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天津红卫兵领袖于泽光

悼念天津红卫兵领袖于泽光

—我与南开卫东于泽光和周少华的点滴回忆

周轩进校友 April 2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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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于泽光来京做心脏搭桥手术，摄于北京海军总医院,左起：周轩进、郑之锦、于泽光。

惊悉南开学友，卫东亲密战友于泽光因心脏病于2020年4月22日晚不幸去世，不胜悲痛。这是继前两年周少华游泳呛水，肺炎发作，不幸突然去世后，又一个亲密战友不幸早逝。至此，文革时期，南开卫东的早期核心3领导，只剩我一人了，不胜悲凉。

这次南开百年校庆，原与于泽光商定好，去他家住2晚，共同回忆南开文革史，以期补充，纠正一些南开文革史料。为后人留下一部南开文革的早期信史。留下些宝贵的经验教训。

但因同行的郑之锦同学担心彻夜长谈会影响于的心脏恢复。后又因外语学院校庆日程安排的格外繁忙，未能去于家长谈。还是于泽光趁校庆大会前夕，抱病匆匆赶到校门口，与我们见了一面。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最后的诀别。

于泽光当年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于1966年6月初，在南开园里最早贴出了大字报，对校方种种作为是否符合中央精神提出质疑。

我作为英.一五班（高教部直属留学预备班），接受南开校党委和高教部双重领导的团支部书记，写信给校党委要求党委立即改正残酷迫害知名教师和教授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做法，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却被党委书记臧伯平拒绝并组织围攻。我认识到必须有自己的组织，才能有效对抗。于是亲手起草了《卫东战斗队成立宣言书》，带领全班17名同学，和一开始就和我们班战斗在一起的七，八名同学，于1966年8月12日，毅然举起了卫东大旗，成立了南开历史上第一个群众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

周少华闻讯后第二天就赶来加入卫东队并传达她爸爸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话:中央收到了卫东队成立的致敬电，并转达了周总理对南开卫东队成立的祝贺和支持。

于泽光由于还没有完全从校党委内定的“66式右派”帽子的精神政治重压下解脱出来，开始几天还不敢抛头露面，只是悄悄地跟在队伍后面“做些打杂的工作”。后来很快就抛下了政治包袱，正式加入了卫东并开始冲在前面。

校党委在内部《敌情简报》中报告称:“反动组织卫东战斗队的核心领导是:大队长周轩进，女政委周少华，副大队长于泽光”。铺天盖地的围攻卫东队的大字报当时也是这样称呼的。

1966年9月中，周少华和我被中央指定代表卫东队，接受了毛主席（第二次）检阅红卫兵。周少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我被安排在观礼台离毛主席最近的一个角上。亲眼目睹了真正是“满面红光”的毛主席的风采。

期间周荣鑫转达了周总理的意见:红卫兵的领导，不能只有干部子弟，要有贫下中农和工人的代表。少华和我当场商定，补报了于泽光作为卫东队核心领导之一，向中央作了备案。

此前卫东队（后改称卫东红卫兵）的核心领导，完全是在斗争中自发形成的，并没有经过任何选举或任命程序。此后才有了组织备案的正式领导核心:周少华，周轩进，于泽光。

10月份，我们认识到，只有自己的组织还不够，还必须夺取南开大学的行政领导权，才能使南开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才能实现我们“人类大同”的理想。但前提是必须兼并或联合一切革命组织，特别是有1000多人的化学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我力排众议，主张在统一的“卫东红卫兵”的旗帜下，在都承认“卫东战斗队，宣言书（后相应改为卫东红卫兵宣言书）的前提下，原各革命组织的领导核心，全部进入新的卫东红卫兵的领导核心。必要时我可以让出位置。最后达成了一致的合并意见。决定在联合夺权成功后，立即宣布合并。
于泽光受命担任进攻行政楼的前线总指挥，冲锋在前。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夺权任务。在南开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巴黎公社式的，学生教师自治模式。初步实现了我们“人类大同”的有些乌托邦式的理想。卫东红卫兵，也已经由最初的二，三十人，发展到5000多人。成为了南开大学掌权的绝对多数派。

后来，我根据周总理的有关指示，宣布退出了卫东领导岗位。并在以后的冷静思考后，认定文革已误入歧途，重犯了延安时期“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给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顾问，中央常委康生贴了大字报。成为“炮打康生的黑炮手”。周少华父亲周荣鑫于1967年初，被江青点名批判后，离开了国务院秘书长岗位。周少华也退出了卫东领导岗位。在中央有备案的于泽光，在中后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南开卫东红卫兵的代表和最高领导。一路当选为南开大学红代会，天津市红代会，南开文革会负责人和天津市革委常委。成为那个时代的天津红卫兵的领袖和全国时代弄潮儿之一。

虽然在后来才认识到的，整个文革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已身居高位的于泽光，不可避免地犯了执行文革路线的政治错误。但令人欣慰的是，于泽光始终坚持了卫东宣言中，对事不对人的斗争原则和南开大学的优秀校风传统。从未搞过人身迫害，抄家劫财之类的勾当。始终恪守了人性善良的质朴本质。始终保持了南开卫东红卫兵，在整个文革中，都表现为一支少有的文明之师。

因此，在文革后期的清算斗争中，在绝大多数文革中有全国影响的大学红卫兵领袖多被定位“三种人”的罪人时，于泽光因没有个人劣迹，没有定为“三种人”。

但在以后的干部使用上，还是受到了一些限制。最后以处级干部退休。

斯人已去，但于泽光当年敏锐的政治嗅觉，为了实现人类大同的共同理想而冲锋在前的勇敢精神，以及坚持做人的善良本性，始终保持卫东红卫兵的文明之师的责任担当。不论什么时代，都将有着永恒的价值。

当前，人类首次作为一个全球命运共同体，直接面对新冠病毒的毁灭性挑战。整个人类社会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浩劫，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此疫后，一切都将不同。它给每个国家，每个人所带来的巨大的命运变化，将远甚于文革带给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此疫后，或是整个人类的毁灭（如严重分裂对立导致的核攻击等），或是不同文明的大融合，把一切某某国第一之类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某某制度战无不胜的唯制度论，以及种种文明对立而不可调和论，通通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真正实现我们年青时的实现人类大同的初心和始终不渝的美好理想。只有在全人类都宣布战胜了疫情后，我们才能最后宣布战胜了新冠病毒。此疫后，只有在实现整个人类的伟大复兴之后，才能最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人类这样特殊的历史时代，我们仍然需要于泽光那一代的弄潮儿那样的政治敏锐，勇于担当和一颗永不泯灭的实现人类大同的初心。我们仍然需要“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博大的胸怀。全世界的各种文明联合起来，战胜疫情，实现全人类的伟大复兴！

谨已此文悼念挚友于泽光的不幸早逝。

周轩进于2020年4月23日。