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忠魂-2

--怀念我的爸爸妈妈

（二）

于效英（1970届）

1936年春，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以及这之后的瓦窑堡会议后由党中央派遣来到天津，开始着手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纠正了所谓“铁夫路线”的错误结论并正式任命李铁夫同志为天津市委书记。随后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中央彻底结束了王明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明确李铁夫的意见是正确的，并任命他为河北省委书记兼天津市委书记，不幸的是，在会议刚刚开完不久，1937年7月10日，他就因伤寒在延安病逝。他死后被安葬在延安的清凉山上。后来，党中央在七大期间还专门为他重新立碑并书写了碑文，石碑的正面写着：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李铁夫同志之墓，落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当他病危时，组织上曾用暗语“大哥病重”急电他的夫人张秀岩同志尽快赶来延安，但是，当张秀岩赶到延安时，李铁夫已经被埋葬在清凉山上了，这对忠贞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患难与共的夫妇却没能见到最后的一面。我爸爸那时正在延安抗大学习，曾与戴元毅同志一起去看望过张秀岩同志。

爸爸在延安从1937年8月到1939年初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上抗大，进党校，后又从马列学院毕业。这时正值全国抗日的高潮，千千万万个进步青年徒步八百里来到延安要求抗日。党中央及时做出了“来者不拒”的指示，在西安到延安的必经之路上的安吴堡成立了“青年训练班”，训练班除教务处外，还设立了生活指导处，（也就是后来的政治部），我爸爸在抗大，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吴堡青训班生活指导处任民运科长和保卫科长。

1938年6月到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初毕业后我爸爸响应毛主席的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被派往抗日前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与其他几个同志一起着手筹备组建晋察冀公安总局。1939年6月25日晋察冀公安总局在阜平县花山村正式成立后他出任晋察冀公安总局社会科长（后改任侦察科长）负责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

1942年秋天，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派他到日寇统治最残酷的冀东地区，任冀东地区公安局长，这主要是因为那个地区由于没有正规的公安保卫组织，加之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出现了乱捕乱杀，滥施肉刑等破坏政策的严重现象。派他到那里就是要建立公安组织，培训公安干部，落实党的锄奸反特政策和实施一系列的保障人权的条例，从而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和根据地的建设，加强和发展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他一起去的一共有百十来人，他是带队人之一，在长城内外逶迤婉转了几十天，通过了好几道日伪军的封锁线，直到当年的深秋季节才到达这个当时被称为“四面环敌，孤悬敌后”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那时正好是刚刚经过鬼子的第四次强化治安，日本鬼子所到之处，烧光，杀光，抢光，设立了一个又一个的“人圈”，制造了大片大片的无人区，他们到后，青纱帐已倒，很快就进入冰天雪地的季节，一时找不到群众，找不到干部，为了躲避鬼子的围剿，他们常常是露营在荒郊野外，深山野岭，长城脚下，几乎每个晚上都要更换几个驻地，没有吃，没有喝，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依靠党，依靠群众，拼着性命，坚持无人区的斗争，在长城内外和日本鬼子汉奸特务周旋，有力地打击了日本鬼子利用宪兵奸特对根据地实行蚕食的政策，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交给他的任务。就这样，他在冀东地区一直干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到冀东后，首先是组织培训各级公安保卫干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共先后开办了五期训练班，这些从各地区挑选来的优秀区县干部，经过短期培训，他们都成了冀东地区最早的一批既是立场坚定，又懂政策，又有一定的公安保卫专门知识的骨干力量，他们很快被派往各个地区组建公安保卫组织，到抗战胜利前后，冀东根据地所辖五个地区及其二十几个县都先后建立起了公安科、局，各区设立了治安助理员，各村设立了治安员这样一整套民主政权的公安保卫系统。同时在各个敌占区也逐步建立起来了我们的情报系统。那些打进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们，隐名埋姓，天天和魔鬼打交道，有时还要忍受着同志们的误解，因为是单线联系，有些人牺牲了，有些人出了问题，等等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都有可能会使这些秘密的单线联系相应出现一些问题，由此而产生的误解使得一些好同志，一些无名英雄直到革命胜利了都得不到同志们的认可，甚至也得不到组织上的认可，有些人就这样背着这些误解而含冤死去。这确实是我们的悲哀！作为晚辈我愿那些无名英雄们在上天之灵安息吧！

爸爸为这些训练班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为此亲自编写教材，亲自上课教学，在战斗的空隙，在行军的途中，发扬抗大作风，边战斗边学习。一般每一期三几个月，这些经过培训的公安保卫干部直到全国解放后，仍然大部分都还战斗在各级公安保卫的岗位上。其次，在办训练班的同时，在冀东区党委的领导下，落实党的锄奸反特政策，重视保障人权，并根据地区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条例，基本上扭转了曾经出现过的乱捕乱杀以及那些不讲政策，滥施肉刑等逼供信现象，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他病逝的时候，在他的领导下，几年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整个冀东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了一支训练有素，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已经有了万把人员组成的坚强公安保卫队伍和情报系统。

我从国外调回到国内工作后，有了较多的时间和机会来查找更多的有关爸爸到冀东根据地之前的革命活动情况的资料。我一有时间就到国家图书馆，翻看那个时期的回忆录、烈士传。我终于找到了那本《不屈的战士》一书（关于李铁夫的回忆文章），从中找到了我爸爸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在天津地下活动的的一些情况！我还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书市上，人家都是在找新书，我却偏偏去到那一堆一堆的旧书摊上一本一本的翻看，那本第32辑《冀热辽报告》就是我从旧书堆里发现的！这份报告的第二篇是1944年十月间在杨家铺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朝鲜籍干部周文彬同志写给晋察冀中央局的一篇补充报告，报告中专门有一段讲到了锄奸反特和统一战线的关系，充分肯定了我爸爸在短短几个月里所做的工作。他说是在我爸爸到了冀东以后到各地区逐步落实了党的各项锄奸反特条例，落实了各项保障人权的规定和办法，从而基本上纠正了肉刑，活埋等乱捕乱杀的现象…… 而这些不讲人权的情况和做法对于根据地的建设，对于统一战线的建设，对于当时平津等大城市中的人们对敌后根据地的看法都产生过很负面的不良影响。我又看到了爸爸在抗日根据地工作的痕迹！

jcjdaily
1946年12月11日的晋察冀日报关于我爸爸(黎耘)病逝的讣告

我还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1946年12月11日《晋察冀日报》上刊登的我爸爸病逝的消息报道。这些都是我渴望要找的资料，也都是令我非常激动和非常有成就感的收获！记得一位爸爸的老同志曾和我说过，抗战胜利后他有一次去看我爸爸，他们一起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当年和他们一起到冀东根据地的百十来人，那时活着的只剩下了十几个人，这说明了那个时期在那个地区的斗争是何等的残酷！我还记得不知道是妈妈还是姑姑曾对我说过，直到爸爸最后的时刻，他还安慰我妈妈和我姑姑说，他参加革命这么多年，这条命早已经是拣来的了，多少次遭围捕，多少次战斗，多少次遇险，他都化险为夷，他从没有负过伤，没有被捕过，他的多少个好战友，好同志都已经在他的前头牺牲了，他能够活到今天，他已经很知足了。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也听到过一些老同志对他的评价，说他对那些败坏党的政策，破坏党的威信的做法嫉恶如仇。例如，听老同志说他在晋察冀公安总局时对个别领导人为所欲为，不讲政策，滥杀无辜，本人在生活上也不讲法纪的种种做法就进行了不讲情面的坚决斗争。又例如，我还是听说，有一个曾被派到敌占区工作过的老资格的同志沾染上了吸鸦片的毛病，对此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组织处置，但后来他知道这个同志彻底改掉了这个毛病，他又专门设宴为这位同志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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