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K Alumni 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

-长征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

无名英雄永远的丰碑

第十二集

于效英校友 October 1, 2016

【今年是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我根据收集到的史料简单地编辑了一套长征的故事集，但是故事集讲的不是爬雪山过草地，强度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而是讲这些故事背后的无数无名英雄的故事，都是关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党在另一条战线上为最后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坚强勇士，一共编辑了十二集。长征精神-这些无名将士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王世英

就是他，在1960年的某一天当他已经身患重病后还坚持到乌江边上凭吊早已牺牲但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的老战友！

王世英，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31年10月到上海，以中央军委特派员身份到南京开展秘密工作，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内部发展党员，并获得大量重要情报。1933年2月，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负责情报部。

1933年，王世英负责情报工作后。找到张庆炎作助手。张庆炎是湖北秭归县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组织，此时已打入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成为华籍探员。

1934年9月份开始，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王世英加紧了对包围江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他首先布置张庆炎在法租界八仙桥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秘密通信联络点。一天，王世英领着张庆炎去马霍路中德医院传达室，找到一位叫小王的同志（化名王世杰），说以后就由老张来取信。从此，每隔两天，张庆炎就去马霍路中德医院取一次信。信封上写的全都是王世杰的名字，发信地址也多是南昌、武汉、南京。不久，张庆炎在老闸、四马路、虹口、提篮桥等捕房建立了通信处。为了慎重起见，王世英还同意张庆炎在苏州河边乌镇路派出所、他的拜把子二哥李风林处建立了一个通信处，用于最机密通信。这一时期，王世英提供给江西中央苏区的情报内容，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计划、进攻路线、兵力分布、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武器装备、战斗力、口令、灯号、电台呼号、波长密码等。

在加紧收集敌人情报的同时，王世英还和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和政府要员建立联系。当时，驻扎在武汉的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有意和共产党联系。王世英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夫人李果毅（湖南浏阳人）只身去武汉联络。建立联络后，改由打入国民党武汉行营当科长的谢甫生负责经常联系。王世英还派张庆炎每星期一去法租界一位南京政府高级要员的家去取情报。

王世英还介绍许多著名人士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春，王世英介绍吉鸿昌恢复了党的关系，并代表上海中央局给吉鸿昌布置了任务，派他返回天津，组织反帝同盟。（请注意下一集将专门讲吉鸿昌）

1934年11月，上海中央局命武胡景负责中央特科，王世英重组“红队”。后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1935年7月，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此后，王世英领导的军委特科系统暂时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8月初，根据王明、康生指示信，决定结束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把上海的领导机关人员转移至天津，9月起，王世英开始率领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向天津转移。

为了安全，王世英决定分批转移。9月初，他先带了一批人去天津联络工作，成立华北联络局。王世英任华北联络局书记局长。

10月2日，张庆炎带领第二批人赴天津。中秋节过后，原上海临时中央局破坏部部长毛齐华和张瑞英（聂荣臻爱人）也离开上海，转移到天津。

上海临时中央局所属党员干部共有五百余人，陆续转入北方局系统。其中有毛齐华、王学文、南汉宸、刘道衡、陈雷、王超北、刘贯一、金城、杨松青、陈克寒、肖明、张友渔等。

1938年10月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

1942年初调到延安军委总部工作，仍兼指导驻山西办事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敌军工作部部长兼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天津军管会参谋长兼天津警备副司令员等职。

建国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兼山西省省长等职。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迫害。1968年3月26日在北京不幸逝世。

未能实现的中原暴动- 吉鸿昌、任应岐、宣侠父

今天要讲的故事还是发生在1934年到1935年间。说的是上海临时中央局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而筹划的一个大动作。但是由于叛徒的告密，行动夭折，未能实现。而中央苏区根据地和近十万红军在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的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配合下跳出了“铁桶包围”而被迫进行长征。

我们谈到的刘仲华、武胡景和王世英等三人与吉鸿昌、任应岐两将军都着有密切的关联。两将军牺牲前，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秘密紧张地筹备着一件重要事情，本文对此专门做一介绍。

吉鸿昌由早期中共党员宣侠父、南汉宸介绍入党。

关于任应岐入党有两种线索，一为由老共产党员刘仁介绍；另一种，从他进入李大钊同志的视野，到中共党组织和他取得联系，以及他和中共直接和间接的密切关系，以及加入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来看，入党介绍人应是刘仲华。

刘仲华是中共最早从事军运、统战和情报工作的人员之一，当时主要活动于河南、西北和华北。主要工作对象是西北军和其他军队上层。

另外，这一时期任应岐身边密友中，有刘仲容的父亲、著名的民国老人、中央特科的老朋友刘承烈。由此综合以上这些可以得出，发展任应岐生前加入中共组织，和吉鸿昌一样，也是上海中央特科。

1934年，两将军牺牲前后的特科主要领导人是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当时，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缓解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危局，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领导展开了一系列秘密工作和特殊战线的斗争。吉鸿昌、任应岐参加的并由他们精心筹备，从南方到北方，联系多方各界的中原大暴动就是其中之一。

暴动领导人及参加者，除任应岐、吉鸿昌及全国各方将领外，中共方面参加领导者，有宣侠父、南汉宸、柯庆施、朱其文等多人。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一行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国民党发觉，由蒋介石亲自布置，何应钦、郑介民联手行动而被扼杀。

上述人员中宣侠父，南汉宸，朱其文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柯庆施是中共北方局人员。在“永远的丰碑”主题宣传中，就有参加领导这一大行动的“中央特科成员”宣侠父：

xuan 宣侠父，1899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县，1923年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宣侠父受党派遣，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因政见不同，公开反对校长蒋介石，被开除学籍。1925年春，经李大钊推荐，宣侠父和一批共产党员赴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后随国民军二师西征到兰州。“九·一八”事变后，宣侠父在南京、山西晋城、河北张家口等地联络抗日反蒋活动。1933年5月，他促成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担任同盟军中共前线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34年春，宣侠父与吉鸿昌、南汉宸等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同年夏，被调至上海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5年到香港联络抗日反蒋，积极开展抗日统战工作。1937年9月开始任18集团军（八路军）高级参议，从事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1938年7月31日，被特务秘密杀害于西安。

关于南汉宸，世人皆知是老共产党员，是党的高级干部，而对其当年在隐蔽战线上参与领导这场中原大暴动一事知者甚少。

南汉宸，山西洪洞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早期在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是中央特科成员，并曾任中央特科平津地区分支机构负责人和中共北方局联络局负责人之一，在华北地区隐蔽战线配合王世英建立了地下情报网，并在惩治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在统一战线，军运和组织武装暴动方面都作了大量工作。

这一时期，吉鸿昌、任应岐和南汉宸、宣侠父、柯庆施、朱其文等根据上级指示，积极筹备并在天津密议，原计划是，先拉出吉鸿昌在江西剿共前线的旧下属部队，撤至中原后，再联合任应岐旧部等地方军队，组织十万人的大暴动。暴动成功后，将部队转移至西北与杨虎城部联合，开辟西北反蒋抗日新局面。

事情过去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从这一行动的时间、规模、组织者、领导人等情况，可以看出，如果这一行动成功，其对江西红军战局的缓解，对中央苏区的支援，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改变，对全国一致抗日局面的尽早形成都会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这一行动最终失败了。这一页几乎完全被埋没的历史，现在能查到的相关记载还有：

ren 1934年4月，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为加强在北方实施中原大暴动的组织，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南汉宸为书记，成员有宣侠父、柯庆施、朱其文、吉鸿昌。随后，南汉宸前往山东泰安拜会冯玉祥将军，共策抗日大计，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大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有，冯玉祥（徐维列代）、李济深（任应岐代）、方振武、方本仁、吉鸿昌、张碾生、邓哲熙、宣侠父和南汉宸。南汉宸任秘书长，主要任务即是联络全国各地反蒋抗日部队宣传成立抗日统一战线。

南汉宸、宣侠父、吉鸿昌等一方面邀集西北军队中有反蒋抗日思想的将领苏雨生、邢肇棠等人到天津，集中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河南、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一方面派地下党员茹志章持南汉宸信前往西安联系杨虎城统一行动。杨虎城表示同意，并当即交给茹志章一大笔现金，嘱其转交南汉宸做经费。

正当紧张奔波，积极准备暴动时，党内出了叛徒告密，引起国民党方面极度警惕，开始撒网捕杀暴动主要领导人。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获悉敌人阴谋后，立即通知天津南汉宸，要求五人小组立即撤离。在吉鸿昌应该撤离但南汉宸发现他还未走，当即要求他马上撤离。但吉鸿昌因已与李宗仁的代表约定接洽一批军火，坚持待事情办妥后，再赴上海与南会合。

据纪念南汉宸同志的相关文献中记载，南汉宸由津浦线乘火车赴上海，列车到达浦口，在等待长江轮渡的机会，南汉宸下车给吉鸿昌发了一封电报：“生意已成交，急速来沪。”

列车进入上海站，南汉宸刚下车，就看见一个戴墨镜的人向他不经意间做了个手势。南汉宸知道他是来接应自己的，便径直向站口走去。接应者在后面紧跟着他，并乘涌向车站出口的人群混乱，塞到他手里一个火柴盒。（此时上海军委特科密切领导这一大行动的人应该是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等，所以在车站等候南汉宸的同志应该是他们三位派往车站紧急联系南汉宸的特科人员。）

出站后，南汉宸从火柴盒里得知“吉和任被捕”的消息，南汉宸毫不犹豫又立即返进车站，登上了返回天津的列车。途径泰安时，他下车直奔冯玉祥公馆。冯将军听讯后亦大惊，与南汉宸商定，三日内亲自下山参加营救。南汉宸又奔走于于学忠、鹿钟麟等国民党要员，恳请他们参加营救吉、任两将军。在上海和其他渠道，特科也在全力行动。

但由于吉，任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直抓的大案和有很高级别的防范，各方所有营救行动均未成功。11月24日，吉鸿昌、任应岐两将军在北平就义。

关于1934年-1935年这段岁月，我们要说的还有，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正处高峰，而中共党内还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由此可见，李大钊同志关于统一战线、军事、情报工作的思想和经验有多么宝贵。

我们现在已知的是，为挽救江西苏区的危局，按照周恩来等党中央的指示，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特科的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欧阳新、南汉宸、宣侠父等许多同志，在相关资源被“左”倾路线几乎破坏殆尽的境况里，冒着巨大危险拼力开展统一战线、情报战线的工作，而筹划中的中原暴动正是他们努力要完成的任务之一。由此任、吉两将军的英勇牺牲才更显得特别悲壮。

关于吉鸿昌、任应岐两将军的就义，以往党史书籍文献记载和民间流传，有吉鸿昌将军命令行刑特务拿椅子来，“我为抗日死，要堂堂正正坐下”。又命令特务走到他正前方，“我为抗日死，不能背后挨枪，我要看着你们开枪”，吉将军手执树枝当笔，写下了气壮河山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充分显示了抗日英雄的大丈夫豪气！

但关于任应岐将军就义现场的记载很少。我们前边说了，有记载，任应岐写有，“大丈夫有国不能报，有志不能申，痛哉”，留下了跃马横枪终黄土的遗憾！

我们不是“客里空”，不能编写出任将军最后看着高墙外的蓝天白云消失时心里想了些什么。但蒋介石在日寇大举进攻入侵、国破家亡的阴影已经笼罩全国之际，还卑鄙地杀害抗日猛将，是何等不得人心！如果吉、任两将军能重上抗日战场，岂止会如猛虎出山，痛杀日寇，那又该是何等大快人心！可以断定，任应岐和吉鸿昌那时心境是绝对相通的。

还有鲜为人知的是，任应岐与蒋介石关系较吉鸿昌更早，对蒋介石先生的认识或许更“深”。早在上世纪20年代，驰援广东护卫孙中山的征战以及北伐时立下赫赫战功的“豫军樊钟秀部”，指挥官正是任应岐。因为那时就认识任将军，所以蒋校长、蒋总裁、蒋委员长在多年后亲临东北战场（辽沈战役）时，还训斥过几十名属下高级军官：“北伐时豫军一万多人能（从外地）一直打到河南，你们现在什么样子……就不能……”

大海长天起波澜，英雄不问身后寒。留下千古绝唱和千古遗憾的吉、任两将军，都早已化成了历史。但是仍有很多历史事实还有待继续探索。

最新资料的发现是个偶然

2009年7月，李大钊纪念馆准备在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完成纪念馆扩、改展工程。为此他们派出了几位同志赴俄罗斯莫斯科开展有关历史资料的查询、征集。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大力支持下，带回了一批宝贵档案和历史资料，《李大钊同志略传》就在其中。

这一原始文件没有显示作者是谁，背后还有相关批示，也没有显示批示人姓名，并且写作时间、用途等等都没有显示。不过，很少人知的，是在它的背后和很深处，有一扇门，“一条小路弯曲，通向迷雾远方”，有着和关联着苍凉悲壮、惊心动魄的历史（中共党史）故事。我们从这一原始文件和相关党史研究人员的考证开始，走进这扇“门”，沿着这条小路走，看里边和远处都有什么。

《李大钊同志略传》全文约1760字。在《李大钊同志略传》最后一页的背面，还有对该文稿审定和处理过程的一些文字。从原件看该稿是誊清稿，改动很少，只有个别地方有所文字添加，是为了更明白、准确地表达要讲述的内容。在这里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其中有一处改动甚为重要，是将原文中的“任应岐师长”改为“任应岐烈士”。

该文件较多地谈及李大钊同志与统战和军事的关系。我们知道，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李大钊同志当时结识了甚多的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以及旧军队的上层人员。但文中为何特别、单一的提到李大钊与一位叫任应岐的旧军队上层军官的关系？又为何特意郑重地将任应岐“师长”改为“烈士”？由旧军队“师长”特意改为“烈士”，是严肃的政治断语，使原用语性质改变并且突出，显然是因为当时有着深刻的某种必要，例如要明确、准确表达不能淹没中共烈士的事实、明显含有对烈士的敬意等。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事迹广为人知。大部分读者初读起来会觉得这份略传跟我们见过的许多文字一样平常、熟悉，不会有特别之感。然而，往往在这种平常、熟知的文字中，却蕴藏着党史上甚为重要的信息，隐隐透出解读一些历史谜团的路径、线索。

我们仔细看：

文中关于李大钊同志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之关系的叙述，与我们以往的印象有什么不同？怎么谈统一战线时特意又有较多军事方面的叙述？

一、文件写作时间？时代背景怎样？是谁写的？在文件上修改、审批的人又是谁？

二、文件特别提到李大钊联络民国旧军队任应岐，任应岐是谁？从“任应岐师长到任应岐烈士”，为什么直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知道任应岐是烈士的人仍这么少？既然那么早，任应岐在李大钊同志生前就进入了李的视野，到此文件写作时任应岐已经是党内高层知晓的烈士，中共党组织和这位任姓将军之间，当时和以后似有故事，这故事也许很有趣和很有意义。

有资料陈述，任应岐将军和中共上海中央军委(特科)和北方局都曾有过深入联系。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妄猜想，有待历史真实详情浮上水面。

在毛泽东著作中也说到任应岐，如《毛泽东文集》注释：“任应岐（一八九二——一九三四），河南鲁山人，一九三四年五月与吉鸿昌等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吉鸿昌、任应岐同在北平遇害。”

故事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有故事都是发生在1934年到1935年间。那年间是中国革命刚刚从1927年蒋介石的背叛并肆意屠杀共产党人的危机中走出来，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开展武装割据，创造了中央苏区，并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但是1931年军委特科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随后也被捕叛变。周恩来等不得不转移到苏区根据地。面对复杂局面王明不知所措，借故去了莫斯科，把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的烂摊子交给了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只有二十四岁的博古。

由于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生存，1933年初，本来反对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博古和临时中央也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他到了苏区下车伊始夸夸其谈，就开始瞎指挥，军事上完全听从只知道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的洋人李德的意见，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们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毁掉了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大好形势，而被迫长征。

当然这段故事结束了，但是历史并没有停顿，还有更多的故事发生，那历史的长河还会不断地翻起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浪花告诉后世的人们它的故事。

今年是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故事是从另一个侧面讲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