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軒進：《非常时期的南开特殊求学经历》续

《非常时期的南开特殊求学经历》续

周轩进校友 October 14, 2019

五、尾声（文革）

1966年5，6月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后，当时的校党委为自保，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南开大学的著名教授和普通干部群众。据后来统计，仅在外文系106名教师和干部中，被开辟大字报批判专栏的就有98人，占总人数的92%。

我作为直接对高教部和南开大学校党委负责的直属团支部书记，很恳切地给当时的“尊敬的”校党委书记臧伯平写了封信。指出校党委这样做是“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希望他能“尽快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但臧伯平不仅拒绝了我的善意，反而指示外文系对我组织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至今还记得的两张大字报有《周轩进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周轩进作为团支部书记，是英一·五班的当权派。他要带领全班同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就是实打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张大字报说《周轩进是不学无术的公子哥》，

“穿一只袜子去上课”“不满足于学校食堂伙食，花钱请同学去吃狗不理包子”，“年终考核勉强及格过关”等等。只有天真的苏智娟老师贴出了唯一一张反驳的大字报:说她自始至终参加了英一·五班的期终考核。全体考评老师一致认为周轩进同学的成绩是最好的。只是为了避免他骄傲，给其他同学造成压力，才决定和其他考核通过的同学一样，只公布“成绩及格”。我们班也有同学为避免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张贴大字报表示“拒绝今后留学”。

1966年8月7号，校党委又指示各系“全面开花”，把各系的知名教授和老师们戴高帽子游街。外文系由当年鲁迅先生的朋友，著名学者李霽野系主任排头，后面跟着一窜著名学者教授，都带着“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高帽子。还强迫李霽野，一边敲锣，一边游行，一边高声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极尽侮辱斯文之能事。我们尊敬的曹其缜老师也被剪了头发。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先于8月8日在第三食堂门口贴出了《揭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首次在全校公开点了臧伯平的名字，指责他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又于8月11号，親手起草了《卫东战斗队成立宣言书》，并于8月12日，带领英一·五班全体17名同学，和一直紧紧跟随我们班的俄一谢俊平（后成我国驻爱沙尼亚大使）和数一胡振淑等七，八位同学，共二十多人，于8月12日成立了南开大学文革中第一个自发的群众组织《卫东战斗队》（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后，改称《卫东红卫兵》）。

6月初给校党委贴出第一张质疑大字报的于泽光，在高压下虽然没有公开站上卫东成立大会的天津师范学院礼堂舞台，却一直紧紧地跟在英一·五班队伍的后面。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经三的周少华，闻讯后第二天也赶来参加了卫东队，并带来了她爸爸请示周总理后，支持她加入卫东队的口信。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卫东的初期领导核心并没有经过什么选举或任命。但在校方的《敌情简报》和对立面“八一八红卫兵”的大字报中，都称卫东队和卫东红卫兵的核心领导是“大队长周轩进，女政委周少华，副大队长于泽光”

卫东队成立后，我的每一次演讲都有上百人的围观和围攻，但每次演讲后，都有几十或上百人倒戈加入卫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到二、三千人。成为了南开园里的多数派。9月初，周少华和我代表卫东红卫兵在天安门接受了毛主席对红卫兵的第二次检阅。周少华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城楼的大照片上了人民日报头版。我被安排上了观礼台离毛主席检阅最近的一边，近距离地亲眼目睹了真正是“红光满面”的毛主席的风采。

10月初，我们决定联合化学系主要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夺取学校行政大权。各派一致同意联合在卫东红卫兵的旗帜下，但对领导构成有争议。最后我力排众议，决定在共同宣布遵守《卫东战斗队宣言书》及相关纪律的前提下，所有原各组织的领导班子，都进入新卫东红卫兵的领导层。实行委员和常委共同议决的分工负责制。

10月上旬，百年南开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由学生自治组织掌控南开大学最高领导权的巴黎公社式的治理。

此后，卫东红卫兵进一步发展壮大到5000多人（极端时，对立面只剩100多人），成为南开大学的绝对多数派。

以后，我积极响应周总理的干部子弟不宜担任红卫兵领导的指示，宣布并在日常工作中退出了卫东领导岗位。但由于威望较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卫东凡有大事，还是愿意来向我报告和听取我的意见。

周少华的父亲周荣鑫等于1966年12月底被江青点名批评操纵“联动”等红卫兵，被迫于1967年初离开了国务院领导岗位。跟随周总理多年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被迫自杀。周少华也离开了卫东领导岗位。到大联合时，初期领导核心只剩下了于泽光。于泽光因此代表卫东红卫兵，当选了南开大学和天津市红代会负责人和天津市革委会常委。但在上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时，因不是党员而未能入选。

有同学曾惋惜地说，如果周轩进不是早早地离开了卫东领导岗位，作为文革前的党员，一定会当选九大代表，并更上一层楼。我说，如果真是那样，我不是和后来的“四人帮”沆瀣一气，对党和人民犯下大罪，就是和中途和他们翻脸，不得好死。恐怕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

我退出卫东日常领导岗位后，有时间认真思考，感到文化大革命离开我最初的理想轨道越来越远，陷入苦闷。随后在北京期间，一次被动，一次主动地，单枪匹马地进行了两次重大行动。

1967年上半年，党内和社会上都出现了一股配合中央文革小组从周总理手中夺权的妖风。

许多副总理被打倒，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自杀，秘书长周荣鑫离职，国民党反动派在历史上伪造的周恩来自首的《伍豪启示》流短蜚长。

周总理身边只剩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协助他抓经济。但以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还企图打倒李先念，彻底孤立周总理，从而进一步夺取国务院大权。

一天晚饭后，我在北京的家里突然接到一个不是找我父亲，而是找周轩进的电话。电话里急促地报告我说，中南海围墙上面贴满了“打倒李先念”的大字报，让我快去看。我一听就急了。不仅是因为李先念当年曾救过我父亲的命（详见拙作，中直机关获奖作品《白金婚风雨情》），还因为这是要打倒周总理的前奏！我急忙跑到中南海墙边。看到有十几个人，正在用“李先念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等署名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的大标语覆盖署名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的打倒李先念的标语。

这时两个身板挺直的中年人提着浆糊桶向我走来，问我“你是咱卫东的周轩进吧？”我说是。他们说，“蒯大富他们太可恶，居然要打倒李先念，我们卫东正在灭他们的威风！”我说，你们干的好！毛主席早就说过“李先念是个人才”。如果这些大标语留到明天天亮，被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看到，就会误认为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态度。如果李先念再被打倒或停职，周总理又要顾文革，又要顾经济，累也累死了。我并告诉他们，还有几处没有盖严。他们立即提着浆糊桶跑去了。

此后很久，南开卫东里没有一个人向我提起过这件事。我后来才猜测到，对红卫兵的大字报，只能用不同意见的红卫兵大字报来对付。能和清华红卫兵对抗的，只有抗战时期和清华北大共同组成西南联大的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仓促之际，很可能是中南海内保衛周總理和李先念的幹部群衆組織，以南开卫东红卫兵的名誉贴了覆盖大字报。为万全起见，必须有卫东红卫兵的头头在现场指挥。一旦发生对质，要有卫东的成员出面承担责任。而我和周少华在卫东成立初期，就在周总理处备了案。周总理处，也一直有我父亲的电话。

所幸这只是中央文革对总理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没有得手，也就没敢再追究。

我主动单枪匹马干的另一件事，是在中央党校给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贴了大字报，正告康生同志不要重犯延安整风时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我也因此成了南开园里人所共知的“炮打康生的黑炮手”。后来许多同学都问我，为什么其他贴康生大字报的人都惨遭迫害，你却能安然无恙？我开始也不知所以，后来才明白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当时中央出台了一个中央文件：为保持外交工作的稳定，我驻外外交人员亲属文革中有问题的，各地不得自行处理。必须处理的要上报中央批准。因文革中大部分使馆大使都被揪回，停摆了日常工作。而我父亲主持的坦桑尼亚大使馆，因援建坦赞铁路等还在正常工作。这个文件几乎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二是文革时父亲长期主持坦桑尼亚大使馆的工作。和已进入中央的王洪文一起造反起事的亲密小兄弟之一，到援建坦桑纺织组任翻译期间，企图向国外输出文化大革命和造使馆党委的反。被我父亲坚决阻止，并上报周总理和毛主席，先把他强制遣送回国，后又逮捕入狱。给了王洪文和当时的中央文革以极大的震撼。意识到我父亲不仅深得周总理的信任，也得到了毛主席的格外信任（详见《父亲周伯萍周年祭》），这在我父亲后来在希腊大使任上，所犯“雅典事件”错误中，得到了毛主席的特别保护，再次得到了证明。后来我听到上报材料企图整肃我的人说过：“周轩进这小子后台太硬，算了吧”，可能是请示后得到的反馈。

文革结束后，在落实干部政策时，臧伯平官复原职，回到南开大学当了党委书记。但以杨石先校长为首的南开十几名全国知名教授，联名上书中央，要求将臧伯平调离南开。中央既要落实干部政策，又要顾及专家学者的感受，遂决定提升臧伯平同志到教育部任副部长。

南开大学的文化大革命，遂落下了各方满意的大结局帷幕。

我有一次在国外工作期间，在使馆招待所有一小青年，突然找到我急急问道：“你是南开的周轩进吗？”我刚一点头，他就紧紧地上前握住我的手，连连说：“可遇到真神了！可遇到真神了！”看我一脸懵懂，他急忙自我介绍说，“我是臧伯平的小儿子呀！”我恍然大悟地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可谓是“双手一握泯恩仇”。

原来我和臧伯平虽然在文革中一度成为你死我活的对手。但都是基于文革错误路线下对政策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并无个人恩怨。

臧伯平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党内斗争经验的资深的老革命，曾经身经百战，不料在文革中几经挣扎，却一度在我这个还未满20岁的毛头小伙子面前败下阵来，后来我们又都分别以各自的理解，走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我们之间不仅没有仇恨，反而是惺惺相惜的，最终都坚定地站在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

【附一】：《卫东战斗队成立宣言书》

卫东战斗队成立宣言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誓死捍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社会主义东风革命战斗队宣告成立。

我们的战斗队是在我校和天津市高校文革负责人臧伯平被揪出来的情况下成立的。我们的战斗队是在我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已经成为揭发臧伯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障碍的情况下成立的。

我们的战斗队是在南开大学、天津市、河北省的阶级斗争处于严重关头的时候提出来的。

我们当前最紧急的任务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为指导方针和战斗武器，打破一切束缚群众手脚的条条框框，发展壮大革命左派队伍，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彻底揭露以臧伯平为首的校文革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臧伯平的其他问题。破除单纯上级观念等旧习惯，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团结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以便更好地贯彻中央一斗二批三改的三大革命任务。我们要切记：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决不怪罪和排斥暂时受蒙蔽的群众。

我们的组成是以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子女为主体的吸收一切革命左派。

我们要立即成立各系的《卫东》革命小组，在充分民主的推举下，在革命斗争中形成各系的《卫东》革命小组的核心领导，同时各系要推选自己的代表到英一五班2-107室联系以筹备成立校《卫东》战斗队核心领导。我们还呼吁天津各大专学校成立《卫东》革命小组，起来揭发臧伯平，并进而成立市高等学校《卫东》战斗队，完成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任务。

我们当前的口号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走开！”

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毛主席的亲切教导，给了我们无比的信心和勇气，给我们增加了无比的力量。

阶级斗争是严重的、曲折的、复杂的。我们面临着的对手是有组织的，是很强大的，我们一定会遭到他们疯狂的攻击，他们一定会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来转移我们的目标，涣散我们的团结。但是每受一次打击和压力，就要学一次《为人民服务》，去一次私心杂念；每遇一个新情况就要学习毛主席的阶级分析和辩证法看透问题的本质，再加上有了自己坚强的组织，这样我们就会成为实际上不可抗拒的力量！

我们活着就是为人民服务。传播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大的为人民服务。我们毕生的事业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传播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像刘英俊同志那样，努力地学习最高指示，忠实地执行最高指示，勇敢地捍卫最高指示，热情地宣传最高指示。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人民的南开大学永远高高飘扬！

南开大学卫东战斗队
起草执笔：周轩进

【附二】：1966年8月13日，卫东队成立后，周轩进在南开大学演讲的老照片：

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