年爸爸妈妈又要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何时回来尚不能确定。妈妈知道我们的处境，决定再难也要将一些旧家具运到石家庄。妈妈把所有可支援我们的用品都翻出来做好准备。育琦来到北京，借了一辆三轮车，装了满满一车旧家具和厨具，他在前面骑，爸爸穿着工作服在后面推，一直运到广安门车站，爸爸累得浑身冒大汗，当时车站负责验货的人员，怕是资本家疏散财产不给运，爸爸耐心解释说：“你们看看都是些破烂家居，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后来他们两人又说了一些好话，才给托运了。

育琦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感动不已。运来的厨具和用品都派上了用场，解决了我们生活的大问题，这才像个过日子的家了。其中那个小木橱柜是妈妈1951年回国安家时，从旧货市场买的，几次搬家我们都没有丢弃，育琦说：“这是历史的见证，它承载着太多的记忆，应传承下去。”

1970年爸爸妈妈又下放到干校，不在一个地方。妈妈带着弟弟去了江西农村。她有心脏病，身体虚弱，但还是不顾一切的下地干活，因为过力，晕倒在田间，幸亏当时被抢救过来了 。这以后她的身体就更差了，她不仅要接受劳动改造，还要照顾大地的生活。从照片上看到她那憔悴的样子，真叫人心酸。

1972年夏，爸爸妈妈被“解放”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暂住到北京新街口四环胡同一个四合院北屋的两间大房子里。妈妈把奶奶也接过来同住，还请了个保姆郭大婶来照顾她，四伯伯毕季龙和六姑毕庆和两家人也常来看望奶奶，家里有时多达16人，与以往那种冷清的局面相比，显得热闹多了。就在这一年“十一”放假时，我抱着近七个月的儿子雷雷去京看望爸爸妈妈和奶奶，妈妈见到自己的外孙非常亲，抱着左看右看，发现孩子面色不好，缺乏营养，于是问起雷雷在工厂托儿所的情况。当她得知我在车间劳动，三班倒，孩子经常吃火奶，拉肚子，我们常半夜排队挂号看医生时，她便毫不犹豫地提出，把孩子留在北京，由她和郭大婶照顾。我当时考虑他们刚回到北京，家还没安顿好，奶奶岁数大，也需要人照顾，在这种情况下，把孩子推给妈妈，于心不忍。但妈妈却说：“你那里带不好，北京条件好多了。”最后，妈妈还是坚持将雷雷留在了她的身边。

妈妈特别疼爱雷雷，照顾得非常周到，总是抱着晒太阳，带他到处玩，不久孩子就胖了，结实多了。雷雷长到一岁多，会走路了，非常淘气。妈妈一早还要去上班，郭大婶忙不过来，于是就把孩子托付给邻居张奶奶照顾，晚上妈妈下班时就把孩子接回来。张奶奶为了干家里的活，经常让雷雷自己坐在小椅子上，不听话，就喝斥，雷雷很怕她。每天早晨雷雷为了不去张奶奶家，就死缠着姥姥不放，不让姥姥上班，妈妈只好哄着他，给他剥花生吃，趁她不注意抽身溜走，等雷雷发现已经见不到姥姥了。这一老一小每天都要做这种“捉迷藏”，最终是以雷雷哭着去张奶奶家而结束。那时我们的大女儿晖晖，已在老家莱州由奶奶带，我婆婆也经常挂念雷雷的状态，她常说：“姥姥家人多事多，还上班，带孩子不容易呀，不行就到老家来。”
雷雷快两岁了，也越来越调皮了，每次回北京，我看到妈妈负担太重，实在太累，怕把她压垮了，考虑再三还是将孩子送到山东老家为好。可是话到嘴边没跟妈妈讲，因为她太爱雷雷了，怕她心里难受。于是，我们又征求山东老家奶奶的意见，我娘高兴地说：“带一个是带，带一群也是带，累不着。”就这样，我们就决定把雷雷送回山东莱州。后来从青青那里才知道，妈妈知道这个决定时，她虽没有说什么，但心里非常舍不得外孙，为此晚上暗自流泪，妈妈同外孙的感情太深了，谁也离不开谁。

在我的一生中，有几个重大关口，如上大学、分配、结婚等，爸爸妈妈从来都是尊重和支持我的意见。她常说：“路是靠人走出来的。”她相信我能走好自己的路。自从我们结婚成家、定居在石家庄以后，妈妈总认为我们生活在外地，条件艰苦、无助，所以她一直在默默地观察着我们，只要认为我们需要，就必定伸出援手。1971年我在石家庄国棉一厂劳动改造时，怀了雷雷，当时生活很艰难，妈妈考虑到怀孕期间会缺乏营养，于是寄来50元，要我一定多吃水果，不要在这方面节省，那时这50元可顶大事了，真是雪中送炭。我取了钱就去买苹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可解馋了。

（四）

1974年春节过后，我和妈妈、青青妹妹送雷雷去山东莱州。一路上雷雷只让姥姥一个人抱。到了莱州汽车站，爷爷奶奶姑姑叔叔都到车站迎接，雷雷看到这么多生面孔，拼命楼着姥姥的脖子，不下怀。妈妈抱着走得很累，但谁也替代不了。

妈妈和青青第一次来山东，受到了全家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在妈妈来之前，我娘早就把妈妈的身份和人品向亲友们介绍了，所以到家一落脚，亲戚们就邀请妈妈到家里做客。娘拿出最可口的饭菜招待妈妈和青青，她们俩最爱吃的是贴玉米面饼子、玉米粥和刻着各种动物形状的花样饽饽。莱州靠近渤海湾，可以吃到鲜美的海味，爹娘做了各式各样的鱼虾等海鲜，摆满了一炕桌。娘一边往她们的碗里夹，一边说：“快叨，快叨，别放筷子。”看着妈妈和青青也不拘束，吃得很香，娘高兴极了，她就喜欢实在人。从我一进婆家门，娘就发现我是个实在人，这次她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地说：“怪不得桃李实在，原来紧赛她妈。”我娘跟街坊邻居说：“俺亲家是大学老师，可有学问了，一点架子也没有，给什么吃什么，说话又和气，和我们可说得来了。”后来，育琦的二舅和二舅母也特别邀请妈妈一行去做客，他们也做了十几个菜，有新鲜蔬菜和海鲜。莱州独特的鸡蛋炒蛏子味道鲜美，妈妈和青青特别爱吃。

山东人的朴实、豪爽、热情、好客的性格，给她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妈妈离开莱州的前一天晚上，雷雷和奶奶睡在一个炕上。早上雷雷醒来摸摸身边人的脸，发现不是姥姥，而是奶奶，便嚎啕大哭起来，说什么也要找姥姥，当他发现再也见不到姥姥时，只好寸步不离奶奶了。

从那以后，北京山东两个家庭经常来往。每年春节妈妈都要买一些糖果和晖晖、雷雷的小衣服、我娘的衣物等寄回去。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遛马路，看见卖带腿的纯棉大裤衩，妈妈停下脚步，拿起一条比量着说：“你娘穿上这条裤衩肯定舒服，”顺手就买了两条。1974年小元来石家庄时，妈妈托她给我娘带来一件新买的前开衫黑毛衣，毛线看上去又黑又亮，质量很好。我们回山东老家时，把毛衣带了回去，我娘见了爱不释手，直说：“这可是好毛的，得花多少钱呢！真谢谢姥姥了。”那时我们月工资也只有43.5元，而这件毛衣就花了24元。逢年过节我爹娘也从山东给北京寄去花生米等土特产。正是在这些普普通通的来来往往中，妈妈和娘都把对方装在了心里。爸爸每次来信最后不是“并向奶奶请安”，就是“问安”，妈妈来电话或写信也总是说：“问你娘好。”

有几次爹娘带着晖晖、雷雷去北京看望姥爷、姥姥，妈妈总是带他们去天安门、故宫、中山公园和颐和园等景点玩，照了许多相。

妈妈知道山东的两位老人带孩子很不容易，有一段时间连续每月给我们寄15元作为补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钱数还真挺管用。我们理解妈妈的心思，知道她始终挂念着山东的老人和两个孩子，也担心我们的生活太拮据。

1990年12月下旬，妈妈突然没打招呼就独自一人来到石家庄看望我们。当时，我娘正住在我们这里。记得那天下午四点多钟，娘到街上与邻居老太太聊完天回家时，突然发现妈妈坐在家门口，她又惊又喜，赶紧将她领回家。妈妈说，她是特地过来看我们的。娘高兴得直忙乎，妈妈也没把自己当外人。两个老人相处得十分融洽，谈心聊天，很说得来，娘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她说：“姥姥是个有学问的人，可一点架子也没有。”妈妈不挑食，做什么，吃什么，还总和我娘抢着吃剩菜，吃鱼头，说她愿意吃这个。总挑着快坏的水果先吃。特别令人难忘的是，那年因麦收时连续阴雨天，小麦发了霉。当时还是按人头计划供应，粮店供的面粉都是发粘的，非常难吃。我娘很着急，要我和育琦到老朋友郭振州家借点好面，可妈妈说：“粘馒头一样吃，没关系。”我娘见我们有点犹豫的样子，就生气的对我们说：“亲家好不容易来一趟，说什么也不能让她吃这种面。”好面粉终于搞到了，我娘很快就蒸出了白馒头。见到亲家吃上了白馒头，她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大大松了口气。

在石家庄，我们发现妈妈身体很不好，肩、背和腿都痛，腿关节还肿得厉害。我们用电磁治疗仪给她按摩治疗，没有明显效果。记得，前些年娘身体不好，我们曾教她练气功，身体很快恢复了。于是就想到用气功给妈妈进行调剂和治疗，可能会收到成效。我们请来了气功冯大师给两位老人看病发功。大师说，我娘主要是心脏不太好，全身没有什么大毛病，而妈妈全身都是病。妈妈说：“我自己也感觉全身不太好。”我当时认为，她可能是因为家务事太多，太劳累，只知道照顾别人，而从来想不到自己的缘故。妈妈去世后，我回想起气功大师的话才明白，她全身的不舒服是癌细胞顺着淋巴扩散到全身造成的，关节肿痛是明显的症兆。我真后悔当时没带她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那时我是个医盲，没有健康意识。妈妈只住了一周，就急着要回北京，我娘怎么也留不住她。我知道她心里有事，还惦着北京那个家。她反复向我们解释说：“培蹇（我弟弟媳妇）就要去德国了，我得帮她收拾行李，安排一下家里的事。”说着就坐在椅子上给正在南京的爸爸写信，通告她的行程。娘看到妈妈在膝盖上很快写好了一封信，羡慕地说：“看人家老两口多亲密啊，你妈妈识文断字，一会儿就写出一封信来，多方便啊。过去我见他们说外国话，俺都不懂，人家俩多好啊。”妈妈在一旁听着只是笑。妈妈临走时，我娘看出她穿的单薄，让我拿出一件厚棉袄给她穿上，妈妈执意不肯，说不冷，可娘坚持一定要她穿上，妈妈非常感动，我也被娘的朴实和真情所感动。现在分析起来，妈妈来石家庄的心情是复杂的。大地的孩子才四岁，媳妇要出国，照顾大地和孩子的任务全落到她的肩上。爸爸年老后，十分留恋江南故土，不愿在京多住。离休后的几年中，妈妈常陪爸爸到江苏南京一带开会或探亲访友，还一起回过福州老家。可现在家务缠身，妈妈脱不开，爸爸就只能一个人常住南方，妈妈真的很无奈，但她一生有两句座右铭“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凡我的担子，我都愿意承受。”就这样，她一个人拼命地撑着这个家。另外，可能也有一种预感，她的身体不好，感到培蹇走后她就出不来了，抓紧来看看我们，并传递一些信息。但是有关家里的事，她一个字也没有透露，直到她去世前我才略知一二。我很后悔，在石家庄的这段日子里，没有同妈妈多谈谈心里话，揭开她的一些心结。从这件事我也悟出一些道理：“父母心里永远装着子女，而子女却不懂父母的心，这是最遗憾和痛心的了。”妈妈离开石家庄仅6个月就倒下了。

1991年7月1日早上妈妈准备参加建党70周年的庆祝活动，去看“开天辟地”电影，她是想了解影片对陈独秀是如何评价的。但是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突然晕倒了，被立即送进天坛医院，刚好育琦到京出差，就和两个妹妹、妹夫忙着安排检查。我因刚做完手术，身体虚弱，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晚去了几天。当时妈妈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医生诊断为淋巴癌晚期，已扩散到全身，无法抢救。听到这个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大家都惊呆了，谁也没有想到她会病得如此严重。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希望还能用新的方法挽救妈妈。我们通过多层关系，托朋友找到了医院的权威专家，他详细看了肿瘤的影像和有关检查结果，告诉我们：“太晚了，到现在这个程度，谁也没有回天之力了。”听到这个结论，我的泪水唰得流了下来。妈妈那时虽然清楚自己的处境，但看得出她有很强的求生欲望。吃再苦的药，做胃镜检查再难受，她都表示能接受。吃饭尽力往下咽，吃了吐，吐了吃，争取能多留住些营养。见此情景我们内心有说不出的难过，只能祈祷上天保佑妈妈活下来，绝地逢生。我同妹夫许铎在家里不停的打电话，向广州、沈阳、深圳，甚至拉萨等肿瘤研究所求购特效药，但是当我们接到大包小包的药时，妈妈已经等不及了，她匆匆地走了。在医院住了仅仅19天就离我们而去了。

当娘听到这一噩耗时，她失声大哭起来，她哽咽着说：“姥姥这样的好人，走得太早了，她不该走啊！”后来十几年的时间，只要当着她的面提起我妈妈，娘的眼圈就会通红，流下眼泪。每当亲朋好友夸奖我时，她就会说：“桃李谨赛他妈，实在，好来头。”妈妈在我娘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五）

妈妈一生忍辱负重，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只懂得付出，不求回报。他在英语教学岗位上，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外交干部，无论是教学态度，还是教学水平，都得到相当高的评价，按常理早就该评为教授了，但就因为她教的是临出国前的外交干部，所以没能晋升。在离休时，她还是个高级讲师。据说妈妈从来就没向学校提过这方面的要求。

1983年离休后，妈妈本打算把主要精力放在协助爸爸翻译上，可是家里家外的事情还很多，她只得边做家务，边翻译。要照顾爸爸及全家的生活，经常做他们爱吃的红烧肉、元宝蛋、罗宋汤、咖喱牛肉等复杂的菜饭。早中晚要想着把爸爸的药放在小瓶子里，催促他吃。爸爸喜欢结交文人志士，离休后来访的亲友很多，他们聊天叙旧，谈论天下大事，很是开心。妈妈总是不顾疲劳，盛情接待，端茶倒水不算，还常常请客吃饭。大量的家务占据了她很多时间，业余还担任楼长，挨家挨户收缴水电费，邻居家有麻烦事，她都会去热情地帮忙，从不拒绝。妈妈去世的当天，我们住的作家协会宿舍楼的邻居们，第一时间就把挽联送到家里，上面写着：“助人为乐，德重邻里；与人为善，情满梓桑”，四位老太太流着眼泪对爸爸说：“陶大姐是个多好的人啊！…”

在离休的日子里，妈妈只能抽时间协助爸爸搞翻译，从资料整理到校对、审稿，往往晚上要和爸爸一起熬夜伏案工作。80年代中后期她协助爸爸先后翻译了《美国梦寻》、《预测与前提》、《未来的冲击》、《天下风云一报人》等。1990年妈妈以陶宜的笔名翻译出版了《续西行漫记》一本二十万字的书，得到好评。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尼姆.威尔斯继其丈夫访问陕甘宁边区之后，于1937年再访延安所写。爸爸在《哀家寄语》中对妈妈晚年的勤勉好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写道：“显然，她为人以质胜，时至今日，这是最难求的了，然其于文事悟性亦强，参与译书十余种，笔力敏健，晚岁尤勤于看书，耽于思索…”

爸爸离休后，经常参加中外文学界、翻译界的学术交流活动，国内的活动大部分都在江浙一带举行，妈妈常能陪同前往。1986年我在扬州参加了全国情报学术交流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论文。会议结束时，恰巧与爸爸妈妈相遇，他们也来扬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看到他们精神焕发的样子，我特别高兴，直到现在，印象还是那么深刻。据范华表哥说，爸爸妈妈一起到南京参加《译林》召开的会议时，他曾陪妈妈到莫愁湖边游玩，妈妈见景抒情，回想起在南京上大学时的情景，十分感慨。当他送妈妈回到会议住所时，见有很多人和她打招呼，还说：“您整理的资料收到了，很好啊！”听到这些，他更加敬佩妈妈了，能看得出妈妈永远甘当配角，辅佐爸爸。我知道妈妈很推崇爸爸的才华、水平，却从不显露自己。实际妈妈写一手漂亮的字，柔韧有余，文笔文采都很棒。

1987年因大地有了儿子文文，妈妈就基本离不开家了，不能陪爸爸周游江南了。可是爸爸多次向我和育琦说过，他不喜欢北京，还是喜欢江南的风光，我理解他怀旧的心理。杭州是他的出生地；上海有他童年的回忆；扬州上中学；南京上大学，那里有不少亲友，而且对江南小庭院的生活，他年老后就更留恋了。爸爸几十年都是靠妈妈伺候，他料理生活的能力很差。他在北京感到有些闷，就喜欢妈妈陪他到处走走。

任何家庭都难免有一些矛盾和实际问题，我们这个家庭所有的问题都是由妈妈一个人去化解，从来是压事，不挑事。所有的委屈、烦恼和伤感都装在妈妈的心里，由她一个人来承受。

（六）

妈妈对自己的子女和家庭付出了全部的爱，对亲友也是有求必应，甚至只要她想到的，就一定要想尽办法做到。她在病重期间，来医院看望她的人络绎不绝，有的还寄来慰问品。三姨和二舅母都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但还是坚持千里迢迢赶来探望妈妈，二舅母说：“我知道你妈妈不行了，我是特意赶来伺候她几天，这样我才心安。”正如爸爸在《哀家寄语》中写道：“此时道路传告，知者渐多，亲朋好友无不尽其所能，力谋抢救，不舍昼夜，令人感愧，两位老姐妹，从数百里夜车赶到，参与守护，使病榻旁二十个日日夜夜未断一人”。“朔玉半世纪在海内外并肩共事的同仁，闻讯来吊者三十余人，其中四十年代的印缅侨居期的老友，白发唏嘘，最是难能”。亲友们对妈妈发自内心的情感，在妈妈去世后充分表露出来了。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北京这个家，无论搬到何处，始终都是家人和亲友欢乐的家园。自1972年爸爸妈妈下放回来后，从雷雷开始，家里就一个接一个的孩子交给妈妈带。在花园村宿舍，青青的孩子冬冬和小元的孩子莎莎都是和郭大婶睡在一张大床上，晖晖、雷雷每逢寒暑假也要到北京姥姥家，育琦的兄弟育琨，我的同学、同事只要到北京，都去家里见见爸爸妈妈。直到现在，石家庄的同事聚会时，都会谈到爸爸妈妈平易近人、热情接待他们的细节。晖晖、雷雷大学毕业后，仍然对北京十分留恋，坚持要到北京去发展。

今年在石家庄过春节时，我们全家十口人都到齐了，热闹非凡。虽然我们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但孩子们吵吵闹闹，家里也是乱乱呼呼。此时我马上想到妈妈当初招呼这些孩子，还不知多乱呢，可她从来没烦过，对孩子们是那么喜欢。更何况那段时间奶奶还在，需要人照顾。那时堂兄永青的孩子小强患肾炎，来北京看病，没有住到他爷爷（我四伯伯）家，而是住到我们家，妈妈每天对他特别照顾。我常常想，为什么奶奶不去在北京的四伯伯和六姑姑家呢，他们家的条件不是更好吗？原因在于，妈妈为奶奶创造了很好的生活环境，不仅给她腾出个单间，布置得很舒适，而且还给她请了保姆，经常同她聊天。看到妈妈如此尊敬奶奶，对我们也是一个无形的影响。每次回北京我总是先给奶奶问安，同时买一些她喜欢的东西。据说，奶奶在我爸爸出生后不久就与爷爷离婚了。爸爸6岁时，爷爷去世，他们兄弟姊妹就成了孤儿，只得分散寄养到亲朋好友家，解放后才见面。奶奶曾分别在几家住过，但都住不长，最后还是选择跟我们一起生活，因为这里有一个善良、贤惠、孝顺的儿媳能为她养老送终。妈妈为这个大家庭付出得太多，太多了，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每到清明节，在北京晖晖、雷雷都会带着孩子们去八宝山看望姥爷姥姥，他们会向自己的孩子们讲述有关太姥姥、太姥爷的故事，姥姥的高大形象已铭刻在孩子们的心中。我们也会在石家庄为老人烧纸，望天祈祷。

我的二伯伯侨居泰国并在外成了家。他的孩子在“文革”期间受到牵连。女儿永怡发配到新疆，儿子永恂也被赶到青海劳动，他们的母亲在上海也受到批斗。我爸爸妈妈一直牵挂着他们的生活，千方百计地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永怡回到上海，她的丈夫唐金良得了严重的胃病，爸爸妈妈邀请他来北京治疗，在家里一住就是几个月，直到康复。永恂从洛阳拖拉机厂移居到香港后常到北京出差，把我们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吃住在家里。有一次永恂给妈妈留下了1000元，以表达感激之情，但妈妈坚决不肯收，直到她去世时，在一个信封上还写着“永恂的1000元”，仍然放在钱柜里。

二舅母对妈妈的感情是从北京四合院建立起来的。那时陈家姥爷姥姥住在北屋，我们住在南屋。二舅母结婚后常来北京，看到妈妈和两个老人相处得如此融洽，很是感动。她在妈妈去世后对我说：“你妈妈对干爹干妈太孝敬了，从心里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二舅母还回忆起“文革”结束后，给二舅甄别平反的事，说我爸爸妈妈非常正直，有正义感。二舅是山东医学院教授，“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美蒋潜伏特务”，受到残酷的迫害致死，当年才46岁。爸爸妈妈多次写信安慰二舅母，帮助她分析形势和政策，并鼓励她要挺住，等待机会甄别平反，在生活上还给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文革”结束后，学院终于为二舅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妈妈亲自参加了。二舅母说：“你妈妈的姊妹情谊非常深，对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关心。”

（七）

范华表哥在来信和电话里向我讲述了妈妈和福州的情缘。当他知道我要写写妈妈时，要求我一定要把他心中的事和心中的话写进去。妈妈祖籍福州，虽然1985年以前没回过老家，但她一直惦念着福州的乡亲。她与同父异母的姐姐珠姨从未见过面，但还是通过表哥打听到她的情况。珠姨的丈夫解放前在国民党高级工业学校任训导主任，解放后没有工作，后来曾在民办中学当老师，收入很少，生活困难。“文革”前，妈妈就通过居委会每月给珠姨寄去生活费。珠姨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两个孩子死了，无依无靠，居委会每月给一点补助。“文革”期间妈妈下放劳动后，断了联系。1973年范华表哥来北京时见到妈妈，还没等他开口提起珠姨的情况，妈妈就问表哥：“你说吧，我需要怎么帮助她。”表哥说：“只要每月给她10元钱就够了。”妈妈当下就给了表哥30元钱，从此，每月都会寄15元和一些衣物等，直到珠姨去世。表哥说：“1973年正是大家都还很困难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刚下放回来，要重新安家，又要安排青青和小元下乡返京的事，到处都需要钱，但对珠姨她还是特别慷慨。”表哥动情地对我说：“你妈妈总是把亲情放在第一位。”表哥第一次见到妈妈是在1956年来北京上大学时，他说：“在京求学的5年里，经常到你们家里，姑姑每次都特别热情。毕业后我分到山西县里工作。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十分短缺，我路经北京时，你妈妈拿出一盒炼好的猪油给我。当时我接到油时，我们家已有两个月没吃油了，这盒油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这件事我终生不会忘记。”

妈妈曾于上世纪80年代两次回福州探亲。第一次是在1985年随爸爸开会顺路到福州市。陶家后代在福州只有陶益智一家，他是妈妈的侄子，他代表娘家人热情的接待了第一次见面的姑母、姑父。这次探亲还见到了妈妈的堂姐宝姨，妈妈拉着她的手，动情地流着眼泪说：“咱们都老了才见面。”堂姐不会说普通话，还得靠别人翻译。第二次回福州是和陈家大姨、三姨一起回去的，她们住在范华的表姐胡意娴家。在聊天、续家谱、谈历史的过程中，妈妈讲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表姐非常感动和佩服，她多次对范华表哥提到对妈妈的印象：“她为人热情、随和，而且讲话富有哲理，她一再强调人活着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遇上了就去解决，心胸要开阔，处事要大度，待人要宽厚，小事一定不要计较。对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的变化也要顺其自然。”

（八）

妈妈这辈子为所有的人忙碌着，唯独忽视自己；为所有的人着想，唯独没有自己。我们从小到大在妈妈的怀抱里幸福的成长，无忧无虑。从小我就觉得家里比较宽裕，妈妈给我穿的衣裳和鞋子不少是国外带回来的，穿起来洋气独特。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非常喜欢到我家看我的外国邮票，吃印度松子，和我爸爸妈妈聊天。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是带着妈妈给我的零食到学校给同学们分。上了大学后，家里每月给我的20元生活费，花不完，有时我还帮助别人。1965年下乡搞“四清”时，看到农民生活十分贫穷，甚至写信给我爸爸让他寄些钱来买匹马，支援贫困村。结婚后，妈妈经常资助我们，但我很少想到爸爸妈妈有什么困难，需要为他们做什么？直到妈妈去世后，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我发现家里的各种中外名著、工具书和文学翻译资料摆满了客厅和卧室，就连墙上和床头都是书，可是她和爸爸睡觉的两张木板床，却用粗铁丝捆绑着，左右有些摇晃，坐上去还嘎吱嘎吱直响。褥子很薄，床单也都是旧的。衣柜里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都是极普通的，有两件堂姐永怡送的上衣，样子很漂亮，但妈妈平时舍不得穿，只有50年代当外交官夫人时的旗袍还整齐的叠放着。见此情景，我的心都要碎了，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恨自己没有尽到作儿女的义务和责任。在妈妈面前，始终把自己当成个孩子，而没有感觉到她也是个70多岁的老人了，她更需要我们的关心和照顾，更需要我们的爱。她在默默地为大家活着。她没留下遗言，没留下物质财富，但留给后代的是更多的思索和一笔需要不断挖掘的精神财富。

妈妈倒下时，爸爸正在南京，没能及时回来，她的内心是痛苦的，但对子女难以言表。当爸爸从南京回来时，她已经病危，她担心孩子们会对爸爸有意见，她强忍病痛，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爸爸爱吃的小米、绿茶放在那里，让我们做给爸爸吃。听到这番话，我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

妈妈匆匆地走了，给大家留下了无穷的思念。爸爸在“哀家寄语”中写道：“朔玉行矣，幽幽未与人言，却无戚容，若欲留宁静与人间。遂忆年前飞行中得句‘天际浮云千代雪，人间遗念万重山’以为高华绝尘，正是诀别语；今乃成谶，思之怆然。但她是不忧不惧，极少哭的，只是要人们好好活着。她的纯真而执着的人道主义乃是我辈难以企及的境界。”

妈妈去世后，爸爸不仅写了祭文和随记《哀家寄语》，而且在她的墓碑上题词“遗爱在人间”。这五个字是那样的凝重、贴切，它不仅高度概括了妈妈的一生和她的全部，而且也充分表达了我们和亲友们的心声。

妈妈的爱是永恒的，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11年4月5日

1974年全家
1973年雷雷到北京姥爷姥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