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

-长征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

无名英雄永远的丰碑

第六集

于效英校友 October 1, 2016

【今年是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我根据收集到的史料简单地编辑了一套长征的故事集，但是故事集讲的不是爬雪山过草地，强度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而是讲这些故事背后的无数无名英雄的故事，都是关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党在另一条战线上为最后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坚强勇士，一共编辑了十二集。长征精神-这些无名将士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徐帅曾说过毛主席用兵有过人之处。那就是毛主席用兵之时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之处！所有决定都来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

细节决定胜负

随着岁月推移，苟坝这个离遵义不远的贵州小村子，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的公众传媒上。而在十几年前，北京一家十分著名的政史杂志的编辑还把它记载成了荀坎。在这个小村，载入史册的著名故事是党中央、中共军委决策层一次激烈辩论的决策过程——所有高级领导人一致同意突袭打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只有毛泽东一人非常反常地坚决不同意，但是由于大多数同志赞成，计划仍获通过。晚上，毛泽东挑着灯笼来到周恩来住处，建议推迟发布命令，再加考虑。周恩来被说服后当即召开负责人会议，再次研究作战计划并说服了与会者。21时，军委下令不进攻打鼓新场。

毛泽东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他不是神，而是深谋远虑，在缜密调查研究并侦察了解情况后做出的判断。种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在当时可能掌握有别人不知道的重要情报，当晚他与周恩来之间，沟通的正是这一点。

有道是细节决定历史，细节决定胜负！那么在苟坝会议这个历史细节里，还有一个更细更小的细节，滔滔历史流逝，基本上可以看到，同样滔滔的相关史籍中无人注意到它。

那就是关于此时毛泽东的情报来源，一般认为单一来自二局（时任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遵义会议后调任军委副秘书长还未到任）对敌电讯破译，有不少史料可说明此点。

但是这些史料，恰恰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苟坝会议时，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王稼祥甚至包括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博古等，用的情报这个“助手”，都是同一个二局，红军里没有也不可能再有另一个二局。对于情报，因分析水平的不同，出现差异甚至完全相反意见的可能是有的，不足为怪，但是请读者注意，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样的敌情，毛泽东和大家的意见截然相反，显然不正常。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毛泽东有着不只是二局单一的情报来源，或者说，有着同样来自二局但更深处，此时其他人包括领导人还不知晓的微纤渠道。

前面曾提到卢志英在贵州地下党林青的陪同下到过遵义并留了下来执行中央领导同志交办的任务。前面已经提到了林青的一些活动，那么卢志英又在做什么呢？

卢志英在毕节

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历史的诸多记载里，有一个微弱纤小的细节记载。即苟坝会议开会之前，毛泽东会见了几位“地方的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的是“根据地建设”。

这是一个不完全是史学研究论文而是有着类似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的记载，因此人们有理由不予认真的对待。但我们咨询考察了它的出处，证实它有确实来源，而非信口浮言。

这几位地方同志是谁？毛泽东同他们谈了些什么？长征路上，还在突围作战，只是谈了“根据地的建设”吗？

我们前面说了，历史波涛烟波浩渺，“它不算哪个小泉眼”，而且是传记文学等形式记载，我们和人们同样有忽视和不予重视的理由。

bijie 但是当我们在70多年后采访尹司农老人时得到证实，此期间留在毕节的卢志英，对薛岳、王家烈以及滇军部队驻防，调动，到毕节周围、包括打鼓新场的山川地形都做了详尽的考查，并且某天晚上给党中央写秘密信件或电报，详细做过汇报。

尹司农老人谈到，1935年1月底到3月这段时间，卢志英在毕节活动甚为频繁，除了省会贵阳外还不止一次去过昆明。他对毕节周围的国民党部队有过详细的调查了解，这封电报尹司农还曾留有底稿，该电报记载了以毕节、贵阳为中心的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湘军及其他地方武装（总共不下有20万人）的详细情况，以及这些部队的驻防，调动等情况记载都很详尽。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份底稿文革中被毁。

蒋介石挑选了一位富有“剿共”经验的莫雄并放在了围堵红军的核心地段～毕节这个重要岗位上，这无疑给了莫雄的那几位“部属”获得重要情报以得天独厚的机会。

国民党毕节“剿共”司令部共产党当家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亲临贵阳。很快，远在德安的莫雄受到了电召。

莫雄是这样回忆的：

1935年3月某天，我急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我马上乘飞机往贵阳。我看着这份没有具体内容的电令，心里有些犹豫不决。我想，为什么项与年一去不返呢？莫非他被逮捕了？怀着这一忐忑的心情，我便问刘亚佛说：“此行不知是凶是吉？”刘考虑了一下，便笑着对我说：“若是我们的事情败露了，蒋介石用不着叫你乘飞机去贵阳，他只是吩咐你到省城开会，便可以在那里把你抓起来。大哥，你放心去吧！”

我到了南昌，蒋介石派的飞机正等着我。飞机飞到汉口，在加油的时候，一群军统特务如狼似虎地向我走来，我正吃惊，原来他们是借口运送重要物资而要占用我坐的这架飞机。我自知斗不过军统特务，只好让他们飞走了。但我却不能按时飞赴贵阳了，怎么办？我正愁闷间，行营参谋处长晏勋甫劝我找五省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向他借用他的私人座机。我从不认识张学良，但亦唯有此计了。于是我持名片找到了这位“少帅”。

张学良“少帅”看上去只像个二十多岁的人，他为人爽朗热情。他得知我来访的目的后，爽快地答应把飞机借给我。他送我出门时说：“莫司令官，你的大名我在念书的时候就听到过了，你是我们的老前辈啊！。” 从“少帅”府出来后，我就乘他的飞机飞往贵阳。（看来莫雄在国民党军中还是很有些威望）
果然，蒋介石完全不知道我给他干的“好事”。他是调我来“围追堵截”长征的红军，要我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贵州毕节当“剿共”保安司令及行政督察专员的。蒋介石为说明他的意图，叫我把随身的笔记本拿给他，他翻开本子在上面划出了三省交界地图，标出四川古蔺、贵州毕节、云南镇雄这几个县名，蒋介石说：“这里聚散着七八千红军伤病员。你的任务就是剿灭这些残余红军。” 为此，蒋配给了我中央军1个师——六十三师（我在江西原属的3个保安团已归属熊式辉）。接受这个命令后，我将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及督察专署的原班人马开到了贵州毕节。

请读者注意，莫雄是以重要军事人员由蒋介石亲自安排进入红军“四渡赤水”战事的。有一个師的“围剿部队”的毕节保安司令部一开始就是一个国民党军围堵红军的完全的军事部门，列入所有参加赤水河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的正式序列。和所有的国民党参加围剿“四渡赤水”的红军的国民党军事部队发生着必须的、紧密的和正常的联系。而卢志英任莫雄的参谋长和总务科长，还掌握着电台。电台的报务员也是“自己人”。

这是多么“神奇的安排”呀！

正是有这样的“东风”在手才有了后面更加惊险神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