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上学了

我七岁上小学，那时莱州刚解放不久。一天我正在街上玩，有一群孩子说，现在可以报名上学了。我问奶奶：“我可以去上学吗？”奶奶说：“你还小，能行吗？”我说：“行。”奶奶很高兴，就去把父亲小时候的书包找了出来，给我买了一块小石板和笔记本，在学校里又买了书，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活。当时在学校里我算年龄比较小的，大姨家的秋菊表姐是高年级的学生，她特别照顾我。每当下课时，她总是来看我，看到大孩子欺负我，就会上前制止，有些调皮的孩子知道我有个厉害的姐姐，对我也就另眼相看了。

上学是一件高兴的事，按照老师的要求，我每天放学回家后都要扫院子，奶奶和母亲高兴地说：“上学就是不一样，懂得干活了。” 她们表扬我，我就更带劲了，总是抢着干活。

那时在街上还有很多孩子，虽然年龄不小了，但因为生活困难上不起学。学校鼓励已上学的小朋友，要帮助这些失学儿童。当时我虽然才上二年级，但很快组织了一个失学儿童补习组，共有七八个孩子。放学后我会把他们召集起来，在家里教他们读书、写字。我办的失学儿童补习组得到了奶奶的大力支持，她找了一些折页的双面旧书，做成笔记本，供大家写字。我的失学儿童补习组引起了学校老师的重视，他们专程来家里考察，并肯定了我的作法，还在学校进行表扬。那时尽管我只有八岁，但这次表扬使我很兴奋，第一次有了一份成就感。

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解放，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们经常参加全县公判大会，大会都是在城外河滩上举行。县长亲自宣布犯人罪行和公判结果，凡是判处死刑的，就地枪决，枪声一响，全场就会立即晃动红旗，敲锣打鼓。有一段时间，几乎每隔三、五天就会有一次这样的大会。有时梦中会再现县长站在高台上厉声喊话和跪地的罪犯瞬间被击毙的情景，常常从睡梦中惊醒，禁不住出一身泠汗。

童年往往会在稚嫩的心灵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推磨”给我留下的记忆最为深刻。在过去的农村生活中，每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家产就是“石磨”，它是家庭生活的必备工具，一日三餐的面粉都是用石磨磨出来的。当时农村没有机器磨，大多数人家没有牲口，都是靠人推石磨将小麦、玉米、高粱、小米等粮食磨成面粉的。我家每隔几天就要推一次磨。石磨是由上下刻琢纹路的两个厚厚的大青石圆磨盘组成的，粮食通过磨眼漏到两个磨盘之间，再经过转动碾碎成面粉。小孩子是推不动的，往往都是父亲和母亲来推。很小的时候，大人推，我就跟在大人后面，沿着磨盘转圈。后来就用一根绳子套在身上，拉着大人的磨棍走，到十岁左右，我就会同母亲一样用磨棍了。在母亲的鼓励下，边推边数着走过的步数，看着转动的磨顶上不断减少的粮食和磨盘底座上渐渐增多的面粉，不知不觉地将粮食磨完了。大人一般白天干地里的活，晚上点上煤油灯开始推磨。后来我长大了，放学后或礼拜天，就同弟弟妹妹们一起推，一边推，一边看书，一边讲故事，有时还搞点推磨比赛，逗她们乐，大家说说笑笑也就不觉累了。

在农村最热闹的事，莫过于娶媳妇和嫁闺女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陪送大姨家的大表姐结婚时的情景。闺女出嫁时需娘家人护送，大姨家没有男孩，那时我虽然只有九岁，但成了娘家的代表。记得我和大舅家的二表哥一起，护送着大表姐到她婆家。出嫁那天，大表姐头上蒙着红布，脚踏红地毯，我和二表哥一前一后轮流捯着红地毯，从屋里一直捯到花轿下。表姐上了花轿，轿夫边走边晃着轿子，临进村时，晃得更厉害了，村里的人们也都跟着起哄，轿子越抡越高，我和二表哥拼命地拽着轿杆子，可是轿夫人多力气大，轿子被抡得更高了，我看着都有点头晕了，何况花轿里的表姐呢。到了表姐的婆家，我们属于尊贵的客人，被让到上桌，婆家人非常敬重我们，热情地敬酒、夹菜，我不会喝酒，他们就往我的碟子里夹好多肉。饭后，我才发现母亲专为我做的青色新大褂上已滴上了好多油滴，奶奶看到后笑着说：“轻易不吃肉，这回可捞着了，都吃到大褂上了。”后来大姨家的二表姐结婚时，也是我作为娘家人送到婆家和接回娘家的，自然也受到婆家的盛情款待。

送走大妹妹

1951年春天，母亲生了第四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第三个妹妹，家里四个孩子，我是唯一的男孩，那时重男轻女，担心会出现四代单传，于是奶奶和父母亲商量决定给三妹妹起名叫“换”，就是说下面要换个男孩。家里孩子多，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了。当时远在天津的二舅和二舅母的孩子却都夭折了，他们曾向母亲提出要一个女孩，而且点名要大妹妹。二舅和二舅母是母亲最信任的人，况且当时我家生活也很拮据，于是答应了二舅母的要求，委托从哈尔滨回家探亲的二姑父将大妹妹带到了天津，二舅给她起名叫“如清”。大妹妹走后，全家人昼思夜想，很长一段时间放不下。每当提起这件事来，母亲就会难过地掉泪，她经常一个人到后院嚎啕大哭。那时她正在月子里，结果脸上长了很多红斑，瘙痒难忍，医生说：“这是月子病，很难治。”后来时好时坏，平时只要一着急上火，就会复发。

说来也巧，妹妹来到天津后，年过四十的二舅母竟然在第二年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大镛”，大家都十分高兴，都说这是如清带来的小弟弟。过了两年，母亲思女心切，还是带着两岁的三妹妹去天津看望大女儿。看到二舅和二舅母对如清视同己出，特别关爱，而且还供她上了小学，母亲特别高兴，也就安心了。后来二舅一直供如清上到大学。记得母亲从天津回来在潍坊转乘长途汽车时，正赶上下大雨，所有的车都停开了，母亲在潍坊车站呆了一天一宿，一路上她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饿着肚子也要把二舅给的两盒点心带回家。家里因为困难，是买不起点心的。这次二舅还特别为我买了一双球鞋、两打铅笔，当我看到这么多铅笔时，真是高兴极了。在那个年代，家里买油、盐、酱、醋的钱都要靠卖鸡蛋来维持，哪有钱买那么多铅笔？为了省钱，我平时做练习都是用石板，只有做作业时才用铅笔。这么多铅笔足够我用两年的了，能不高兴吗？！

母亲虽然带着四个孩子，但她很能吃苦，为了种好那五亩薄地，她同父亲起早贪晚，从不落后。她总是干活在前，享受在后。有了好东西，总是先让着奶奶和父亲吃。

记得每到到收小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就会带着我，在收麦子的前一天晚上到离麦地较近的表姐家住下，半夜趁凉快他们俩就会到地里拔麦子，天亮待我赶到地里的时候，他们已经拔了很多了，我就会在后面拣麦穗。每当闻到麦子夹杂着泥土的那股特殊的香味，人们就会搓一把麦粒放到嘴里爵起来或者在地头用火烤青麦穗吃，那麦粒的清香甭提多有味道了，至今回想起来，真想再烤一把清香的麦穗，好好吃一顿。到收获季节，你看吧，田间、地头和大街小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人们的嬉笑声、吆喝声处处展示着收获的喜悦，再加上满载麦秸鱼贯而行的独轮车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52年在二舅的资助下，父亲在离家较近的东关村外买了一亩水浇地。这块地不仅离家近，而且土质好，又有水井，粮食产量是普通旱地的三、四倍，这也给全家带来了希望。冬天早晨天刚亮，父亲就挑着两桶尿去浇地，风雪无阻，因为只要肥料上足了，开春再浇水，麦苗就会长得很壮。至今回忆起父亲当时的样子，还是那么清晰：他头戴着一个破毡帽，脚上穿着一双破棉鞋，身穿着破棉袄和一条厚棉裤，走在路上，总是哼着京剧小调。从他满脸的喜悦中，可以看出对收成的期盼。的确，在收获小麦的时候，看到满园沉甸甸的麦穗，大家都喜出望外，奶奶和父亲、母亲更是乐得合不上嘴。为了庆贺丰收，母亲先将搓下的麦粒放到锅里烘干，紧接着磨成面粉，蒸出一锅大馒头，让全家老老少少都吃个饱，因为已有几个月没有吃到馒头了。

那年，麦子脱粒晒干后，紧接着就是统购统销，每晚上会连续开会。因为国家也比较穷，政府只得派人进村动员老百姓缴公粮、卖余粮，而且都有指标。这时常常看到母亲面带愁容，我一猜就知道又是粮食上缴多了，家里不够吃了。过不了几天就看到母亲背着剩余的小麦，到集上去换高梁，我问母亲为什么用麦子换高梁，母亲说，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高粱，还可以省出买油盐酱醋的钱来。就这样，眼看着麦子收获了，可又吃起了高粱饼子，但与春天不同的是，这时不用掺着野菜吃。

就在1952年父亲响应政府号召，率先同村里五、六户人家组织了互助组，大家在播种和收获的季节，互相帮助，一起干活。闲下来的晚上，大家坐在炕上、炕下，叼起一个个大烟袋，屋里烟气腾腾，有时讨论改进农作的方法，有时论个家长里短，说个笑话，很是热闹。我常常参加他们的会议，特别有兴趣听他们说笑话，有时太晚了，父亲就会叫我回去睡觉，可我正听得入神实在舍不得走。七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互助组来，那干活的场面，每个人的相貌、表情和说话的样子，还是那么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母亲，搏击热土的人

195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县城供销社拟招父亲当售货员，当时每月工资仅8元钱，父亲有点犹豫，怕荒了家里的地。母亲觉得能吃公家饭，还能挣钱，这个机会不能丢掉，她毅然决定自己挑起家里这付重担，让父亲去公家上班。从此，母亲便独自种起了6亩地。在农忙的时候，父亲就会请假回家帮助母亲干活，母亲对父亲也很敬重，每次父亲回家，她总要做两个荷包蛋给他吃。

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十五凌晨，母亲又生下了二弟育鹏，然而她并没有很好的休息，生孩子的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因为正是秋收季节，俗话说：“三春不如一秋忙”，的确既要收秋、晒粮食，又要种麦子，家里家外到处都是活，哪有一点空闲时间？育鹏的降生给全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因为家里有了两个男孩，从此打破了三代单传的格局。不料，第二年春天育鹏染上了猩红热，在当时，这是一种很厉害的流行性传染病，没有什么特效药，眼看着他不吃不喝，十分危险，父亲母亲和奶奶都很着急，到处求医，医生说，这个孩子可能保不住。我倚在门旁，看到躺在炕上奄奄一息的弟弟和大人们着急的样子，只有暗自掉泪。母亲不断地给他灌药、灌水，过了两天育鹏竟睁开了眼，竟奇迹般地一天天好了起来，真是谢天谢地、上天保佑，大家都露出了多日来少见的笑容。

秋后野草长起来了，这是孩子们拾草的好机会。星期天或假日，我会带着个竹耙子和一个大篓子，同街上的小伙伴一起去野地里拾草，然后在院子里将草晾干，堆成一个小草垛，冬天就可以用它烧火做饭了。每当我背着一大筐野草回家的时候，奶奶总是迎上前来说：“又拾了这么多，累不累？先喝点汤吧。”说着就会递给我一碗米汤。母亲干活回来看到我的收获，也会大加赞扬。每当得到他们的鼓励，我心里总是美滋滋的，暗下决心：明天我拾得还要多。

为了全家的生活，母亲依然起早贪黑不停地干活，奶奶在家做饭和照顾我们几个孩子。最忙的时候，父亲就会请几天假，回家帮忙。我经常在下午下课后，不再参加课外活动，直接到地里帮母亲干活，晚上回家还要帮母亲推磨。

母亲是个小脚女人，为了生计，她推起了独轮车，像小伙子一样送肥运庄稼，这在莱州实属罕见。当她推车走在路上时，经常会引来称奇的目光。去我家的那五亩薄地，需要爬几个又陡又长的高坡，还要过七、八十米的河滩，车轱辘陷到沙滩里，就很难推动。到了夏天，形成几十米宽的河水，车子过河就更难推了，更要有人拉车子，这时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帮手了。

记得有一次，母亲送肥我拉车，走到临近河滩的高坡时，她脚下突然一滑，车子顺着高坡飞速地滑了下去，我拼命地往后拽，然而因为坡太陡，车子拽着我们飞也似地滑到沟底，我和母亲都摔倒在沟底下，幸好只是手脸擦破了皮，没有大碍，但那独轮车的双把都摔断了，看着洒满一地的粪土和满脸的伤痕，我惊呆了，不知所措。母亲定了定神，叹了口气说：“没关系，幸好咱娘俩没出大事呀。等你爹修好车子再运吧。”爹是个手巧的人，他连夜赶回家，很快将车子修好了。

还有一天傍晚，我和母亲往家运庄稼，母亲装了满满的一车，顺着弯弯曲曲的坡路转到了沟底，前面就是一个石头高坡，母亲推车，我在前面拉，上了几次都因为脚下太滑，车子又退了下来。我们停在沟底，看着这凶险石坡，心想这时来个小伙子就好了。说来真巧，不一会突然听到坡上有人喊：“舅母，我们来了！”我们抬头一看，原来是在城里打工的万令表哥和表姐夫回家路过这里。这回可有救了，我们高兴地向他们打招呼，他们两个人一个推车，一个拉车，很快将车子推了上去。表哥说：“舅母，怎么装这么多呀？”母亲笑了笑说：“不是为了少跑几趟腿吗。”我想，要是每次走到这里都能遇上表哥和表姐夫该多好啊。

母亲干活总是起早贪晚，她怕往返耽误时间，一干就是一天，早晨带上两个饼子、一个咸罗卜、几棵大葱和一罐米汤就下地了，中午在树荫下随便吃一点。星期天我常常和她一起下地，品尝着这类似现代人的野营生活。秋天地里的蚂蚱和蝈蝈对我最有吸引力了，我会抓很多蝈蝈带回家，养起来，听到它们那欢快的叫声，真叫人开心。我最不愿意摸黑回家了，可是母亲却经常干得很晚，天黑才动身。我常看着落山的太阳，提醒她：“娘，该收工了。”她却说：“趁凉快再干一会，明天就可以少干了。”其实，这是她的口头禅，哪一天都少干不了。收工后，在漆黑宁静的夜晚，我们淌过大沙河，又穿过一片片种满高梁和玉米的农田，听着池塘里青蛙呱呱的叫声，真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夏天是多雨的季节，地里的杂草蓬生，如果不及时除草，就可能荒了地，影响收成。记得有一次阴天，母亲拿着锄头去除草，奶奶劝她不要去，万一下雨河里发水就麻烦了，母亲说：“趁凉快，还是抓紧把剩下的活干完。”结果在收工回家的时候，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奶奶急了，她怕母亲回家过河出事，就对着老天跪下哀求道：“老爷爷开开恩吧，保佑媳妇过了这条大河吧！”过了一会儿，当母亲突然回到家时，浑身上下淋得像个落汤鸡，奶奶一把抓住她的手，两人都大哭起来。原来母亲渡河时，山洪暴发，汹涌的河水滚滚而下，突然一个浪头打来，将她打了个趔趄，差点将她卷走，幸好她用手里锄头支着河底才没有倒下，慢慢地过了这条河。这件事给全家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每当回忆起来都感到后怕。如果当时母亲发生意外，我们这个家庭的生活将不堪设想。

母亲是个十分要强要好的人，她不仅要种好地，还要把孩子们打扮得干干净净，像模像样；她不仅能吃苦，而且干起活来眼明手快，非常麻利，亲友和邻居们都赞叹不已。她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常常在煤油灯下浆洗缝补，让孩子们的穿着既要整齐，又要干净。过节的时候，一定要换上新一点的衣服。每当春节来临的时候她最忙了，除了准备过年全家的吃喝外，往往腊月三十，还要通宵达旦地缝衣裳、做鞋子，为的是让孩子们在正月初一早晨，都能穿上她亲手做好的新衣服、新鞋子出去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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