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治和他的老师张伯苓

孟治和他的老师张伯苓

作者梁吉生 July 25, 2020

孟治，字君平，生于河北廊坊，是亚圣孟子的第72代孙。1913年8月，孟治投考南开学校，录取后被编入己三班，与周恩来是同班同学。南开学校是严修、张伯苓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从最初仿效日本教育，逐步转向推行美国化教育，主张“期造完人”。以张伯苓为中心，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当时复古教育的清新校风。温馨而富有青春活力的校园场景折射着民国初年的时代景观。

张伯苓个人的生活路径和南开集体的路径是互相嵌入，相互影响的。孟治回忆说，“周末张伯苓总是同我们在一起，他教给我们许多东西，从如何刷牙到具有重要意义的课外活动，他还给我们当体育运动教练”。南开自由涵泳的文化氛围和团体精神吸引了孟治的注意，激发了学习欲望，培养起一种新的视野和文化自信。

受南开中学首届毕业生梅贻琦的感染，孟治于1916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插班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二年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孟治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学生示威游行活动。当年秋，由梅贻琦推荐，以赴美奖学金资格离京赴美学习。先入北卡罗纳州的戴维森学院，学习二年，于1921年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1923年孟治当选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主席。192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孟治虽然身在异国，但由南开给予他的精神炬火，将由他重新点亮在他乡的岁月中。孟治对南开和张伯苓深怀敬意与温情。

1926年初孟治回到祖国，从北到南游行大半个中国。4月初，他联络在广州的南开校友举行庆贺张伯苓50诞辰的宴会，周恩来也赶来参加。那时正是蒋介石策划“中山舰事件”平息不久，周恩来的参加令近10年未见面的孟治十分高兴。他们共同谈论归国留学生的话题。周恩来是法国留学生，他承认大多数在法国的中国学生学习不用功。

孟治则承认，周恩来是个非常好的学生，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忠实执行南开教育方针，在德智体上全面发展自己，以便在将来为国家发挥军事、行政上社会管理的才能。张伯苓很快成为周恩来崇拜的偶像，而周很快便成了张伯苓最好的三个学生之一，他们保持终生友谊。

1928年，慧眼独具的张伯苓邀请孟治回南开工作。华美协进社创立人之一郭秉文则邀请孟治到华美协进社服务。孟治请教梅贻琦的意见。梅贻琦对他说：“近来留学生做事没长性，教书的想做官，做官的想发财，很少人有成绩。你到南开或华美社都好，劝你三思而定。可是拿定主意后，我希望你坚持下去，做出成绩来。”孟治最后决定应聘到华美协进社服务。这年9月，被遴选为华美协进社名誉干事。

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成立于1926年5月25日，由胡适、张伯苓、梅贻琦、杜威等中美学者发起，是第一个以美国社会为对象，传播中华文化的非营利性团体。第一任会长是郭秉文。第二任则是孟治。孟治是华美协进社的中兴功臣，是革新华美社务的旗帜性人物，华美协进社几项关键性的发展，都是他任职期间促成的，创造了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奇迹。他在纽约闯荡了近10年的功夫，辗转腾拿，交游四方，幽默而雄辩，表现得头角峥嵘，拥有南开独特的精神力量。

孟治是1930年出任华美协进社第二任社长的。在此之前，孟治全力迎接张伯苓对美国的访问。张伯苓这次欧美之行是为南开大学募捐办学经费。上世纪20年代末，经济危机已在美国显露端倪，哥大孟禄教授明确表示不希望张伯苓来美国募款，并且通过南开大学校董会主席颜惠庆委婉转达了此意。但是，张伯苓已经10年没有亲自考察过欧美教育，他的知己知彼把握教育新动态的心情驱使他下决心付诸此行。孟治对于张伯苓的来美“执礼甚恭”，义不容辞亲自协助。张伯苓到达纽约之前，作为中国学生青年会总书记的孟治，一一拜会美国著名人士孟禄、克伯屈、卡特等人，组织南开募款委员会，联络南开校友印制南开大学募款书。

1929年1月25日，张伯苓抵达纽约，孟治与夫人许桂英（南开大学第一个入学女生）及黄春谷等校友迎接，引见当地要人。孟治还与李清濂等陪同张伯苓游览纽约动物园，陪同张伯苓出席郭秉文的宴请。4月3日，孟治精心组织了留美东部南开同学集聚纽约中华园正式开大会欢迎张伯苓，并举行南开校友会留美分会成立会，梅贻琦、刘晋年、许桂英、王淑明等近二十人与会。张伯苓离开美国的前一天，孟治邀请纽约南开校友及在美的中外友好人士为张伯苓召开了欢送大会。

这一年，孟治还以极大的精力筹备梅兰芳到美国演出。梅兰芳赴美演出是张伯苓胞弟、梅兰芳在美演出的幕后推手张彭春向孟治提出的建议。孟治认为，这对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有着里程碑意义，他立即投入筹备工作，包括演出行程，演出地点，接待安排，海报宣传，名人邀请，演后游览等等，无不一一仔细考虑，大费周章。经过一年筹备1930年2月梅兰芳以重头戏首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场，美国总统以下官员及各界知名人士七数百人出席。

此时，张彭春也已经来到美国讲学。他亲自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并且直言不讳地向梅兰芳提出改进演出、增强戏剧效果的建议。梅立即敦请张彭春给予帮助重新组织安排剧目。张彭春爽快的回答：“我愿意帮忙，我的讲学可以推迟些日子，但必须得到家兄伯苓的同意。如果他同意，我就跟你走。”梅兰芳立刻托人转致张伯苓。张伯苓得知情况后立即电报同意张彭春参加梅剧团。

张彭春深知纽约演出对于梅兰芳以及中国的重要性。他赶紧与孟治商讨。他们决定纽约第一场演出安排在华美协进社。

1930年，孟治一接手会长职位面临的是经费枯竭的窘况。所以，他一上任首任工作是成立理事会、顾问会以及荣誉会员，建立坚强的组织阵容为未来的募款活动背书。他以很大精力从美洲到欧洲，从耶鲁、哈佛到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拜访支持中国的学者，希望成为华美协进社的理事与顾问。当年1月，华美协进社成立首届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中美知名人士近40人，计有：

朱利安•阿诺德，美国驻华商务帮办

乔治•H.布雷克斯里，克拉克大学国际关系与历史学教授

亚瑟•E.波斯特维克，圣路易斯公立图书馆管理员

福莱柴尔•S.布拉克曼，美国远东友好促进委员会干事

威廉•H.布什夫人，美中友协创始人

张嘉璈，中央银行总裁

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

陈光甫，上海商业储备银行总经理

蒋梦麟，教育部长

约翰•杜威，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

朱莉娅•艾尔斯渥兹•福特夫人，作家、中国社社长

西德尼•D.甘博，社会学家、作家

杰罗姆•D.格林，太平洋学会与太平洋议会主席

罗杰•S.格林，北平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

拉斐尔•菏曼，菏曼—朱尔顿和平计划发起者

胡适，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洪业，燕京大学教授

孔祥熙，实业部长

肯尼斯•S.拉特里特，芝加哥大学东方历史学与神学教授

李先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

梅贻琦，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

约翰•H.穆德，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协会主席

弗德力克•彼德逊，医师、作家

宋子文，财政部长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

孙科，建筑部长

R.B.范•克莱恩斯密德，南加州大学校长

王宠惠，前外交部长

王正廷，外交部长

A.L.华纳谢斯，世界教会评议会干事

雷伊•李曼•韦尔伯，美国内政部干事

玛丽•E.伍理，蒙特•菏由克学院院长

颜惠庆，前国务总理

晏阳初，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

杨先生，中国驻纽约总领事

余日章，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

任鸿隽，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秘书

首届顾问委员会的成立，产生了一个标志性的变化，它将华美协进社夯实在中美社会基础上，安置在中美文化的共识的历史进程中。这也是一份印证，它昭示着华美协进社无可匹敌地成为美国主流社会认识中国的第一道窗口，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当仁不让之翘楚。

孟治的长袖善舞的潜质，使之跃跃欲试于社交场合。他运用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向全美学术界大力推荐梅剧团，由此掀起学术界了解东方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波摩那大学、南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等高校校长，教育公会，知名学者专家纷纷邀请梅兰芳座谈、演说。他的穿针引线终于让梅剧团破天荒登上纽约百老汇的舞台，造成轰动。这一切都与张彭春和孟治从一开始就定位以美国学术界作为推广对象分不开的。孟治身上有一种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他的风云际会的公共人格和娴熟灵活的交际能力，使他在华美协进社及中国留学生中达到顶流的热度。

1931年2月，华美协进社董事会又议决组建中国委员会，推选张伯苓及张嘉璈、褚民谊、孔祥熙、蒋梦麟、胡适、余日章、陈光甫、宋子文、颜惠庆、钟荣光、晏阳初、邹秉文、吴贻芳、任鸿隽、孙洪芬等为委员，并在上海沪江大学设立联络办事处。他极力促进中国学生与学者到美国留学或访学，向他们提供奖助金，那些陆续受惠到美国访问学者中，包括梅兰芳、冯友兰、赵元任、吴贻芳，作家赛珍珠、老舍、林语堂等知名人士。

1933年9月，清华将留美学生监督处撤销，委托华美协进社代管留学生事务，并请孟治全权负责。同年，孟治又被张伯苓任命为中国教育使团驻美荣誉主席。孟治直到67岁才卸任华美协进社会长职务。美国著名企业时代集团（Time Ine）总裁亨利路斯曾说：“我的父亲是在中国的伟大的传教士，而孟治则是在美国最伟大的中国文化传教士”。

孟治与张伯苓的关系是师生关系的范例，闪烁着令人感动的人性之光。

孟治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他那少年英气的面孔就时常关注着张伯苓校长的举动。无论襟怀还是品德，张伯苓都成为孟治敬仰的对象。从此，与张伯苓结缘。后来在张伯苓100年的时候，即1976年，他在《美国中国历史协会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对中美文化交流有关人物的的回忆》，文章主要谈到了张伯苓。孟治说，我们的校长张伯苓特别注意新学生，尤其那些患思乡病的农村孩子。张伯苓总是同我们在一起，他教给我们许多东西。他亲自主持周会、修身班，特别注意青年人不轨的行为。孟治认为，张伯苓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完美的一个人，他说到做到，终生保持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他相信严格的训练对他的学生有很大的好处。他在日常生活和家庭里也充分履行这些原则，如定时开饭，定时工作，定时睡觉，就连宴请宾客时也非常俭朴。客人们常为他大众化的饭菜而发笑，吃腌菜（小红萝卜）和大圆馒头。

孟治曾经将张伯苓与胡适进行比较。他认为这两人基本上都是改革家。张伯苓目标改革教育，胡适的目标改革思想观念。胡适相信他的主张终究会对广大群众有好处。可是张伯苓看来知识分子和文学上的改革是不足救中国的。按照张伯苓的见解，必须把新的动力和严格的训练，与培养新的习惯结合在一起。中国正面临破灭之危险，为拯救中国，学校需培养出体魄健壮、有现代化知识、肯于献身民族国家事业的领袖人物。张伯苓成功地使南开成为著名体育中心，并处于领先地位。

张伯苓和胡适两人相互为之倾倒，但他们也清醒地看到相互之间在思想行动上的不同之处，只有在无拘无束时彼此说些幽默挖苦的话。张伯苓说胡适革命是一种打倒旧事物的运动，是在青年人未成长起来时就打倒了，好比在冬天把孩子们旧衣服都脱光了，让他们去想象外国漂亮的衣服。而胡适则认为北方人爱吃大蒜、喝茉莉花茶，禁欲主义延后了中国现代化。他嘲笑南开基督教青年会式的行善。

一个人的襟怀，总能在回忆中更真切。说到张伯苓，作为亲炙者的孟治自然是一脸崇拜，让张伯苓在凉薄的的世间，收获了最为真挚的情意。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孟、张之间的联系自然少了很多，甚至他连张伯苓的具体通讯方式也模糊不清。1944年10月17日欣逢南开四十周年纪念时，孟治联络留美南开校友150人祝贺母校大庆，只好将贺电发至重庆外交部请转张伯苓。

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中国的国际声望日益高涨。于是引起美国文化教育机构重建中美友好关系的期求，而他们认为，“这种关系的重建，可以通过我们的学者与一个全球认可的中国教育家举行会议来实现”。于是，1944年12月11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慈善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美国教育联合会、国际教育研究所、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美国大学女子联合会等八个文化教育机构联署邀请张伯苓访美。1946年3月18日，张伯苓由上海启程前往美国。

相隔17年后，孟治与张伯苓又在纽约会面。4月12日，张伯苓在长子希禄陪同下抵纽约中央车站，受到张彭春、孟治、凌冰、张平群等欢迎。1946年6月4日，孟治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第二天，孟治在罗斯福旅馆为张伯苓举办庆贺宴。6月9日，在孟治精心筹划下，邀请南开校友陈序经、陈省身、老舍、曹禺等70余人在华美协进社为张伯苓补祝七十大寿。10月17日，孟治又在华美协进社邀请张伯苓、何廉、老舍、侯德榜、孙毓棠、张彭春及旅美南开校友召开校庆纪念会。

1948年春，哥伦比亚大学王冠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有关张伯苓的纪念文集——《别有中华》（There is Another China）。这是早在1945年12月就开始筹划的、为庆祝张伯苓七十寿辰的一个项目。当时张彭春邀请孟治、顾临、肖特韦尔成立一个编辑小组，孟治成为具体事务的操持人。他们共同商定了编辑计划，包括该书的主旨，拟邀请的作者、出版时间及出版厂家，并且将书名定为《五十年之新中国》，副标题为：纪念南开张伯苓。孟禄、杜威、司徒雷登、克伯屈等均为邀请著文之列，而唯一中国作者是胡适。从策划、编纂到出版居然磨了三年的时间，历经波折许多，最后刊世的论文集书名是《别有中华》，包括13位教授的12篇论文：

1、序言。作者：J.Leighton Stuart（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前校长，美国驻华大使。

2、教育家张伯苓。作者：胡适。

3、近五十年中国史。作者：Harold Vinacke 辛辛那提大学政治学教授。

4、中华民国之演进。作者：Arthur N. Holcombe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

5、国际关系。作者：Quincy Wrignt 芝加哥大学教授。

6、南开经济研究所。作者：J.B.Condliffe 加州大学经济教授。

7、转变中的经济。作者：John E.Orchard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地理教授。

8、中国科学教育概况。作者：Roger S.Green 前协和医学院院长，洛克菲勒基金会远东办事处副主任。

9、南开对西方农业的贡献。作者：Jonn Lossing Buck 联合国粮食农业专家。

10、中国新旧医学的比较。作者：Edward H.Hume M.D. 长沙雅礼医学院创办人。

11、一位学者的雕像。作者：Arthur W.Hummel 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2、中国道德哲学。作者：William Ernest Hocking 哈佛大学教授。

《别有中华》，彰显中西文化历久不竭的光芒。南开大学张昊苏博士在其《给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寿礼：一部英文纪念文集的诞生》中指出：《别有中华》既是对张伯苓对美影响的重要体现，又是近现代中国教育对西方世界产生文化输出的特殊一页——标志着西方世界为中国学者编纂贺寿纪念文集的开端。

1948年4月3日，这是孟治人生最辉煌的一天。为《别有中华》出版奔波劳碌的孟治邀请何廉、杨肖彭等30余位在美南开校友在华美协进社，吃炸酱喜面，遥祝张伯苓寿辰。同时，他还向校友们每人赠送一部《别有中华》新书，而且30多人共同在每一部书上签名。杨肖彭将这部珍贵的礼物带回国内，谨敬收藏。《南开校友》（胜利复刊〉很快作了报道。

70余年风雨岁月过后，读者终于可以清晰看到当年的笔触。2019年百年校庆前，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昊苏、陈熹等翻译的《别有中华》。

我在该书付印前题诗赞曰：

七十年前遗华章，西人另眼看东方，

周郎年少多慧眼，敢教旧文绽新光。

书名荟萃标格在，《别有中华》别有香，

诞降嘉辰百年日，“公能”悠悠更朝阳。

唐代徐夤曾有诗云：“平生德义人间颂，身后何劳更立碑”。《别有中华》就是中美学者共同建造的青铜铸碑，标示张伯苓生命遗响久而弥著。它是中美天空飘荡的一首歌，长久奏响着动人的旋律。

往后的日子，张伯苓渐行渐远。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他在时代的漩涡中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多时候处于“目光的边缘”，既暗淡又孤单。自此天人悬隔，孟治们的怀念或在寂寞中……

星移物换，岁月沧桑。我不晓得孟治是否知道张伯苓的故去，也许他看过《纽约时报》刊登的张伯苓逝世的消息。

有人说，不是每个擦肩而过的人都会相识，也不是每个相识的人都会让人牵挂。至少孟治在南开，在美国，在一转身的时候没有忘记张伯苓。

爱，是人格整体的展现。

那是蕴藏着人性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