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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超越生命,超越死亡 潘文礼 (1967届) 摘要:作者试图通过对文学艺术家创作心理的分析,揭示艺术作品诞生的复杂原因背后的根本动因——艺术家自恋能量的转化与升华,并对艺术能够超越生命、超越死亡的永恒价值加以深入阐述,得出了艺术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的结论。 一、超越生命的创作动机 纵观中外文学史,可以发现几乎所有杰出的文学家对自己的作品以及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怀有特殊的感情,或欣赏钟爱,或同情惋惜,或嘲讽鞑挞。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从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到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者都可以从字里行间发现这种种特殊的感情。其他领域的艺术家也无不如此。 可以说,艺术家(包括作家、诗人、戏剧家)的创作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理性,不如说是出于情感。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根据弗洛依德的分析,人的情感起源于与生俱来的自恋,这种内向的情感能量,在婴儿成长到一定程度后有相当大一部分发生反向运动,指向周围的世界,有了具体的对象,实现了自恋的外化和能量的释放,最终以物化的形态体现和完成(例如爱上并得到了心上人,对母亲的依恋并获得母爱等)。自恋,究其本质来说,是对自己的个体生命持久而深刻的爱和欣赏,以及对个体生命死亡的恐惧和反抗。就人性而言,艺术家与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有七情六欲。但艺术家又确实不同于一般人,其根本区别就在于精神生活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目标追求的迥异。一般人将自恋仅仅外化为对亲人的爱,对物质的爱,即包括金钱在内的一切财富的爱(也可用物欲两个字概括),很唯物,很实际。而经历过苦难又从苦难中深刻领悟人生的艺术家则将自恋外化为对美和艺术的热爱,并且凭这种爱进行美和艺术的追求和创造。这种升华了的情感力量和创作冲动,使艺术家成为艺术家。在不可抗拒的死神面前,艺术家认识到个体生命的短暂,感慨人之渺小,又不甘心,于是欲在无限的时间空间扩张有限的生命,力图不断用自己的创作来丰富和展现自我,希冀延续个体生命于时间的长河(这可能有赖于国家、同行、社会大众和后代的接受和认可)。 成功的艺术家通过作品的创作体验到生命的不朽,并以艺术的物化形态象征生命的不朽,更用注入生命的艺术想象力构筑永恒的艺术殿堂来满足不朽的愿望,超越死亡,融入整个人类文明而永存①。但若用世俗的现实眼光观照艺术家这种唯美的浪漫情怀和充满诗意的虚幻空灵,会觉得艺术家未免太天真单纯太不切实际了。但这也许就是艺术家最大的精神安慰,在生与死之间的痛苦矛盾中找到了心理的平衡点,这是世俗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对美和艺术的崇敬、痴迷和执著的程度,不亚于中世纪笃信上帝的基督教徒对耶和华和主耶稣的崇拜、虔诚和献身。
二、超越死亡的审美价值 艺术是人类生活中具有审美价值的高级精神活动。艺术家依据自己的审美趣味自由地选择表现对象和艺术风格。但许多艺术家的心理表现出极大的二重性:一个珍视生命的艺术家同时也是迷恋死亡的人。 正如弗洛依德所分析的那样,在人的无意识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本能动向:一是生的动向,二是死的动向。当某一种动向占上风时,意识活动就追随它而发挥主导性作用。在一些艺术家的心理结构中,这两种动向强烈地对峙和交织,当他们的死亡本能动向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往往对死亡产生迷恋。中国的屈原、庄周、阮籍、嵇康之类,外国的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凡高、海明威、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之类对生命大彻大悟,对死亡产生诗意的亲和力。死亡在他们的视野里属于审美范畴,具有神秘而丰富的内涵。在他们的艺术生涯里偏爱描写和表现死亡,揭示死亡的神秘意味和情感倾向,赋予它唯美主义色彩。更多的文学艺术家既对死亡保持距离,又对死亡进行充满诗意的情感表达,歌咏死亡那强烈而神秘的美。 艺术巨匠曹雪芹就把死亡推向美的极至,看成是生命的完美回归。他借体弱多病的美丽少女林黛玉(潇湘妃子)的《葬花词》传达了自己对于死亡的理解和凄美悲情。以“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乍断有谁怜?”的动人诗句开始,怨叹“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最后以凄绝的诗句结束:“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无独有偶,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在阴阳两界做足了文章,敷演了一出男女主人公柳梅梦、杜丽娘穿越生死、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喜剧,指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艺术是审美经验所构筑的诗意的情感家园。艺术作品是艺术家自恋的反向成果。作品中的审美意象不过是艺术家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审美加工的产物。艺术超越生命超越死亡的永恒价值和存在意义,可能就在于人类在这个世俗的物质世界追求物质功利的同时,需要艺术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提供审美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慰藉。 注①:普希金在他的著名诗篇《纪念碑》中给自己这样评价,毫不隐晦对自己作品的永恒信心和做为一位伟大诗人的不朽:“我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永远不会荒芜,/它将自己坚定不屈的头颅高高昂起,/高过亚历山大的石柱。/不,我绝不会死去,心活在神圣的竖琴中,/它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永不消亡。” 参考文献 : [1]奥地利:《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知识出版社,1987. [2]意-贝·克罗齐《美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黄文捷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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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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