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无名英雄永远的丰碑

长征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无名英雄永远的丰碑

第一集

于效英校友 October 1, 2016

今年是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我根据收集到的史料简单地编辑了一套长征的故事集，但是故事集讲的不是爬雪山过草地，强度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而是讲这些故事背后的无数无名英雄的故事，都是关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党在另一条战线上为最后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坚强勇士，一共编辑了十二集。长征精神-这些无名将士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两个百年的复兴梦想的第一个百年～建党一百年还有不到5年，我们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再有30几年的奋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实现！如果把我们的事业比作长征那我们仍然在长征的路上。

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人，最后到达陕北只剩下了六七千人，无数先烈无数英雄倒在了长征的路上，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兵临贵阳逼昆明，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江，勇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越草地，无数年轻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长征路上！

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他们绝大部分是拿起枪杆子的农民，他们就是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远大的理想，坚信共产党的道路，坚信共产党的主张，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信仰，扎根于他们心中的信仰高于天！

八十几年前我们的先辈创造的长征奇迹必将激励我们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年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我很想借这个平台讲一个关于长征的故事。虽然是讲长征但是不讲飞夺泸定桥，强度大渡河，也不讲爬雪山，过草地。而是讲一个长征路上无数无名英雄的故事。每周两集集，希望校友和各界朋友喜欢。

毛主席亲自嘱托叶剑英要关照一位老朋友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同志不再担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工作而派往华南担任领导工作。

从北京临行前，毛泽东主席找叶帅谈话，特别嘱咐了一件事。毛泽东的原话是：“你还记得广东有个莫雄吗？”毛泽东紧接着说，“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到广东后）你一定要找到他。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一定要安排他工作和关照他的生活。”

为此，叶剑英一到广州立即派人非常曲折地找到了为逃避国民党追杀已躲到香港的莫雄，在广州见面后，叶专门向莫作了郑重转达。据说这是叶剑英在新中国刚成立被派往广东主持华南工作后，找到莫雄是他在百业待兴的繁忙工作中首先做的几件大事之一。
莫雄是谁？

我们查找资料，得知莫雄在中共党内认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高级领导人，但与毛泽东并不认识，也没有过单独直接见过面，更无一起工作的经历。

毛泽东这样的正式嘱咐转达他对某同志的褒扬并不多，特别是这种“有一大功而不计哪怕有百过”的褒扬角度，与之相似的几乎只有一件，即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对傅作义先生的褒扬。

这莫雄是谁？我们听听另一位老帅说什么。

徐向前元帅就四渡赤水的精彩战事曾有过一次谈话和回忆。他说：“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铮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其中，“我们的人”是哪些人？他们的名字，直至今日仍极少有披露，也少有人知晓。所以说他们那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我们安插在敌人营垒中的人都是谁？敌人的密电码又是如何获得的？

在展开故事之前还要先插讲另一个故事：

“没有参加过长征的王世英到乌江桥头凭吊”

老特科王世英并没有参加过长征，但他在1960年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却来到了贵州乌江凭吊他日夜思念早已经为革命牺牲了的老战友。

乌江大桥，桥头有一块大石头，老共产党员王世英，1960年某日来此大石旁留影。不是到贵阳浏览，不是到遵义访胜，而偏偏要留影在这样一处山萧水疏的江边，要知道，他当时已身患中风和半身不遂，但仍在风雨细丝中凝重伫立，他在想些什么，后辈不宜妄编。

王是北方人，当年也没有参加红军到过此地，他来此，当有悼念红军长征时期的战友之意。这战友与乌江有关？王世英在中共党内情报工作和秘密战线有名的传奇人物。看起来那位或那几位“人已没了”却使他无限怀念的战友似更加庄严传奇。

项与年

王世英同志是中共党内秘密战线的老一辈革命家，一直到文革中去世，他都保守着许多“永远的秘密”。王世英所怀念的正是30多年前就发生在此地的人和事，在眼皮下极近的渡口和“稍远望似可目达”的毕节城。王所怀念的战友，是卢志英、项与年、刘亚佛、严希纯等人。王世英所思念的人和事正和前述毛泽东的褒扬、徐向前的谈话中的人和事相重汇。请记住这些名字！

王世英，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33年2月，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转移到了苏区根据地，曾希圣，钱壮英也先后到了苏区，在上海中央地下工作最困难的时期，王世英出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负责情报部。1934年9月份开始，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王世英加紧了对包围江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

王世英还介绍许多著名人士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春，王世英介绍吉鸿昌恢复了党的关系，并代表上海中央局给吉鸿昌布置了任务，派他返回天津，组织反帝同盟。

王1934年后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1935年7月，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此后，王世英领导的军委特科系统暂时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8月初，决定结束上海临时中央局，把上海的领导机关人员转移至天津，9月起，王世英开始率领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向天津转移。

1936年4月到天津成立华北联络局（即北方局情报部，又称北方特科），王世英任局长。1938年10月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1942年初调到延安军委总部工作，仍兼指导驻山西办事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敌军工作部部长兼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天津军管会参谋长兼天津警备副司令员等职。建国后，历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山西省委常务委员兼统战部部长及政治委员会主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兼山西省省长等职。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迫害。1968年3月26日在北京不幸逝世。

1935年9月初，在王世英率中央特科转移到天津的同时，设立特科上海办事处（或称交通站），丘吉夫（邱吉夫，化名小张）为负责人，继续保持同南京、浙江福建、香港等地的工作点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