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开学校“校父”——南开系列学校的奠基者

严修被尊为南开学校的“校父”，是南开学校体系的奠基者。缔建南开学校体系严格地讲应当从敬业中学堂的创建为始，逐步发展成南开学校体系，形成一个从中学、大学、女中、小学完整的私立学校系统，是为国为民创办的中国民办教育的典范，是近代天津教育的一面旗帜。

（一）从敬业中学堂到南开中学堂

1904年春，严修偕张伯苓去日本考察，通过对日本教育的实地考察，更加坚定了创办新教育的信念。严修对张伯苓说：“吾安得于吾津试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张伯苓答道：“不难，似虑者，无地与钱耳，苟有此二者，吾极愿效绵薄。”回津后，严修即为这“地”和“钱”而奔波④。严修多次与张伯苓、王益孙(奎章)等商议，决定以严氏家塾（简称严馆）与王益孙家塾（简称王馆，成立于1900年）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严修以自己的偏院作为校舍并提供学校用具，严、王两家每月供给中学纹银一百两作为经费。张伯苓任校长。学生除严、王两馆学生外，又新招学生，共73人，设中学班和高师班。1904年10月开学。年终，根据严修从保定来信意见改名为“敬业中学堂”；1905年底，学校又更名私立第一中学堂。

1906年邑绅郑菊如捐地12亩，严修、王益孙、徐世昌、卢木斋、严文彬集银二万六千余两，其中严修捐银五千两，兴建南开新校舍。

南开中学堂

（二）英语专门科、高等师范班、专门部

严修和张伯苓很早就在考虑如何解决学生求学深造的问题。早在1915年，“徇中学毕业生之请求”，南开中学增设英语专门科一班，并续办高等师范班，目的是为有志留学或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提供深造的机会，同时，成立了专门部，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在专门部的基础上发展为大学。

（三）创建南开大学

为了实现筹办南开大学的愿望，严修毅然决定让张伯苓暂离中学校长的岗位，资助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17年夏，已经不惑之年的张伯苓真的乘舟西去，走进了那所于1754年创建的古老大学，重新当起学生，拜师著名教授杜威、克伯屈、桑代克，研究教育理论。第二年，让儿子们凑足经费的严修，也跨越大洋，来到美国，同张伯苓一起探求美国私立大学的办学经验。年届花甲的严修体衰多病，从北美的东面走至西面，考察学校。他还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听讲，用他掌握不多的英文词句直接感受现代教育理论的奥妙。有趣的是，他还借助类似今天的“家教”方式，请每天到哥大上课的张伯苓晚上来给他授课，他像个接受“家教”老师辅导的学生，在他的住处沏好香茗，预备好记录的笔墨纸砚，边听垂记，提问切磋，甚至有时还有辩论。这种“家教”，从1918年7月起，一直讲了二十四五次，每次都有二三个小时，记了厚厚的一本笔记。这是一本极为珍贵的资料，这里集中体现了严修、张伯苓考察美国教育的感受，也反映了他们的大学理念和办学思想。居留美国五个多月，严修对美国教育制度、大学经验、学校筹款和教学管理有了比较具体深入的了解。1918年11月他偕张伯苓回国，船过日本，得到了儿子在东京病故的噩耗。晚年丧子对于严修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严修强压胸中翻江倒海的悲戚，依然支撑着会见周恩来等在东京留学的南开学子，仍然思考着如何建立大学。12月19日自东京起身，《严修日记》云：“夜不成眠，思量南开大学事。”12月23日火车过山海关，严修记云：“与范（学濂）、张（伯苓）、孙（子文）三君论学事。”回到天津后，他们正式宣布了建立南开大学的决定。严修不顾旅途劳累，春节刚过，强忍刚刚失去亲子的巨大悲痛，就偕张伯苓赴北京遍访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人，征求对办大学的意见。又亲赴北京、保定、山西、南京等地会见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曹锟、孔祥熙、阎锡山、李纯等人，为南开大学筹募经费。严修自己还带头为大学提供物质帮助。1919年捐购书款2000美元，又捐中文典籍三十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五亩多，折款一万八千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史通》等数十种古籍赠与南开大学图书馆。

20世纪20～30年代南开大学思源堂

1919年9月南开大学终于诞生，严修亲手树立起一所民办大学的旗帜。南开学校自开办到1927年，共得捐款一百二十万元，对其扩建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以严修出力为最多，严修为南开大学的创建，发展筹集资金，可谓竭尽心力。

（四）兴办南开女中

南开女中滥觞于严氏女学。从1902年严氏女塾到1905年严氏女学（女子小学）以至1919到1922年的严氏女学（中学班），都是在严氏家中开办的。1922年冬，北京、天津各校学生数十人联名致函张伯苓校长，请求建立女子中学。1923年春，天津诸女校学生王文田、华冰如、林懋志、王毅衡、王守瑗等鉴于男女教育不平等，又请求张伯苓校长建立女校。严修、张伯苓多方协商，由严修老友言敦源捐款1000元为始建费，于南开六德里租赁校舍。是年9月，南开女子中学成立。接着，张伯苓又筹措资金，为女中建新校舍，学校地点在现在的南开中学体育场。民国十五年(1926) 10月17日，隆重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全校师生及黎元洪、言仲远等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场面热烈，大振女子教育之风。南开女子中学是当时社会期望的高水准学校。教学和管理与南开中学统一进行，主要教职员均由南开中学兼任，不少课程如经济、商法等与男中合上，理、化实验室与男中合用，修身课、讲演会、运动会以及反帝爱国活动也都是男女学生共同参加。南开女中不仅具有南开中学的共同特点，如：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师资阵容强，倡导德、智、体三育并进；教学效果好，强调联系社会实际等，而且针对女子教育的实际情况，强调民主、自治、开放。学校竭力赞助和支持学生的课外组织和集体活动，广泛开展学术、摄影、讲演、书画、戏剧、歌咏、舞蹈、缝纫、刺绣等活动，举行各种比赛、各种展览，编印出版班刊、校刊，为学生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南开女中

1926年10月20日，张伯苓在《致长芦盐运使言敦源的信》中称：“目前敝校廿二周年纪念日，并行女中学部新校落成礼，辱蒙光临，非常荣幸。窃念敝女中此次所成新校由何而能有今日？实自先生捐款提倡始。则即谓今日在校之女学生，皆受先生之广庇亦无不可。惟是春风发萌不限于一佛，雨露生物有赖于频滋，苓不揣冒昧，愿先生对敝女校始终成全之。此校虽工竣，尚亏款三万余元未有着落，谨以捐启奉上，乞大力代为登高一呼，想急公好义如先生，自必不以无厌斥我也。⑤”

（五）建立南开小学

1926年10月16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致函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故请兄速设小学及幼稚园，以慰同志之渴望。⑥”陶行知认为南开有必要开办小学，使南开教育系列化。张伯苓先生在美国研究教育时，曾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教育学者克伯屈先生。1928年，张伯苓校长第三次赴欧美考察教育，又与克伯屈先生讨论设计新教学法，商定开办小学以为实验。

南开小学校

1927年，严修与天津商界著名人士王心容、纪锦斋、范竹斋、金小泉等商谈筹建南开小学资金。1928年3月18日，在南开学校董事长颜惠庆主持下召开校董事会。张伯苓提出了创办南开小学的计划：本年拟在中学附近成立南开学校小学部，开办时间在本年暑假后。校址暂用中学校外宿舍即女中部旧校址，暂招一二年级两班。创办费是由华露存女士所捐1000元，经常费除学生学费外，由暑假学校余款拨捐1000元。小学部除将来新校舍须特别筹款外，每年经常费出入约相抵，与全校经济无关⑦。是年秋，南开学校增设小学部，招生80余人，分两级教授。聘钱伯超先生为主任，克伯屈先生的女弟子阮芝仪博士（Dr·RanKin）担任实验导师，从事设计教学法的实验。

至此，一个包括大学、中学、女学、小学的南开学校体系在天津形成。当然南开学校体系的形成并不完全是严修一人的作为，但是在这个学校体制的缔建中，每走一步无不倾注着严修的精力与心血。张伯苓曾深情地说过：“我们学校真幸会由严先生发起”。在这里张伯苓不仅表达了对严修的敬重之情，也充分肯定了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严修是彪炳于“南开”历史上的一位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