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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二十年
曹其缜教授 5/2009 我于1950年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1955，正值我毕业那年，出现了“外文系事件”，系被停办。三年级的同学被迫提前毕业，一，二年级的同学转入北京外语学院或北京大学。当时正值全面学苏联，英语专业的毕业生，除了个别“出身好”的学生分配到有关政府部门工作外，像我这种“剥削阶级”出身的人都不能从事英语工作。我的同班同学，有的当了美术教师，有的当了地理老师，而我则被分配到天津四中教体育！（大概是因为在校时我是班体育委员吧！） 1956年外文系复办，李霁野先生把我调回南开任英语助教 – 当时唯一的助教！后来，费毓琛，庞秉钧加入了英专的助教队伍。 我始终认为基础教学是任何学科的最重要的一环，尤其是要真正学好一门外国语， 必须有坚强的语音，语调，语法的基础。本着这种信念，我一方面努力钻研各种新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对学生一丝不苟，严格要求。正因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就成了打击，迫害工农子弟的罪魁祸首！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变成了对贫农子弟的阶级报复！ 1969年， 由于我丈夫是文革中的“反革命份子”，我们全家作为“6.26 医疗队” 被“光荣”地送到了广西，梧州专区，芩溪县，大浜公社。这是我第二次脱离了我热爱的英语教学工作，变成了卫生所的护士！ “四人帮”被打倒后，李霁野先生又一次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回南开任教，他老人家亲自派胡仲林到广西与有关部门商谈调动事宜。我们全家终于在1978年回到了南开园！ 时代的变迁使我的家庭出身已不再是个包袱，我 居然被任命为外文系副系主任！非但如此，我还作为交换学者被派往美国堪萨斯大学工作了一年。 前前后后在南开度过了二十多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我对南开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对李霁野先生对我的培养和信任是由衷地感激，终生难忘。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回到南开园后，许多过去的学生专程到学校来看望我，向我道歉。其实他们在文革中所作的一切是他们的过错吗？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我定居美国以后，有许多过去的学生，后成为同事的南开老友念念不忘我对外文系做出的贡献。 谢谢大家对我在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工作做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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