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想开启那段尘封的历史

苦苦地寻找线索
总想开启那段尘封的历史

于效英校友 October 6， 2016

2012年为纪念先父诞辰一百周年我写了一本书《长城忠魂》（由群众出版社和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让我非常自责的是先父那短短的三十四年的一生特别是参加革命后的十几年间仍然还有太多事情让我无法解开，而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所以至今我仍然在苦苦地寻找，总是希望哪一天能够所有一直环绕在我脑海中的问题一个个都能迎刃而解。

2014年我爸爸在三十年代的一个老朋友戴元毅老同志的后人编写了一本书《又到甲午—一名甲午老兵三代人的选择》，里面详细记录了戴元毅老同志革命的一生，其中，戴元毅老同志在三十年代的主要革命活动回忆中几乎都有我爸爸的身影。从他们在探索革命道路的初期一起参加“第三党，到一起上街张贴抗日标语，一起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一起参加吉鸿昌，任应歧组织在河南搞武装搞军运，一起参加天津地下党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班，一起参加天津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等等，他们都是在一起。

我将这些资料整理了一下，结合陆陆续续收集到的那一时期我们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实录，似乎从中看到了能够解开那段尘封的历史的一些缝隙。

（一）关于戴元毅老同志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戴元毅老同志病逝的通报：（节选）

1930年起从事抗日反蒋进步活动，参加过宋庆龄，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九一八时，参加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和华北民众救国军。1934年，参加中国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河北省委派往河南北午渡从事地下军运工作。帮助南汉宸同志出版《民族战旗》《华北烽火》等宣传抗日救国刊物。1935年9月，经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李铁夫同志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接受谈话人是化名老魏的彭真同志。以后在河北省委书记兼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天津一二。一八学生抗日示威大游行，帮助李铁夫同志出版《华北烽火》，《天津妇女》,《民众抗日救国报》等革命刊物。在天津河东民众夜校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河东地下区委，参加天津文化界救国会和天津民众救国会等。当时公开身份是天津民众教育馆馆员。

（二）黎耘同志略历（节选）（摘自《晋察冀日报》）

黎耘同志，1933年参加抗日同盟军进行抗日工作，当年与共产党发生关系，即开始接受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35年接受共产党的任务，投入军阀部队做士兵工作，旋被发觉逃出，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任天津民众救国会执委和区委，1937年到延安，先后入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任青训班生活科长。

黎耘同志当年用来掩护身份的公开职业是天津市民众教育馆负责人和河东区泰德里民众夜校的校长兼教员。
（注一：黎耘和戴元毅有共同的地下工作掩护身份的职业～天津民众教育馆，另外他们又都参加了天津民众救国会。
注二：黎耘即于会云。
注三：在安吴堡青训班时的名字：李耘心，他被中央组织部指定为安吴堡青训班党组成员，被选为党总支委员同时又担任生活指导处保卫科长兼民运科长。

李楚离在黎耘追悼会上的悼词：（节选）

他自幼年学生时代就认清了只有随着共产党走才是他唯一的正确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才是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那时就认识了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就参加了张北抗日同盟军，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为国持戈。惜同盟军为蒋介石阴谋破坏而告失败，但不久又接受党的任务到旧军队中从事革命的军事工作，被敌发觉后以自己的机智手段逃往平津从事秘密救亡活动，往来于平津青沪之间，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下不避艰险为人民解放事业艰苦奋斗。抗战开始不久，黎耘同志即赴延安学习。

（注：以上略历和悼词中提到的大部分革命经历都在后面的戴元毅老同志的回忆中得到了印证。但是只有“……从事秘密救亡活动，往来于平津青沪之间，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下不避艰险为人民解放事业艰苦奋斗”，这句话还找不到头绪。为什么“往返于平津青沪？怎样地往返于平津青沪？往返于平津青沪是在执行谁的指令？为什么在戴元毅老同志的回忆中一点都没有提到？等等还找不到任何线索来回答”）。

（三）戴元毅老同志回忆中有关部分（节选）

1，第三党

1930年宋庆龄，邓演达发起组织爱国革命团体（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反蒋抗日，该组织在邓演达遇害后基本上就停止了公开活动，解放后改名称为农工民主党，成为与共产党合作的民主党派之一。）。
戴元毅说：我（戴元毅）和朱光宇，于会云（18岁）等参加了这个临时组织，朱光宇说：“有了这个，再慢慢找那一个”。（注：朱光宇有中共特科背景，详见《彭真传略》。朱光宇在1943年遭日寇杀害。）

2，贴标语（戴元毅回忆）

有一天晚间，朱光宇，朱增详，于会云和我（戴元毅）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标语，贴在了日本警察署的门上和墙上，以及日租界的大街上。让日本鬼子紧张了一个多星期。

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戴元毅回忆）

1933年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起义前我（戴元毅）曾和于会云（21岁），李均等人三次去张家口见冯玉祥，第一次他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在北平宣传号召大中学生组织抗日团体。我们回北平不久，组织了一批学生再去张家口向冯玉祥情愿出兵抗日，他还曾派人来北平视察过我们动员的情况。第三次去时，张家口已挑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黑字红旗，我们五六个人因同冯玉祥早有联系，被委任在总司令部周围工作。我因有北平学联的关系，被委任在干部学校做中校秘书，校长由冯玉祥兼任。正当吉鸿昌，方振武二将军出师收复察北康保鏖战时，蒋介石军队包围了张家口，逼冯玉祥离开并解散同盟军。冯玉祥在蒋介石二十万大军包围逼迫下，嚎啕大哭一场，乘敞篷火车回泰山去了。我（戴元毅）和于会云等数人事先得到总部通知，在冯玉祥离开前一天乘票车回北平，经过南口时，关麟征的宪兵查车，搜查出我的委任状，认为是罪证，马上把我和于会云逮捕，两个人捆在一条绳子上，拘留在一个小屋内蹲了一夜，没给饭吃。第二天问我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们说是抗日的老百姓。他们说如果有河北省党部证明就可放行，否则就送中央宪兵三团处理。省党部监印干事王箕是我的朋友，当天是星期天，我给他打电话，王箕便私自写了证明盖了省党部大印，带着我和于会云一起出来了。我们脱险后却给王箕留下了灾祸，他被解除公职，拘留听候审查处分。

4，福建事变

背景：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但是不久即遭到蒋介石的围剿而于1934年1月21日宣告失败。毛主席当时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而当时正是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 1933年，福建事变后，经吉鸿昌，任应岐同意，我（戴元毅）到福建与李济深接洽，请求给予一个军的编制并接济点开办费，成立一个军的抗日部队。在福建住了一个星期后，我带上盖有福建人民政府方印，李济深署名的三张委任状，乘海轮回到天津。吉鸿昌，任应岐任命苏明启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军长，张广为一师师长，胡征之为二师师长，朱光宇为一师政治联络员，于会云为二师政治联络员，我（戴元毅）为吉鸿昌，任应岐总部政治联络员。

二师在豫西焦作，博爱一带活动，开始还顺利，活动区域发展扩大，但后随形势变化，环境逐渐恶化，福建人民政府1934年初像察哈尔同盟军一样遭到惨痛失败，受此影响二师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在一次师部转移中，遭到数倍于我敌军包围，十几个人，只逃脱于会云一人，其余战死的战死，被捕的被捕，胡征之等七人被捕后在开封国民党刑场上高呼“共产党万岁”壮烈就义。

（注：在于会云烈士的追悼会上冀东区党委书记李楚离悼词中说：同盟军为蒋介石阴谋破坏而告失败，但不久又接受党的任务到旧军队中从事革命的军事工作，被敌发觉后以自己的机智手段逃回平津从事秘密救亡活动。李楚离在追悼会上讲的正是这段历史。）

5，1934年夏，由南汉宸介绍，河北省委李铁夫与我（戴元毅）谈话，要我去河南北舞渡等地做地下军运工作。1935年夏天，他（李铁夫）给我们开了一个学习班，地点在旧俄国公园的树林内，有时也在我的宿舍。参加学习的有朱光宇，于会云等五六个人。（注：彭真1935年出狱寻找党的组织，最后找到了学习班的朱光宇并通过朱光宇见到了李铁夫接上了组织关系。前述朱光宇有特科背景。）

6，1935年建立天津河东区委会，书记是于会云（23岁），委员戴金和（1943年被日寇杀害于狱中）。工作范围是河东贫民区，英美烟草公司，盛锡福草帽辫厂等。公开机关是天津民众教育馆，河东泰德里民众夜校。于会云是夜校负责人，给工人群众出主意，做了不少有益于群众的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这个夜校闹得很红，在20多岁的小青年于会云离开天津前始终没出问题。当时我（戴元毅）的公开职业是天津民众教育馆馆员，做民众夜校的宣传工作。主要革命工作是帮助李铁夫编辑出版《华北烽火》，《民众抗日救国报》等刊物，发展党员并在河东民众夜校内成立了党的河东地下区委，参加天津文化界救国会和天津民众救国会等活动。

7，关于朱光宇

朱光宇1943年被害于日本监狱。戴元毅回忆中第一次提到朱光宇的名字，是戴元毅，朱光宇和于会云1930年一起参加“第三党”。后来他们几个一起到街上贴抗日标语，都贴到了日本警察署的大门上。

再后来是到了1934年戴元毅，朱光宇，于会云一起参加南汉宸，吉鸿昌，任应岐组织的河南军运。朱光宇和于会云分别担任了华北民众救国军一师和二师的政治联络员。

到了1935年他们又一起参加了李铁夫秘密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这期间彭真同志刑满释放后在北平，天津到处寻找党组织也是通过朱光宇联系李铁夫才解决的。在《彭真传略》中是这样表述的：朱光宇和郝德清都是中共特科系统的工作人员。他们对彭真考察后，北方局派李铁夫与彭真谈话，接上了组织关系。（详见《彭真传略》第94页）

8，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我（戴元毅）在李铁夫的组织和领导下参加了天津一二一八抗日救国大示威。

（四）这些资料给我的启示

以上资料中有关于会云略历和李楚离的悼词来自1946年晋察冀日报和冀东日报对他的追悼会的报道。而戴元毅的回忆录基本上都是写于八十年代。两份不同时期的材料得以互相印证。而印证的结果说明：

1，戴元毅和于会云两个人参加革命的时间都是1933年。他们一起参加张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失败后又一起回到天津。而正是在那一年他们和共产党发生关系，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2，于会云不久接受党的任务到旧军队中从事革命的军事工作，被发觉后以自己的机智手段逃往平津从事秘密救亡活动。（两份资料互相印证）

3，于会云回到天津后继续从事秘密救亡活动，往来于平津青沪之间，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下不避艰险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为什么要往来于平津青沪？在谁的领导之下？做什么样的抗日救亡活动？这些还查不到任何资料，戴元毅老同志的回忆中没有涉及这方面的事情，说明那以后两位老朋友老战友已经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战壕战斗了。）

4，有一个细节：1935年12月18日在李铁夫的领导下戴元毅老同志参加了天津抗日救国大示威。这是在北京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发生在天津的一个大事件。但在这个大事件中戴元毅老同志没有提到于会云，也没有提到朱光宇。连他们几个在一起贴抗日标语都能回忆出来，在这样大的事情件中却只字没有提到于会云和朱光宇？这只能说明于会云和朱光宇没有参加这个活动！或说明那时他们几个已经不在一条战壕里战斗了。那于会云和朱光宇又会是在哪条战壕呢？

5，有资料称1935年春节前，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规模的大破坏，已经在上海无法再开展工作。1935年9月起，王世英开始率领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向天津转移。为了安全，王世英决定分批转移。9月初，他先带了一批人去天津联络工作，成立华北联络局专事他的老行当：情报，军运和统战工作。 10月2日，张庆炎带领第二批人到天津。而王世英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特点就是少参加社会街头活动，人员精悍，因此才很少遭受重大破坏。那于会云会不会已经被吸收到了王世英领导的华北联络局系统的战壕中了？因此他才没有参加一二一八游行示威？暂时还没有明确的资料证明。

6，七七事变后不久，华北联络局经延安党中央批准，在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之前分批将其骨干成员撤到延安。于会云正是在那个时间段到达延安。这会不会是他属于那个战壕的一个旁证？

7，到达延安后于会云曾要求到抗大学习，以便能够学了军事上前线直接打鬼子。抗大是去学了，但后来还是做了保卫工作。1938年2月被分配到处于国统区边缘地带的安吴堡青训班（在西安附近），并被指定为训练班党组成员，同时担任训练班的保卫科长和民运科长。而当时同在党组的还有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张浩同志，他是以青训班工人大队负责人的名义出现。（注：在1939年初成立中央社会部之前，党的情报系统是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周恩来为主任，张浩为副主任。有资料说青训班的保卫工作是隶属于党的情报系统的）。

8，从公开的资料可以看出从此之后直到终其一生他的工作都没有离开过情报，侦查和公安保卫工作。我的问题是他后来的工作是从当年失败的华北民众救国军开始的还是从当年“往来于平津青沪” 时开始的？
当然也没有资料来说明这些推论！

八十年了，完全搞清楚谈何容易！这种执着还有意义吗？爸爸虽然未能见到革命的胜利，但革命胜利后他的英魂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褒奖，是共和国的革命烈士。作为他唯一的后代我也已经退休十年也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了，搞不搞清楚还有什么意义？

这就是一种情结，一种对先辈的怀念，敬仰的情结，就是这情结使我始终不能放下这个未了的心愿，总想要把那段故事搞的清清楚楚！不然心里总是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