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

长征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

无名英雄永远的丰碑

第三集

于效英校友 October 1, 2016

【今年是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我根据收集到的史料简单地编辑了一套长征的故事集，但是故事集讲的不是爬雪山过草地，强度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而是讲这些故事背后的无数无名英雄的故事，都是关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党在另一条战线上为最后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坚强勇士，一共编辑了十二集。长征精神-这些无名将士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为了更深入地讲卢志英的故事，加深我们对那个时期（1934年到1935年）上海地下党的活动现状，我们再插叙一段有关卢志英的老战友们项与年和曾希圣的小故事。故事是记载在一位后来做过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的回忆录中。

插叙一段很有点传奇色彩的小故事

在此我们再插叙一个故事，是有关这一时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中央军委情报部门（即特科）及其有关人员的秘密活动。

有过一个解放后成为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叫项南的同志，当年（是指三十年代中期上海中央军委时期）他才只有12岁。故事是项南同志回忆录的一部分。

故事说起来又传奇实际上又很简单。故事的主角是曾经成为长征路上的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同志。解放后这个曾希圣受老战友项与年之托为其寻找儿子，曾希圣恰巧又委托已经做了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寻找，结果找来找去要找的儿子正是项南同志自己。

在这个传奇故事里，项南的回忆，主要是显示了那一时期的上海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特科）和主要人物：刘子华（刘仲华）、项与年、王世英、卢志英、曾希圣等人在艰苦复杂的岁月和环境中的精神风貌和结成的紧密战斗友谊。那一时期的中央军委情报部门，即经常是关起门来开会然后分散外出活动。

回忆录中上述几个同志，大多是以后中共情报战线上的中坚，几乎每个人都有为党立了大功的记载。曾希圣在顾顺章叛变以后到达瑞金，不久成为军委二局局长，副局长也正是在上海秘密战线上并肩战斗过的生死战友钱壮飞。其他几位同志按周恩来同志安排，或留在上海或分布各地，有扮演“闲棋冷子”，更有多位在紧急关头“于立尸之地血掀地狱”的情报战线的英雄和烈士。

再次提请大家记住项南回忆录中提到的那些人的名字：刘子华（即刘仲华），项与南，王世英，卢志英，曾希圣，钱壮飞！记住那个时期：1934年到1935年那是上海中央军委（即特科）最为危险困难的时期也是到了特科的末期。

接着讲关于英雄侦查员卢志英的故事。

卢志英和他的“德安情报小组”

卢志英在1930年前后，被中央军委情报部门（中央特科）派回到西安，曾一度担任过杨虎城省府的某军务处长。1932年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王世英身份暴露按上级指示撤回上海，卢志英接到指示赶赴南京接下王世英工作继续潜伏，在南京，秘密开展国民党高层统战联络，发展介绍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加入中共。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强斗争。

1934年初，卢志英经组织营救出狱回到上海中央军委（特科），4月，正值江西中央苏区面临深度形势危急时，与刘亚佛、项与年等多位同志一道被派往江西（赣北）德安，与刚上任不久的德安国民党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结成特殊统战关系（担任了莫雄的参谋长）。在由十几名成员组成的德安地下特工小组里，根据资料，卢志英是党内负责人（可能是支部书记）。这一特工小组与红色根据地瑞金党中央的直线接头人，正是军委二局的曾希圣和钱壮飞同志，他们过去都曾是在上海中央军委（特科）秘密工作过的战友。

由于有莫雄特殊身份的掩护，“德安小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卢志英是此时期中共秘密战线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最深的人员，在第五次反围剿最紧张的关口，上过庐山，参加过蒋介石直接授课的军官训练团，听过蒋介石、陈诚等多次直接授课——布置围剿红军的方略、措施和其他细节。卢志英同时也是结识国民党军队高层军官并与他们建立联系最多的中共情报人员。

在莫雄的掩护下，卢志英领导的“德安情报小组”在1934年间蒋介石围剿我红色中央根据地的整个过程中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央红军随时掌握国民党围剿大军的准确脉搏做出了突出贡献。

秘密党员卢志英得以国民党江西德安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多次上庐山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剿共会议都是因为有莫雄的光环给罩着。在向根据地党中央及时地传送了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后，中央红军跳出了铁桶重围，开始了长征。但正在这关键时刻卢志英却突然失踪了，他去了哪里？

“铁桶合围”计划和绝密“密电码”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东南五省国民党军队最高负责人会议，决定，在对江西红军区域大突破的基础上，进行最后的“铁桶合围”，这是蒋介石在他的德国顾问的策划下对中央红军和红色根据地的最后一击，“使江西从此再无匪患”——蒋介石语。

莫雄以江西德安保安司令部司令的特殊身份受邀上庐山参会，并在会后将全部会议绝密材料带下山，使他身边的中共党员们及时得到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最新计划。

卢志英等立即设法用最快速度报告根据地党中央。他们当夜把文件内容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次日，由项与年迅即送到“张育民诊所”，再与丘吉夫一起连夜送交党中央，在此之前于当晚先用电报告知了瑞金党中央。

据我们的长期研究，项与年携带的除了“铁桶计划外”还有更加重要的国民党军队最新发放的、各路参加合围部队统一的电报密码。项与年义无返顾连夜出发，穿越多道白军封锁线，将铁桶计划和围剿密电码送达瑞金。

项与年将情报和电报密码交给军委二局曾希圣和钱壮飞同志，由他们转交到了周恩来手里。这一历史重要时刻的重要密电码，对于红军跳出几十万大军的围剿“铁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密电码”由军委二局带到了长征路上发挥了更加奇特的作用。

项与年给中央送去情报和密码之后没有回到德安，而是按上海党组织的布置穿梭往来赣北、上海、南京甚至香港执行其他重要任务。

不久，发生了更加令人费解的事情，在红军开始长征后的仅一个多月，留在德安专署和保安司令部的卢志英，某一天突然神密“失踪”了。又过了不久，剩下的刘亚佛等多人，也神奇、蹊跷地随莫雄整体搬家，即整个德安专署全员整体搬家，全部人员集体调到了红军长征路上正在艰苦转战的贵州赤水河畔的毕节，德安专署摇身变成了毕节专署。这是否是民国政府行政史上的一件奇例，我们未详细考证，但对其中的天网之恢似的某种玄机产生了一些怀疑和敏感。卢志英失踪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