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拜读了南开女中1943届毕业生、台湾著名作家齐邦媛教授的长篇回忆录《巨流河》。

齐邦媛，祖籍辽宁铁岭。1938年至1943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女中部就读。1947年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去往台湾，任教台湾大学外文系，1988年在教授任内退休后，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

齐邦媛出身军人家庭。其父齐世英早年曾留学日本和德国，一生的黄金岁月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潜回东北筹划抗日工作，后又在华北成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创建“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两千名流亡学生。1949年他乘最后一班飞机抵达台湾，1987年去世，享寿88岁。

齐邦媛说，他父亲生前没有再回过魂牵梦萦的故土，最终埋骨台湾。墓碑所向，是东北，是回家的路。

（齐邦媛全家福。前排左起：母亲裴毓贞、父亲齐世英，妹妹齐星媛；后排左起：妹妹齐宁媛、哥哥齐振一、齐邦媛）

2004年，八十高龄的齐邦媛教授，伏案四年撰写了25万字的回忆录。记述了家中两代人从故乡辽宁的巨流河出发，从北到南颠沛流离，最终飘落到台湾南部垭口海的曲折经历、家国故事。

（晚年齐邦媛）

齐邦媛教授在其回忆录中的第三章，用整章的篇幅回忆了抗战时期南开女中的学习生活，为中国抗战教育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于师出同门，晚辈的我对前辈学长记录抗日战争时期，在南开女中度过的六年不寻常学习生活格外关注，感触颇深。

2025适逢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了解历史、面向未来。我愿和大家一起跟随齐邦媛教授的笔触，重回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南开女中校园。

（雾都重庆）

天津南开学校的南迁

关于南迁的背景，齐邦媛写道：“日本人占领东北后，以天津日租界为基地，积极地向华北伸展侵略的魔掌。”“校长张伯苓先生深知局势危急，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
觅地建立分校。” 她所讲的分校即是在重庆开设的南渝中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7月底，日军攻占天津，随即下令轰炸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顷刻间30余年创建的南开系列学校被炸得断壁残垣、夷为瓦砾。面对一片废墟，悲愤之中，张伯苓校长对新闻界发表了感天动地的豪言：“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为了保证学校能够继续正常教学，保存民族文化火种，续存文脉。11月份南开大学撤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撤往重庆，与南渝中学三校合一，更名为“
重庆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首届毕业生、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喻传鉴出任教务主任，代行校长职责，统管全校日常事务。南开女中首届毕业生王文田，担任女中部主任。

彼时陪都重庆涌入各界精英，社会贤达都愿将子女送到南开读书。一时报考人数激增，录取率仅为1:10，在校学生从原来的200名迅速增加到1500名。

沙坪坝校园的张伯苓校长

耄耋之年的齐邦媛，回忆在南开女中学习的6年经历，多次在书中提及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校长。

张伯苓先生于1904年在天津创办了南开中学；1919年成立私立
南开大学；1923年建立南开女中；1928年成立南开小学。1936年
在重庆建立南渝中学，翌年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晚年的齐邦媛清楚地记得14岁考入南开中学初见学校的情景。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爸爸带着我坐车由重庆上清寺出发，送我去上学。我们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车行大约二十公里，过了小龙坎不久，在一片黄土坝子 上，远远地出现一群红褐色大楼
，在稀疏的树木中相当壮观——那就是沙坪坝的南开中学。

（重庆南开中学俯瞰图）

学校分设男中部和女中部。女中部所在的“受彤楼”即是原天津南开女中学生的教室和活动场所。

（图为女中部所在的受彤楼）

齐邦媛说，“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长。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

齐邦媛在书中这样描写记忆中的张校长，“在我成长的六年中，留给我非常温暖的印象。他长得很高，约有一百八十几公分， 体型又大又壮，不胖，肩膀很宽，长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
，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史料记载，沙坪坝南开中学校园内建有一座名为“津南村”的教职员工宿舍。那是北方四合院形式的小型建筑群，总共建有24个院落，占地4281平方米。抗战期间，张伯苓校长和家人一直住在津南
村3号院。

(张伯苓校长与在重庆津南村的家人合影)

齐邦媛写道。“张校长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挂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
？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

为了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南开校园有举办辩论会的传统。一桩张校长修改辩论主题的往事，齐邦媛记忆犹新。

“高二上学期我被指定参加学校的辩论社。开学不久，被选出代表高二参加一场辩论比赛。辩论的题目是：男生和女生的读书趋向。海报贴出后，有一天张校长散步看到了，说，都什么时候了，天
天跑警报，还教孩子们辩论这‘没有出息’的问题。”

指导老师连夜将主题改为“美国会不会参战？” 面对如此严肃的大题目，原先选出的六个人（正、反方各三个人）非常惶恐，都想退出。老师说，南开精神就是允公允能、勇敢接受挑战，让大家加
紧准备。齐邦媛广泛收集资料，精心备赛。最终，她参加的正方赢得了辩论。

齐邦媛说，抗战时期张校长在周会演讲中，常常勉励我们“中国不亡，有我 !”他一直用强烈的激情鼓励我们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

抗战期间，张伯苓校长一身傲骨，坚守民族气节，带领南开师生抗日救亡，继续学业。他的信念影响了一代人。

抚今追昔，年逾八旬的齐邦媛教授在书中告慰张伯苓校长：“他奋斗的心血没有白费，他说的话，我们数万学生散居世界各地都深深记得、在各自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