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1904~1997)，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教育家和诗人。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天津市政协一、二届副主席，天津市一至六届人大代表、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鲁迅研究会顾问、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天津市图书馆名誉馆长、天津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并长期兼任南开大学外文系系主任。

    李霁野于1904年4月6日出生在安徽省霍邱县的叶集镇。这个小镇南临大别山，西濒史河，位于一个土地肥沃的小平原上。李霁野八岁入私塾。私塾老师经常鼓励学生多读书，所以除了正课之外，李霁野读了不少如《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1914年入叶集明强小学。同班同学有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等人。

    1919年，也即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烈火燃起的那一年，李霁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公费的阜阳第三师范。在那里，尽管地处偏远，但他还是接触了如《共产党宣言》等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他和李何林、韦丛芜等几个志趣相投的同乡同学还订阅了《新青年》、《少年中国》以及辟有副刊《学灯》的《时事新报》和附有《觉悟》副刊的《民国日报》。有时他们也把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材料张贴出来，把一些进步书刊给要好的同学阅读。1921年，校内有人诬陷李霁野和韦丛芜要把当时被一些人称作“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思想引进阜阳第三师范，为了反抗这种诬谄，他俩便声明退学，愤愤然离开学校。回到家后，李霁野借助字典阅读三师高年级英文课本、《天方夜谭》、飞毡神灯的故事等，极有趣味的内容使他无限神往。于是便下定决心学习文学。李霁野后来回忆说，当时尽管是失了学，但由于进步书刊和马列主义宣传品的鼓舞，并没有使他们感到前途的渺茫。那一年春节之后，征得家长同意，他和韦丛芜到安庆打算转学，但因当时师范是公费，学生有地区的限制，转学的事成为泡影。他们只好到商务印书馆设在韦丛芜大哥办的商品陈列所的售书处义务站柜台，那儿可以整天看书。与此同时，他俩还办了《微光周刊》，在《评论报》附出，内容主要是攻击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他们还发表了要求解除封建婚约的公开信。这信曾在故乡引起轰动，最终导致他们婚约的解除。

    1923年春，在同学韦素园的劝告下，李霁野到北京读书。先在北京自修英语半年，秋季转入崇实中学学习。为了解决学费和生活用费，他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924年暑假，译完了俄国作家安德列夫的《往星中》，由他的小学同学张目寒送请鲁迅先生指教，从此便开始了与我国现代伟大作家鲁迅的交往。

    鲁迅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他大力提倡并亲自动手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李霁野说，“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甘心作泥土，热忱爱护、培养青年人”。1925年夏天，在鲁迅提议下成立了“未名社”。这个文学社团的主要成员除鲁迅外还有：韦素园、李霁野、曹靖华、韦丛芜和台静农。这时，李霁野已考入燕京大学。

    “未名社”成立后，在鲁迅的关怀下致力于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出版《未名半月刊》，刊载鲁迅和其他成员的进步作品。李霁野翻译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俄国安德列夫的《往星中》就是由未名社出版发行的。未名社在成立后的短短六七年间出版了二十多种文学作品和两种期刊(《莽原半月刊》和《未名半月刊》)。1928年4月未名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李霁野和他的另一位朋友因翻译《文学与革命》一书被捕坐牢。

    1929年秋，李霁野在北京的孔德学院任教，当时学校常常拖欠教师薪金，他的生活很困难，往往需要在教课之余译书写文章以补助生活。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被侮辱与损害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译出来的。1930年李霁野经友人介绍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任英语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一般上午上课或备课，下午散步译作。1934年译完了英国作家夏洛特·勃朗蒂的小说《简·爱》。这是一部非常感人的英国优秀小说，它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欢迎。李霁野于1935年秋去英国旅游，1936年4月回国后到上海访鲁迅。1937年离开天津女子师院，与刘文贞女士在北平结婚。1938年在辅仁大学任教。

    除了《简·爱》这部重要的优秀作品外，李霁野还译了不少外国著名小说和诗歌。如《虎皮武士》、《战争与和平》、《鲁拜集》(诗集)、《四季随笔》和《妙意曲》(诗集)等。

    1943年，李霁野因受日军迫害离开北方，辗转至重庆，经曹禺介绍，在北碚复旦大学教课，次年夏天到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从事教学、翻译和写作。他在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时，曾经为那里的学生作过几次十分有益又很有趣的演讲。在这些演讲里谈读书，谈人生，谈理想，旁征博引，内容非常丰富生动，引起年轻听众极大兴趣。当时，李霁野作演讲只备有提纲，而每篇讲稿的全文都是事后由白沙女师的同学整理并用蝇头小楷抄好的。后来由先生的老友、名作家章靳以先生把这六篇演讲集成一册，曾于解放前夕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出发行。这便是《给少男少女》。

    《给少男少女》里的六篇演讲，篇篇充满深刻的哲理并贴近当时的现实生活，每一篇中都有很多见解精辟的段落和精彩的警句。直至今天它们还深深地吸引和教育着许多年轻读者。譬如谈到读书，李霁野说：“拿死的知识填塞了之后，再拿考试来测量结果，不要几年，学生就变为被动的了，读书的兴趣也被消灭。”他认为“读书不是为应付考试，不是要敷衍外来的要求，却是要满足内心的需要，充实自己的生活。”“生活同读书是分不开来的。一方面不要作书呆子，将脑袋里装满死书；一方面也不要空着脑袋过生活。读书应当是生活的一种享乐，不是令人头疼的工作。生活应当用书籍来陶冶，使它美化并充实。”

    1946年3月，李霁野离开白沙女师院，回到故乡看望了20年未见的父亲，与离别三年半的妻稚欢聚。9月应许寿裳约，启程赴台湾省编译馆任编纂。“二·二八”起义后，编译馆解散，转台湾大学外语系任教，直到1949年4月离开台北。

    李霁野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他的第二故乡天津度过的。1949年4月底，先生经历了十数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从台湾返回天津，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9月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并于1951年担任系主任工作直至1982年，后改任名誉系主任。1995年退职休养。

    几十年来，李霁野除系务工作外还兼有许多社会工作，十分繁忙。他一方面致力于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高工作，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视外文系的外语基础课教学。为了培养青年教师，让他们尽可能走上讲台亲身实践，他安排有经验的老教师和他们一起讨论讲稿和教学方法，使他们尽快得到提高。他还根据当时的条件选派青年教师到条件较好的兄弟院校，如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和黑龙江大学进修提高。“文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条件更有所改善，他便采取聘请外国专家和选派教师出国进修等办法，使大部分中青年教师得到很大提高。还培养出了自己的美国文学博士。如今，他培养的一批中青年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南开大学外文系成立六十多年来，为祖国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他们在校学习期间，都得到很好的外语基本功训练。特别是解放后四十多年来，成绩尤为突出。这与李霁野历来的主张不无关系。他认为，要使学生掌握好外语，应该加强听、说、写、读、译的全面训练。学外语的人听不懂、不会说外语是“哑叭外语”；学外语不读原著，就不能很好了解该国的国情、民族的生活习惯，也不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从1956年复系(以前外文系曾停办一个较短时期)后，有几位名教授如：司徒月兰、杨善荃、李宜燮、高殿森、金[FJF]盽等先生担任文学课教学，由张秉礼、罗旭超等先生担任语言课教学，也有著名学者黄子坚先生任兼职教授，有美籍教师刘狄英女士长期任教。优秀的青年教师庞秉钧、曹其缜等脱颖而出成为教学骨干。英语专业的学生由原来每年招收三十多名增至每年一百余人。这是南开大学外文系历史上又一辉煌时期，也是李霁野主持外文系系务以来辛勤操劳的成果。

    李霁野办外文系的另一贡献是从1960年设置了俄语专业教研室，并于当年开始招生。由于李霁野的奔走呼吁，教育部派来了曾在斯大林时代蒙受不白之冤、于50年代归国的老共产党员陈有信教授主持教研室工作兼任外文系副系主任。同时又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调来几位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任主讲教师。1961年外文系英语专业开始招收英国文学研究生，1972年建成日语专业教研室并开始招收培养日语本科生。改革开放以后，在筹划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聘请外国专家等工作中，都无不倾注着李霁野先生的心血。

    1993年4月6日是李霁野教授90华诞，天津市的领导同志和先生的学生、同事、朋友前往住所祝寿。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市领导同志为他颁发了天津市最高文艺奖，“鲁迅文艺奖”大奖，表彰他七十多年来积极传播伟大鲁迅的革命文艺思想、不倦地遵从鲁迅先生的教导从事译著的功绩。当市领导同志把一束由红玫瑰、黄菊花和洁白的马蹄莲组成的鲜花献给他时，当他从另一位同志手中接过“天塔征歌”的获奖证书时，老人愉快地笑了。这是一位几乎与世纪同龄人发自内心的欢笑。他把鲁迅文艺奖的奖金全部捐赠给他为之服务了四十余年的南开大学，设立了“李霁野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学生。

    1997年5月4日，李霁野教授因病在天津逝世。一位优秀共产党员、著名教育家、作家、翻译家，走完了他光辉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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